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盟救国军军歌》：连接辽东烽火与国歌精神的抚顺渊源

摘要：阳光斜斜地切过已经微微泛黄的纸页，“就是这张”，王平鲁指尖拂过一张旧纸，指向“起来，不愿当亡国奴的人们”等一行行字迹，声音陡然提高，“当年孙超老人唱到这里时，还举起手臂做了个端枪射击的动作，那瞬间我就知道，老人是回到了那个最危险的年代。”

受访者简介：王平鲁，抚顺市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研究员。

阳光斜斜地切过已经微微泛黄的纸页，“就是这张”，王平鲁指尖拂过一张旧纸，指向“起来，不愿当亡国奴的人们”等一行行字迹，声音陡然提高，“当年孙超老人唱到这里时，还举起手臂做了个端枪射击的动作，那瞬间我就知道，老人是回到了那个最危险的年代。”

作为《血盟救国军军歌》的首位记录者，这位从事地方党史研究几十年的学者，向我们揭开了抚顺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之间那段被时光掩埋的渊源。

西葛社区的意外收获：

一首军歌的重现

2002年9月28日，九一八事变71周年刚过10天，王平鲁走进了西葛石油一厂工人住宅区。“朋友说这里住着孙铭武的后人，我抱着听听口述史料的心态去的，没料到会有这么震撼的发现。”

孙超老人的家在一栋点式楼的4层，88岁的老人身高1米8左右，花白短发下的面孔带着东北人特有的硬朗。“他一开口就说‘老孙家的队伍不仅抗日早，还有抗日歌曲呢，很像国歌’，我当时心里‘咯噔’一下。”王平鲁记得，老人说这话时，原本因回忆父亲而低落的情绪突然亢奋起来，在房间里来回踱步，拒绝坐下。

当孙超老人唱起那首《血盟救国军军歌》时，王平鲁迅速掏出笔记本记录。“开头‘起来’两个字拉得又平又长，像《苏武牧羊》的调子，中间却突然转为进行曲节奏，到‘去战斗！战斗！战斗’时，他两次举起手臂，食指中指并拢前伸，完全是端着步枪射击的姿势。”这段场景，王平鲁在采访纸上做过简笔符号：一个老人侧身跨步，手臂前伸，旁边标注着“节奏合拍，感染力极强”。

歌词记录完毕，老人的话更让王平鲁震惊：“这是我父亲孙铭武、叔叔孙铭宸和张显铭一起写的，曲子是留日学生张显铭谱的。”彼时，王平鲁刚参与编纂完《辽宁党史人物传》，深知孙氏兄弟是“九一八”后辽东抗日第一枪的打响者，但从未见过任何关于“军歌”的记载。

辽东烽火起：

抚顺为何成为抗日起点？

“要理解这首军歌的分量，得先明白血盟救国军的意义。”王平鲁说，在《清原县志》中，1931年10月19日这个日期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一天，清原县大苏河虫王庙的誓师，是辽东地区抗日武装的第一面旗帜。”

孙铭武的抉择，藏着那个年代爱国军人的觉醒轨迹。1889年生于清原中寨子村的他，19岁考入兴京县警官教习所，后在东北军历任排长、连长、营长，1924年已升任河北五县警备司令部上校参谋长。“1925年退役不是退缩，而是看清了军阀混战的本质。”王平鲁引用《辽宁党史人物传》的记载，“他受共产党反帝反封建主张影响，厌倦了同胞相残。”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时，孙铭武正在沈阳。据其后人回忆，他亲眼目睹日军在街头枪杀中国军民，当晚就找到留日学生张显铭等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当此国难临头之际，应奋起挺身杀敌。”他们找到辽宁省警务处长黄显声——这位后来在《红岩》中成为“小萝卜头”老师的抗日名将，给出了关键建议：“你们要抗日，可以自己拉队伍到东边去干。”

