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全球化格局深度调整与规则重构的当下，中国企业出海已从早期 “重市场扩张、轻风险防控” 的粗放模式，迈入 “合规为基、本土适配、长期经营” 的深耕阶段。回望全球主要经济体的出海历程，欧美企业 1980-2000 年代 “先合规后扩张” 的战略、日本企业 197
在全球化格局深度调整与规则重构的当下，中国企业出海已从早期 “重市场扩张、轻风险防控” 的粗放模式，迈入 “合规为基、本土适配、长期经营” 的深耕阶段。回望全球主要经济体的出海历程，欧美企业 1980-2000 年代 “先合规后扩张” 的战略、日本企业 1970-1990 年代 “精细化交易管理” 的实践，以及中国企业早期出海因规则缺失导致的教训，均印证了法律服务在全球化进程中的核心支撑作用。作为连接中国企业与全球市场的法律桥梁，中国律师需立足 “全球化合规 + 本土化适配” 双重逻辑，构建覆盖出海全周期的法律服务体系，为企业全球化之路保驾护航。本文由上海锦天城（重庆）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李章虎律师及团队撰写梳理，概述律师在中国企业出海中，提供全流程法律服务的框架体系。
一、出海前：战略规划与风险前置防控 —— 筑牢全球化根基
出海决策的科学性直接决定项目成败，此阶段法律服务的核心目标是帮助企业 “选对方向、摸清规则、规避暗礁”，实现风险的源头防控。
（一）目标市场法律环境全景式尽职调查
法律环境的认知偏差是企业出海的首要风险点。中国律师需依托全球法律资源网络，开展多维度、穿透式尽职调查，打破 “法律文本与实践脱节” 的信息壁垒。在宏观法律框架层面，需系统梳理目标国宪法、外商投资法、公司法等核心法律体系，明确外资准入的 “红线” 与 “绿灯”—— 例如进入欧盟需重点核查《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的跨境数据传输要求与《外国补贴条例》（FSR）的审查标准；进入美国需精准把握《反海外腐败法》（FCPA）的反贿赂规则与 CFIUS 外资安全审查的核心关切；进入东南亚则需适配东盟自贸区规则与东道国 “经济特区” 的外资优惠政策。
针对行业特性，专项监管排查尤为关键：金融企业需核查目标国央行及监管机构（如英国 FCA、美国 OCC）的牌照申请条件；医疗企业需聚焦药品审批与临床实验的法律规范；数据服务企业则需重点关注数据本地化（如印度《数字个人数据保护法》）与跨境传输限制。此外，隐性风险的挖掘同样不可或缺，包括目标国政治稳定性（如拉美部分国家的国有化风险）、司法独立性、税务稽查惯例、工会势力（如德国、法国的劳资谈判规则）等 “非法律文本层面” 的潜在挑战，均需纳入风险评估体系。
（二）出海模式的法律路径优化设计
结合企业规模、行业属性与目标国特点，设计合法高效的出海路径，是律师在战略规划阶段的核心价值体现。对于贸易型出海企业，需依据 INCOTERMS 2020 规则与英国《1980 年货物买卖法》等国际惯例，起草并审核国际货物买卖合同、信用证条款及货运保险合同，明确 FOB、CIF 等贸易术语下的责任划分与风险转移节点，规避交货延迟、货物损毁等纠纷。
对于投资型出海企业，需构建兼顾合规与税务优化的投资架构，常见 “中国母公司→离岸平台（BVI / 开曼）→目标国子公司” 模式，既满足目标国外资准入要求，又实现全球税务统筹。同时，需起草合资协议、股东协议等核心文件，明确控制权分配、分红机制、退出路径等关键条款，例如在股东协议中设置 “拖售权 / 随售权” 以解决股权处置僵局。
对于技术 / 服务型出海企业，需聚焦知识产权保护与责任界定，起草技术许可协议、知识产权授权协议，明确技术秘密的保密义务与侵权责任划分，适配美国《经济间谍法》等对商业秘密的严格保护规则。而并购型出海则需重点防范反垄断风险与隐性负债，协助企业选择资产并购或股权并购模式，开展全面法律尽职调查，并应对欧盟委员会、美国 DOJ 等机构的反垄断审查。
（三）合规体系前置搭建与能力培育
合规体系的搭建应与出海战略同步推进，避免 “先发展后合规” 的被动局面。中国律师需结合目标国强制要求，为企业量身设计专项合规制度：针对欧美市场，重点构建反商业贿赂合规（适配 FCPA、英国《反贿赂法》）与出口管制合规（覆盖美国实体清单、欧盟制裁清单）体系；针对东南亚市场，强化劳动基准合规（如印尼最低工资标准、泰国加班限制）与环保合规制度；针对数据密集型企业，则需搭建符合 GDPR 或目标国本土数据法规的数据治理框架。
