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即将到来的10月4日日本自民党总裁选举成为全球焦点。这场选举不仅关乎谁将出任下一任日本首相。而其中获得不少支持的有力竞争者高市早苗近年就不断曝出极端主义的言论与观点。
从自民党总裁选举看“右翼溢价”的生成逻辑
即将到来的10月4日日本自民党总裁选举成为全球焦点。这场选举不仅关乎谁将出任下一任日本首相。而其中获得不少支持的有力竞争者高市早苗近年就不断曝出极端主义的言论与观点。
9月19日，高市早苗在宣布参选的当天就把“参拜靖国神社制度化”“联合台湾组建准军事同盟”写进推特置顶。民调瞬间冲高到34%，把一众老牌政治家甩在身后。诡异的是，同一项民调里，72%的受访者承认“高市路线会让日本更危险”，却仍愿意把“党内第一人气”头衔送给她。这不是第一次：2021年岸田文雄靠一句“对中国一步不让”逆转选情；2012年安倍晋三把“夺回强大日本”喊成口号，选票立刻溢价15%。日本政客似乎发现了一条反常识的捷径：越极端，越吸票。
图片来源于网络
局长把这种现象称为“右翼溢价”——在特定政治市场里，极端立场可以换来超额政治收益，其逻辑由三部发动机共同驱动。
选举制度：一席之差与“死票”效应 。自民党总裁选采用“国会议员票+地方党员票”并行的双重结构。关键在第二轮：如果首轮无人过半，议长将立即裁撤地方票，改由仅382张国会议员票决胜负。这意味着谁能掌握“30%铁票+5%浮动票”，就能在第二轮成为唯一“保守集结”标的。高市早苗深谙此道：她只要把“修宪、拜鬼、抗中”三张牌打满，就能锁定党内约110名“日本会议”议员的支持，形成“铁票仓”。其他候选人为了避免保守选票被吸走，只能向右急转，形成“比右更右”的踩踏效应。
算法时代带来“愤怒经济学” 。日本五大商业电视台晚间新闻的收视率已跌破8%，而雅虎日本、YouTube政治频道的月活却逆势增长30%。平台算法发现，带“中国”“钓鱼岛”“靖国”关键词的标题，点击率平均提升2.7倍。高市早苗团队把每日竞选直播剪成3分钟“爆点”短视频，精准投喂算法，单条最高播放破千万；温和派林芳正谈RCEP合作的完整演讲，点击量不到十万。愤怒比理性更容易被看见，极端言论于是获得“流量补贴”，形成正向循环。
社会心理：失落三十年与“替罪羊需求”。日本GDP已28年徘徊在5万亿美元上下，人均年收入从1997年的4.6万美元跌到2023年的3.9万美元。当绝对改善无望，政治市场就会转向“相对剥夺感”营销。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的量化研究显示，对“生活不如父母一代”认同感越强的选民，越支持“对外强硬”立场，其相关系数高达0.63。高市早苗把“中国人爆买导致物价上涨”“外国人非法占用社保”写进竞选白皮书，正是精准响应这种“替罪羊需求”。
极端路线并非没有外部约束，但眼下两大外部相关方都出现“制衡疲劳”。
美国表面上乐见日本在印太战略里冲锋，却绝不希望东京单方面点燃台海引线。然而拜登政府正处于大选年，对日政策被“专业官僚”短暂接管，底线划得模糊。9月20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一名官员在背景吹风会上只轻描淡写一句“希望日本保持克制”，被日媒解读为“默许”。
中国曾是日本右翼的“经济刹车片”——2012年钓鱼岛国有化后，中国对日汽车、旅游实施“精准制裁”，让安倍政府立刻软化。但2025年的中日贸易结构已变：日本28%的汽车零部件、32%的农产品依赖中国市场，而中国新能源产业链对日本技术与零部件的依存度也在上升，双方形成“相互确保经济损失”的脆弱平衡。北京担心“经济报复”会连带伤及自身供应链，对高市早苗的挑衅只能以外交部“严重关切”回应，威慑力度大不如前。
外部约束松弛，等于为日本政客拆掉了“最后保险丝”。
图片来源于网络
极端主义在日本政坛土壤深厚，其更深层的动力来自日本宪政结构。和平宪法第九条把“战争权”从内阁手里抽走，却留下“修宪”这一永久议题。对于保守派而言，修宪不是普通政策，而是“回归正常国家”的身份象征。于是“极端—修宪”被包装成一条因果链：越渲染外部威胁，越能证明和平宪法“不合时宜”，修宪正当性越高。
安倍时期成立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强行通过《特定秘密保护法》，已经走完“事实修宪”的前两步；高市早苗如今提出“将自卫队写入宪法第九条第二款”，则是第三步。她并不掩饰逻辑：“只有让国民感受到战争可能，才会同意修宪。”极端言论在此成为撬动制度变迁的“宪法例外”杠杆。
政客获得选票、媒体收获流量、选民得到情绪价值，看似“三赢”，却把风险转嫁给整个社会，政治收益兑现后，代价却被巧妙转移。
最直接受影响的便是产业与企业，经济代价由企业买单。丰田、索尼已私下测算，若高市早苗上台后对华出口下降15%，仅汽车与半导体两大行业就将蒸发2.8万亿日元营收，相当于年度研发支出缩水30%。
而政客走极端造成的社会代价则由民众买单。美军一直驻扎的那霸市60%居民在问卷中表示“担心成为冲突前线”，却无法阻止政府在边野古继续扩建美军基地。
更长远看，历史代价由下一代买单。极端民族主义篡改教科书、把“自尊史观”写进教育指导要领，意味着日本年轻人将在信息茧房里重复“战前正确”的记忆。
日本并非没有自我纠偏机制。上世纪60年代，岸信介强推《日美安保条约》引发“安保斗争”，最终被迫下台；90年代，桥本龙太郎借“参拜靖国”凝聚保守票，却在参议院选举遭遇惨败。历史经验显示，当极端路线开始实质损害多数人收入、安全或国际声誉时，舆论会迅速反转，形成“去极端化”的临界点。
今天的日本仍在危险游戏里加码：高市早苗的民调越高，自民党“比右更右”的踩踏越剧烈，对华政策空间越窄。临界点何时出现？或许需要一次更刺痛的经济衰退，或一次真正擦枪走火的东海对峙。等到企业裁员名单、物价账单、避难演习警报同时摆在选民面前，“右翼溢价”才会因过度透支而崩跌。
在那之前，日本政客仍会在极端路线上一路狂奔——因为制度、媒体、社会与国际环境正合力为他们铺好红毯。
来源：变局TheChanges一点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