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重庆渝中区中山四路曾家岩50号有一座两楼一底中西合璧式的砖木结构建筑，坐北向南，正中设有天井，古朴而神秘，灰墙青瓦，外表优雅，安静地坐落在路边，似一位历经风云变幻，原来，这正是抗战时期的中央南方局旧址，如今已经设立为展览馆，在展厅入口处，有一排黑白头像雕塑整齐

重庆渝中区中山四路曾家岩50号有一座两楼一底中西合璧式的砖木结构建筑，坐北向南，正中设有天井，古朴而神秘，灰墙青瓦，外表优雅，安静地坐落在路边，似一位历经风云变幻，原来，这正是抗战时期的中央南方局旧址，如今已经设立为展览馆，在展厅入口处，有一排黑白头像雕塑整齐排列，当年南方局主要领导人的头像在灯光下格外醒目，笑容可掬，似乎在向过往的行人讲述段段往事。

这一天，中央南方局旧址纪念馆的负责人，为了隆重纪念南方局“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三大口号，维系国共合作，坚持抗战，尤其是对外宣传所作出的历史性贡献，特别邀请了当年的领导人的后代，来参加一系列的纪念活动，当时，这些开国将帅、开国元勋的后代们济济一堂，聆听自己父辈峥嵘岁月的丰功伟绩，大家脸上都感觉到无限的荣光，觉得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今天的幸福生活的确是来之不易。

由于这些受邀参观的人都是先辈的后人，纪念馆负责人自然是亲自出面接待，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人群中一位男子走到负责人跟前，轻声地询问“怎么这里没有我父亲凯丰的雕塑头像？按照当年的文献记载他是位列常委第三，担任的是中央南方局宣传部长一职，而那些位列名单后面的反而有雕塑头像？” 语气虽平静却掷地有声。

负责接待的领导先是愣了一下，推了推眼镜，赶紧解释，“按历史地位排序，毕竟凯丰在著名的遵义会议他站在了对立面。”而且手一摊表示无能为力的表情。询问人听到这里，嘴唇微抿，一声不吭地跟着大伙走在展厅，皮鞋踩在木地板上，发出轻微的回响。

这位对展览馆负责人提出质疑的人，便是凯丰的儿子，名叫何明。他正是出生于抗日战争凯丰担任南方局宣传部长这一时期。据何明介绍，由于父亲凯丰1955年去世，年仅49岁，是开国元勋中去世得比较早的一位，那个时候，自己才12岁，对父亲的历史了解不是很多，长大以后又是特殊的年代，直到他晚年的时候，才有时间为父亲的事情奔波，由于他有红军时期担任过重要职务的高级干部，他毕生从事理论宣传工作，是组织杰出的理论宣传家，尤其是遵义会议的情况，父亲的事情，也只能是从一些前辈的回忆录中的记载。

凯丰，原名何克全，1906年出生于湘赣边界的江西萍乡湘东区老关镇三角池村，小时候就安排他到同姓氏的家族祠堂接受私塾教育，后来转入萍乡中学读书，这期间当地安源路矿工人运动风起云涌如火如荼，进步思想在学校传播，很快就影响了许多青年学生，凯丰就是先进的积极分子之一，后考入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后改名武昌中山大学），此时正是当年革命运动的中心，追求进步的他由于思想进步，工作积极，被推举为学生会的干部，他善于搞宣传写作，因在当年《莽原》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揭露武汉反动派的署名文章，受到北洋军政府通缉，组织为了保护这位青年学生，便安排他前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开始了长达三年之久的系统理论的学习。

正是在留学期间，凯丰结识了很多组织的早期领导人，后他被冠以“28个半布尔什维克”，特别是与“左”倾错误领导人不仅是关系较好的同学，他们算是同学兼好友了，后来人生也步入快车道，一开始他的工作地点是在上海，而这个时候，上海出现大叛徒，组织遭到了大破坏，领导人陆续撤离了上海，前往江西赣南的中央苏区。凯丰也跟着众人，来到了瑞金工作，而且是担任了重要职务。