此外，管理层与员工的合规能力培育同样重要。需通过定制化培训，明确目标国法律 “红线”：对赴欧美企业开展反歧视法（美国《民权法案》、欧盟《平等对待指令》）培训；对赴中东企业讲解伊斯兰法下的合同禁忌（如利息条款合规）；对跨境电商企业普及目标国消费者权益保护规则（如欧盟《消费者权益指令》），从人员层面筑牢合规防线。
二、出海中：交易执行与落地适配 —— 确保全球化落地
如果说出海前的规划是 “蓝图设计”，那么交易执行阶段的法律服务就是 “工程施工”，需聚焦细节把控与本土适配，将战略规划转化为实际成果。
（一）跨境交易文件的精细化起草与谈判
合同是跨境交易的核心载体，其条款设计直接关系交易安全。中国律师需依据目标国法律特性与交易场景，实现合同文本的 “精准适配”：在大陆法系国家（德、法、日），需确保条款表述的确定性与严谨性，避免模糊表述引发的解释争议；在普通法系国家（英、美、澳），需强化违约条款、损害赔偿计算与争议解决条款的可执行性，充分考虑判例法下的司法实践。
在谈判环节，律师需发挥 “法律攻防” 作用，聚焦核心风险点提供专业支持：在技术出口合同中明确知识产权侵权责任的划分边界；在合资合同中细化 “僵局解决机制”；在国际货物买卖合同中锁定付款条件与质量异议期；在政府项目合同中适配目标国政府采购法（如美国《联邦采购条例》）的特殊要求。通过精准的条款设计与谈判策略，最大限度降低交易风险。
（二）跨境审批与登记的全流程代办
跨境交易的落地离不开境内外政府部门的审批与登记，律师需提供 “双向联动” 的代办服务，打通流程堵点。在境内层面，协助企业办理对外投资备案 / 核准（国家发改委、商务部）、外汇登记（国家外汇管理局）、出口管制许可（涉及敏感技术时向商务部申请《出口许可证》）等手续，确保符合中国对外投资管理与外汇管制要求。
在境外层面，需联动目标国本地律所或服务网络，办理外资准入审批（如沙特 SAGIA、俄罗斯 RZN 的审批）、企业注册登记（如美国州务卿办公室注册、欧盟成员国商业登记局注册）及行业牌照申请（如医疗企业的 FDA 认证、金融企业的监管牌照）。例如，在印度开展业务需协助办理 RBI 的外汇审批与 FDI 备案，在巴西则需完成央行的外资登记与税务机关的纳税人识别号申请，通过专业化代办加速项目落地。
（三）本土化法律资源的精准对接
“本土化” 是企业出海的必答题，而法律资源的本土化对接是关键支撑。中国律师需发挥 “资源枢纽” 作用，为企业筛选适配的本土服务机构：推荐在目标国具备深厚经验的本地律所（如欧美 “魔圈所”“白鞋所”、东南亚本土大所），确保本土法律问题得到精准响应；对接资质齐全的会计师事务所与税务师，保障税务申报与财务合规；选择专业的法律翻译机构，避免因翻译误差导致合同歧义或审批受阻。
同时，需协助企业理解目标国的 “法律实践潜规则”：在中东国家，需提醒企业重视合同的公证与认证程序；在非洲部分国家，需指导企业在合规框架内维护政府关系；在日本，需协助企业适配劳资谈判中的工会沟通规则，通过法律与文化的双重适配，推动企业融入本土市场。
三、出海后：运营合规与争议解决 —— 护航全球化存续
企业出海绝非 “一投了之”，运营阶段的法律服务需实现 “常态化护航”，保障企业长期稳定经营，同时高效化解潜在纠纷。
（一）日常运营合规的动态化支持
合规是持续的过程，而非一次性任务。中国律师需为企业提供 “动态监控 + 即时响应” 的运营合规服务：建立目标国法律变更跟踪机制，及时推送法律修订信息（如欧盟《数字市场法案》（DMA）生效后的合规调整），并协助更新企业合规制度；针对日常运营中的法律问题，如员工劳动合同纠纷、税务申报争议、环保合规检查、广告内容审核（如美国 FTC 广告真实性要求）等，提供快速解答与解决方案。
定期开展内部合规审计是风险防控的重要手段。律师需协助企业针对反贿赂、数据合规、出口管制等重点领域开展自查，排查合规瑕疵并提出整改方案。例如，针对赴欧美企业，每年开展 FCPA 合规审计，核查关联交易、礼品馈赠等环节的合规性；针对数据企业，每季度开展数据处理活动自查，确保符合 GDPR 或本土数据法规要求。
（二）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
知识产权是企业全球化的核心竞争力，其保护需覆盖 “获取 - 运用 - 维权” 全链条。在权利获取层面，协助企业在目标国申请专利、商标、著作权，充分利用《巴黎公约》《马德里协定》等国际规则，实现知识产权的跨境布局；同时办理海关知识产权备案，防止侵权商品通过跨境物流流通。