抚顺成为抗日起点，绝非偶然。“这里是辽东山区门户，清原、新宾一带山高林密，便于开展游击战争；更重要的是，孙氏家族在当地的号召力——孙家大院30多口人，150亩水田，是清原望族。”王平鲁说，孙铭武在弟弟孙铭宸的协助下，说服了当家人、二哥孙铭久“毁家纡难”，将150亩水田和15间房屋典押，换得100支枪械、1万发子弹，“这在当时能装备一个加强连，是真正的‘倾家荡产保家国’。”

1931年10月初，孙铭武在清原四道河村集结百余人队伍，请来军事教官训练。此时，两个难题摆在面前：队伍成分复杂，有农民、学生、警察，甚至绿林武装，急需统一思想；枪支弹药不足，士气需进一步提振。“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创作一首军歌成了必然选择。”

军歌诞生记：

三个爱国者的文字与音符

“孙铭武、孙铭宸、张显铭，这三个人的组合，决定了军歌的思想高度和艺术感染力。”王平鲁拿出一份三人的生平对照表：孙铭武是军事主心骨，有实战经验；孙铭宸曾任清原县教育局学务委员，擅长文字；张显铭是留日学生，熟悉音乐和群众动员。

1931年10月中旬，在清原中寨子村的孙家大院，三人围坐在煤油灯旁商议军歌创作。“当时他们已经拟定了很多战斗口号，孙铭宸提议把口号编成歌词，‘让当兵的、种地的都能记住’。”根据孙铭武夫人孙张氏、孙铭宸夫人孟庆云（均已故）解放后对子侄们的回忆，当时孙铭武、孙铭宸认为得用拟好的口号，才有股子唤醒人的劲儿，张显铭则表示调子得用老百姓熟的，才好传唱。最终定稿时，孙铭武拍板：“要喊出整个民族的危难！”于是有了“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句穿透时空的呐喊。

王平鲁强调，这首军歌的歌词，用层层递进的语言形式，表达了不愿做亡国奴的东北人民的共同心声和共同意志。

谱曲则体现了张显铭的智慧。他将民间广为流传的《苏武牧羊歌》（五声调式，悲凉沉郁）与军歌《大帅练兵歌》（节奏明快，适合列队演唱）的旋律“捏合”，开头用《苏武牧羊》的起调表达亡国之痛，中段转为《大帅练兵歌》的进行曲节奏，契合“起而杀敌”的激昂。“这种融合太巧妙了，既让农民一听就熟，又让士兵唱着有劲儿。”

军歌写成后，张显铭在孙家大院教唱的场景，成了姜学儒老人一生难忘的记忆。“20多个青年分几排站着，张显铭穿日本学生服，拿木棍当教鞭，一喊‘起来’，我还以为是赶我这个看热闹的小孩呢。“2014年，92岁的姜学儒对王平鲁比划着当时的场景，”后来全村人都跟着哼，连老太太纳鞋底时都唱‘去战斗’”。

从虫王庙到天安门：

为何是国歌第一块奠基石？

1932年1月初，孙铭武被假意合作的汉奸于芷山诱杀，慷慨就义；1933年2月，孙铭宸被日军逮捕关进监狱，后遭杀害。2014年9月1日，民政部公布首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与英雄群体名录，孙铭武名列榜首；2015年8月24日，孙铭宸入选第二批名录。“孙氏兄弟的牺牲，让这首军歌有了血写的注脚。”王平鲁的声音低沉下来。

军歌与国歌的血脉联系，在歌词中清晰可见。王平鲁拿出两份歌词对比：

《血盟救国军军歌》（2002年记录）

起来，不愿当亡国奴的人们

用我们的血肉去唤醒全国民众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去战斗！战斗！战斗！

《义勇军进行曲》（1935年）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核心意象、句式结构、情感逻辑高度一致。”辽宁省社科院研究员卢骅在《论国歌创作与辽宁义勇军的关系》中指出，田汉1935年创作《义勇军进行曲》时，极有可能接触过流传到关内的《血盟救国军军歌》——1933年长城抗战期间，不少东北义勇军入关参战，军歌随之传向华北，而田汉正是当时北方左翼文化运动的组织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