摘要：2002年，因为一次采访，我走进了人类文明史最黑暗的一页：在中国东北的日本731细菌工厂，强壮的中国男人体内被注入了鼠疫、霍乱、炭疽、鼻疽、破伤风、气性坏疽等各种病菌，成为培养细菌的活体；他们被关在秘密的牢房里，观察、取样，放血，然后被送上手术台解剖，最后被投

2002年，因为一次采访，我走进了人类文明史最黑暗的一页：在中国东北的日本731细菌工厂，强壮的中国男人体内被注入了鼠疫、霍乱、炭疽、鼻疽、破伤风、气性坏疽等各种病菌，成为培养细菌的活体；他们被关在秘密的牢房里，观察、取样，放血，然后被送上手术台解剖，最后被投进焚尸炉里烧成灰烬。而用他们的身体培养出来的细菌，却活着，被制造为致命的细菌武器，配合作战，撒播或投放到中国人口集聚的重要地区。

日本侵华战争对中国来说是一场国家民族的灾难，也是许许多多家庭的灾难，然而这场战争中还有一场隐蔽的不为人知的更残酷的战争——细菌战。

原子弹在广岛、长崎的投爆，使核武器对人类的毁灭性危害成为举世皆知的常识；而生化武器的杀戮力，那如来自地狱的恶魔般的邪恶，远不为世人知晓。细菌武器的危险较核武器有过之而无不及。即便战争已过去80年，那些被攻击污染的地区仍然可以检测到病菌，仍然存在着威胁人类生存的安全隐患。

2024年的诺贝尔和平奖颁给了日本原子弹爆炸幸存者组织，而中国的细菌战鼠疫幸存者、崇山村的王锦悌，却在孤独和悲哀中死去。王锦悌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什么也没有得到：正义、道歉、赔偿、抚慰甚至同情。他作为证人站在日本的法庭、媒体的镜头前，奋力向世界发出呐喊，但掩盖、遮蔽、遗忘的幕帐太厚太沉重，这声音显得极其微弱。

从战时到战后几十年，细菌战对个体生命的戕害、对社会造成的恐慌、对人伦关系造成的破坏等，还有待于系统地了解和认识。直到今天，细菌战仍然是日本国家最高层的“taboo”（禁忌）：不承认事实，不公开资料，不道歉赔偿，对受害者的诉求置若罔闻。

作恶者总是借消灭历史来掩盖罪行，所以还原历史、保存真实的历史，是反思并校正人类行为的起点和前提。中日战争一直是两国之间绕不过去的巨大沟壑，细菌战问题是其中犹在流脓的疮疤。731细菌工厂和细菌战的残酷，已然成为历史，但细菌战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则一直延续到现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细菌战仍没有结束，是仍在行进中的历史。作为一名记者，所能做的不多，唯有记录，也唯有记录能够永存。

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反战力量的揭露反思，一点又一点材料的发现、发掘、拼凑（这个过程至今还在继续，新的材料还在发现中），使细菌战事实慢慢地浮现出来；1997年，中国受害者加入，他们从控诉自己、亲人、家族的受害开始，成长为村庄、乡镇、城市受害历史的调查者，一沙一滴的力量，最终汇成修补历史的民间行动。

对日细菌战诉讼经过十年三审，虽然以败诉终结，但日本最高法院全面认定了中国180名受害原告举证的细菌战事实，第一次从法的层面认定细菌战的存在及其对中国的伤害，从而使细菌战这一日本国家秘密被披露、被认定、被世人所知。

日本立教大学历史学教授上田信在接受我采访时说：“在日本，有些人是希望随着战争亲历者的年高辞世，这件事就翻篇，成为过去。”赶在当事者日日老去，将记忆带进坟墓——“历史窗口关闭”之前，把事实记录下来就成为当务之急。崇山村的王锦悌，没有等到日本政府的道歉，但他和他的同伴调查出的1240人受害名单，已经雕刻在义乌细菌战受害者纪念碑上。纪念碑上的一个个名字，曾经是父亲、母亲、妻子、儿女，但却死于“日本人放的鼠疫”。这就是中国人的“哭墙”，细菌战第一次有了世界性的言说场合，有了“记忆场”。相比犹太人建造的战争受害纪念碑，这虽然仅仅是一个开始，却是一次对战争创伤的抚慰、宣泄和纾解，是一次战争创伤的集体治疗。

浩瀚的档案，纷繁的材料，无数的当事人，时间和空间的跨度，极考验写作者的体力、耐力、智力和学识。我需要做的是耐心修筑通向塔顶的天梯：还原历史，再现历史的场景和细节，发掘每一个故事，让读者身临其境，感受到，并看见。希望读者在这本书里，不仅仅看到事实和事件，也看到故事——看到一个个生命的故事，看到每一个生命发出的、独属于自己的光芒。

来源：大众新闻-大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