在侵权应对层面，针对商标抢注、专利侵权、盗版仿冒等行为，采取多元化维权措施：通过行政投诉（如美国 USPTO 异议程序、欧盟知识产权局投诉）快速制止侵权；通过民事诉讼（如向德国州高等法院、美国联邦法院起诉）主张损害赔偿；对严重侵权行为（如假冒注册商标）启动刑事报案程序。此外，需协助企业开展自由实施（FTO）分析，规避 “专利陷阱”，避免无意侵权引发的法律责任。
（三）跨境争议的多元化解决
跨境争议具有复杂性、跨国性特点，需采取 “协商优先、多元化解” 的策略。对于商业纠纷，优先通过商业谈判、第三方调解（如国际商会 ICC 调解、新加坡调解中心调解）解决，降低时间与金钱成本；对于合同约定仲裁条款的纠纷，代理企业参与国际仲裁（如 ICC 仲裁、新加坡 SIAC 仲裁、香港 HKIAC 仲裁），聚焦跨境货物买卖、合资合作、知识产权等典型争议，依托对仲裁规则与国际惯例的熟悉，维护企业合法权益。
对于需通过诉讼解决的纠纷，代理企业参与目标国法院诉讼，适配当地诉讼程序（如美国的证据开示制度、英国的陪审团制度）；在紧急情况下，协助申请临时救济措施（如财产保全、禁令），防止损失扩大。在裁决执行阶段，依据《纽约公约》办理仲裁裁决的跨境执行，覆盖全球 160 多个国家 / 地区，确保胜诉权益落地。
（四）退出与止损的合规化方案
当出海项目因市场变化、战略调整等原因需终止时，律师需提供 “合规退出、最大化止损” 的法律方案。对于正常终止的项目，协助办理目标国企业的清算、税务注销、牌照吊销等手续，清理债权债务，避免 “僵尸企业” 引发后续责任（如税务处罚、行政处罚）。
对于陷入困境的项目，需设计差异化止损路径：通过股权转让、资产出售等方式处置权益，起草相关协议并协助完成交割，最大化回收资产；对资不抵债的企业，协助开展债务重组，或代理参与破产程序（如美国 Chapter 11 破产重组、英国破产程序），争取有利的偿债安排。例如，在东南亚某国的制造业项目退出中，通过合规清算程序与税务注销，帮助企业避免了因手续不全导致的后续罚款。
四、延伸服务：全球法律资源的整合与赋能 —— 提升全球化效能
在全球化法律服务中，中国律师的核心竞争力不仅在于专业能力，更在于全球资源的整合与赋能能力，为企业提供 “一站式” 解决方案。
（一）全球律所网络的搭建与联动
单一律所难以覆盖所有国家和地区的法律需求，需构建全球化服务网络。中国律师可通过战略合作、联盟等方式，与目标国头部律所建立稳定合作关系：与欧美 “魔圈所”“白鞋所” 合作应对复杂跨境并购与反垄断审查；与东南亚、非洲本土大所联动处理劳动争议与本土合规问题；与离岸法域（如 BVI、开曼）律所协作设计投资架构，实现 “本土问题本地解决、跨境问题全球协同”。
（二）法律科技的融合与应用
法律科技为全球化法律服务提供了效率提升路径。中国律师可利用全球合规数据库（如汤森路透 Westlaw、律商联讯 LexisNexis）为企业提供实时合规预警；通过智能合同审查系统实现跨境合同的自动化审核与风险标记；借助区块链技术实现跨境交易文件的存证与溯源，提升服务效率与准确性。例如，在数据合规领域，通过合规科技工具快速排查全球不同国家的数据处理合规风险，生成定制化合规报告。
（三）行业化专项服务的定制
不同行业的出海需求存在显著差异，需提供 “行业适配” 的专项服务。对于新能源企业，协助应对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东道国可再生能源政策与环保要求；对于半导体企业，聚焦出口管制合规（如美国 EAR 规则）与技术秘密保护；对于跨境电商企业，适配亚马逊、Shopify 等平台规则与目标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对于生物医药企业，重点处理跨境临床试验合规、药品注册审批与知识产权跨境保护，通过行业化服务满足企业个性化需求。
综上所述
从全球企业出海的历史经验来看，李章虎律师认为，法律服务始终是全球化进程的 “稳定器” 与 “加速器”。在中国企业迈向 “合规深耕” 的新时代，中国律师的角色已从传统的 “合同起草者”“诉讼代理人”，升级为 “法律战略顾问 + 风险防控专家 + 本土资源枢纽”。通过覆盖出海前、中、后的全流程法律服务体系，中国律师既能帮助企业规避规则风险、实现合规经营，又能助力企业整合全球资源、提升全球化效能，为中国企业的全球化之路提供坚实法律保障。
来源：重庆大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