在江西瑞金的红军反“围剿”作战中，因凯丰老同学，而且关系比较铁的博古是三人团的重要领导，他的职务很快得到了提升，先是担任团中央书记，参与了中央许多重大事项的决策，并投身到中央苏区的疯狂“围剿”中，凯丰他对根据地团组发展壮大、教育普及、出版事业强化、劳动竞赛开展、贪污腐败预防和惩处、少共国际师的组建壮大等，作出了重要贡献，特别是在中央机关刊物《斗争》上发表许多重要文章，继而增补为中央委员，随后的中央政治局改选时，又当先这政治局候补委员，进入他人生的最高光时刻。

接下来在红军的第五次反“围剿”作战过程中，由于“左”倾错误领导人，排挤正确人的决策，不顾实际情况，强调以阵地战、堡垒战替代运动战，与强大的敌人硬碰硬，导致红军一再失利，根据地日益缩小，得知老蒋采取铁桶战术围困根据地，最后被迫进行战略转移，史称“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特别是在战略转移的过程中，“左”倾错误领导人又一味瞎指挥，先是搬家式的前进，坛坛罐罐都带走，导致先进速度十分缓慢，最终在湘江战役遭受重大损失，红军队伍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到3万多人。这支队伍眼看进入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

湘江之战后遭受重大损失的红军，此时不得不反思错误领导人指挥的红军的战略战术的得失。这些毫无作战经验的人，根本不顾实际情况，照搬照抄一些无用的理论，在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进攻时的冒险主义，防御时的保守主义，突围时的逃跑主义。红军前方的路如何走，方向是哪里，作战的方法如何，牵动着每一位红军将士的心，直接关系着红军和革命的前途命运， 时不我待，千钧一发之际，红军指挥机关召开了一次非常重要，被后人称之为“伟大的转折”的重要会议，那便是遵义会议。

遵义会议一开始，错误路线领导人先作报告，声称红军第五次反“围剿”以及后来湘江之战的失败，最最根本的原因是敌人过分强大，武器装备先进，红军过分弱小，依然只是小米加步枪，，加之长征路上流动作战没有后方支援等等，而对指挥上的失误根本不提。他们这过分强调客观困难，引起了与会代表的强烈不满，大家纷纷站起来指责错误指挥者，只一味压制正确意见，战略战术上犯下的错误，正是军事指挥上严重错误造成的失败，后经民主集中制、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撤销博古、李德对红军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并确立正确领导人在红军中的领导地位，这一决议得到了与会代表的一致拥护。

谁知就在举手表决时，以政治局候补委员身份的凯丰站起来发言，先是称“胜败乃兵家常事”，一两次小败积聚力量再获大胜，继而称错误路线领导人对上级理解很到位，对红军指挥作战也很正确，没有任何不妥当之处，坚决反对解除他的军事指挥权。；接下来称会议表决通过的正确领导人担任指挥权，根本高明不到哪里去，还引经据典地说：“他打仗就是照搬《三国演义》和《孙子兵法》那一套。”他的发言令在场的众人惊愕不已。

正在这个时候，正确路线领导人反驳他“你知道《孙子兵法》里写的都是什么吗？难道懂得马列的人就自然而然会打仗了吗？纸上谈兵你有没有听过？不看我军的实际情况就一味的指挥作战，学那么多理论有什么用？《孙子兵法》是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精华，打仗是要根据实际情况来进行，岂能照搬照抄呢?”问得凯丰哑口无言，其实他根本没有看过《孙子兵法》，只小时候在老家听古时听过几段而已。

此时，正确路线的领导人还是对他进行说服教育，无论是《孙子兵法》还是其它什么兵法，最最主要的问题便是要因地制宜，不能照搬照抄，任何决策就是创造有利于自己、不利于对手的态势和优势，就是拨去迷雾，克服不确定性，讲究奇正虚实，讲究运用变化，寓生活于战斗，寓训练于战场，翻陈出新，千锤百炼，狡诡虞诈，神出鬼没，极尽战争艺术化，从而在实践中找到走向成功的路径。根据实际情况来变化。只有这样，才能无往而不利，最终达到战胜矬的目的。

