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75年12月26日午后，中南海的北门显得格外安静。警卫员按惯例检查来往凭证，一名身着旧棉袄、提着柳条篮子的农村妇女却执意往里闯。她自称来自西柏坡，要给毛主席送寿礼。警卫摇头，例行公事地回复：主席身体欠安，概不接客。

1975年12月26日午后，中南海的北门显得格外安静。警卫员按惯例检查来往凭证，一名身着旧棉袄、提着柳条篮子的农村妇女却执意往里闯。她自称来自西柏坡，要给毛主席送寿礼。警卫摇头，例行公事地回复：主席身体欠安，概不接客。

毛主席那天正在卧室小憩。工作人员汇报“有西柏坡熟人求见”时，老人只是挥手：先挡回去。几十年来，陌生的登门者不少，拒见几乎成了常态。但五分钟不到，门口又来电话——“她说自己叫小樱子”。一句话落地，老人顿时直起身子，声音有些颤：“快请进来，要客气。”

名字像钥匙，瞬间打开回忆的闸门。时间倒回到1948年5月下旬，中央机关刚迁到平山县西柏坡。山路崎岖，车队驶进村口，乡亲们早已把土路围得水泄不通。毛主席一身灰布军装，汗迹未干，却挨个与村民握手寒暄。他当场留下承诺：只要提合理请求，第二天亲自来听意见。

第二天，他真的进了村支书家。屋子阴暗，却塞满了乡亲。支书十二岁的女儿躲在大人背后，露出半张小脸。毛主席弯腰问：“小姑娘，你叫什么呀？”她脆声回答：“小樱子！”屋里一阵笑。自那以后，小樱子常往驻地跑，送一把蓖箕，捎几颗红枣，见到主席就像见到隔壁爷爷。

同年12月26日，主席在西柏坡过五十五岁生日。小樱子抱一篮大红枣，一边倒在案上，一边嘟囔：“枣送了，篮还得拿走，明年用得着。”老人被逗得前仰后合。那只篮子，从此成了二人之间的小暗号。

1949年10月，开国大典前夕，支书受邀赴京。毛主席先看到那只柳篮，才想起人还在老家，马上派车把父女接来。小姑娘第一次登上天安门城楼，抬头看礼炮，眼睛亮得像初秋的星。

西柏坡的稻田也在那期间牵动着老人心。一次散步，他发现当地农民仍用“撒籽直播”的老法子，产量低得吓人。便现场示范插秧手势，建议育秧移栽。第二年，中央派出技术队，亩产翻了一倍多。河北省内部会议上，毛主席专门提到这段小插曲，“插秧”二字被不少年轻干部记满了笔记本。

岁月流动，小姑娘长大成人。1960年前后，她嫁到北京延庆，家底薄，常挑着那只旧篮子进城卖鸡蛋补贴家用。父亲病重时曾嘱托：“若有机会，再见见主席，告诉他咱们的情况。”嘱托像种子，一直埋在她心里。

于是便有了1975年这天。小樱子——如今的人们已喊她樱娘——在门岗前口干舌燥地重复往事，报出李银桥、叶子龙等熟悉的名字。值班军人半信半疑，把情况层层递送。直到“西柏坡的小樱子”六个字摆在毛主席面前。

被请进来时，樱娘的手还紧握篮柄，里面是酸甜的山楂。她一见老人，扑通跪倒，眼泪止不住往下掉：“爹，我真见到毛主席啦！”这是她对已故父亲的交代，也是与童年记忆的重逢。

屋里很静，工作人员默默退到门外。毛主席靠在枕头，伸手示意她坐近些，轻声问：“生活还好吗？”樱娘抽泣着答不上话。老人叹了口气，语速放慢：“说吧，不藏着。”樱娘只得如实道出：老家连年灾害，收成寡淡，乡亲们日子紧巴。老人眉头微蹙，隔了片刻，只说一句：“会想办法。”

那天夜里，樱娘被安排在紫光阁旁的小客房。凌晨两点，毛主席仍让秘书查阅河北平山近年农业报告。第二天，老人嘱咐卫士把山楂分给值班人员，“酸甜醒脑”，自己却留下一颗压在书页里。

樱娘道别时，老人承诺：“等身体好些，再回西柏坡看看。”话音很轻，却掷地铿锵。可惜天不遂人愿，几个月后老人病情恶化，终究没能成行。

进入八十年代，国家政策转向，平山县搞起多种经营。樱娘回乡承包养鸡场，效益不错；那只柳篮挂在办公桌旁，竹丝发黑，却没人舍得丢。1984年，她作为观礼代表再次登上城楼，望着天安门广场，人群如潮。有人问她图什么，她说：“篮子在，心就安。”

故事到此并未结束。西柏坡如今是全国重要的革命纪念地，年接待游客逾百万。每逢七八月，稻穗金黄，老照片里插秧的动作与田埂上的孩童相映成趣。看着成熟的稻浪，人们总会想起那个举篮送枣的小姑娘，以及那个在病榻上仍惦念乡亲的老人。

来源：大运河时空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