此时的凯丰虽然心服口服，但他还是固执己见，凯丰的级别虽然高，他表态反对解除“左”倾错误领导人的指挥权，在正确意见占据上风情况下，根本没得到大家认可，他的反对自然也是无效，最后博古下了班。但接下来红军在主席的指挥下，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用实际行动证明了决策是正确的。凯丰看到红军的一系列胜利，博古的翻盘无望，心中开始后悔。于是，他极力地对自己的不当言论及犯下的错误进行弥补。两个月后，他在云南威信召开的中央领导干部会上，他自己作检讨称“收回了遵义会议上的发言”，认为“只有主席才能领导我们的红军。谁反对主席，我就坚决反对谁！”一时成为红军干部知错能改正的一个典范。

凯丰在遵义会议上虽然犯了错误，但知错能改，后来还是得到重用，在抗战期间，他升任中宣部长，后来又成为中央南方局宣传部长，当时，上级为了对外宣传工作的需要，调了一位文化程度很高，曾经留学日本，懂得英文、日文，气质高雅，戴着金丝眼镜，一副文质彬彬的样子，人也长得很漂亮，这位知识女性十分钦佩凯丰的革命经历和学识，尤其是他写的一手好文章，深深地吸引着这位知识女性。当然，更重要的是他又是自己的领导，年纪轻轻就已经是高级干部。再加上两人有共同语言和兴趣爱好，都喜欢写文章，两人很快就走在一起，并结为伉俪，几年后生下两个男孩，一个是长子取名叫何明，一个是次子取名为何亮。

尽管如此，凯丰在遵义会议上唯一一名公开支持“左”倾错误领导人的表现，特别不被后人所理解，在人们的印象里，他是个顽固坚持“左倾”教条的人，仿佛成了一个反面人物。特别在后来的“七大”会议上，凯丰因为这个“污点”落选，连中央委员也不是了，调到地方上工作，先后担任东北局宣传部长、沈阳市委书记等职务。让人痛心疾首的是，王茜跟随丈夫凯丰和两个儿子到东北生活一段时间后，不幸身患重病，行动都不能自理，后来便一直处于养病到去世。

担任沈阳市委书记的凯丰，刚刚解放的这个城市千头万绪，工作非常繁忙，组织为了照顾她生下的两个不满十岁的孩子，还有这位忙着革命工作的市委书记，经上级领导批准，下图为中国医科大学赵淑璧（中）参加凯丰铜像揭幕，时任沈阳市委书记凯丰医疗护士长赵淑璧组建新的家庭。后来，因为反对正确路线的凯丰，由于那时的人物基本形成脸谱化，他自然要接受批判。

赵淑璧（中）参加凯丰铜像揭幕

特别是建国后，先进组织不断对革命事业胜利经验的提炼和总结，这短短两天时间的遵义会议，选出正确的领导人，从此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使红军从一个胜利走上另一个胜利，这次会议也成为前所未有的重要里程碑的高度，是一次重大转折性的会议。但作为会议唯一的一名公开唱反调的人凯丰，自然成不了正面人物，从而也受到批判。即使他在一些工作做出了成绩，也基本上是忽略不计了，于是出现了在中央南方局门前没有塑像的事情。

不过，自从凯丰儿子何明提出来之后，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作为中央南方局的第三号的人物，历史肯定是绕不过去的，在纪念馆征集他们的遗物作为展览之用，凯丰的儿子何明再次来到重庆的时候，他惊喜地发现，此时自己的凯丰已经作为一名正面人物，他的雕像在出现在门前，他显得非常高兴。

看到父亲像其它领导人一样那亲切的笑容，何明深情地说：父亲30年革命生涯中，一生从事共青团工作和理论宣传工作，理想坚定不移，对事业忠心耿耿，他光明磊落，廉洁奉公，生前工作占据了他的主要生活。他的一生虽然短暂，但可谓是革命的一生，奋斗的一生，他理想坚定不移，对事业忠心耿耿，虽然他在遵义会议上反对过正确路线，导致他正面形象受影响，但他勇于改正错误，光明磊落，对工作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严格要求自己的亲属子女，不谋私利、廉洁奉公的高度自觉性，是值得后人尊敬的。

来源：文人相爱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