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51年2月10日清晨,长沙西郊寒风裹着霜气掠过湘江,行刑队长点名、举枪、三声脆响,73岁的罗克绍栽倒在湿冷泥地。现场人员快速清点,留下一行字:“罗克绍,执行完毕。”事情的结局写在弹壳上,而故事的开端却要追溯到半年前的一个深夜电报。
1951年2月10日清晨,长沙西郊寒风裹着霜气掠过湘江,行刑队长点名、举枪、三声脆响,73岁的罗克绍栽倒在湿冷泥地。现场人员快速清点,留下一行字:“罗克绍,执行完毕。”事情的结局写在弹壳上,而故事的开端却要追溯到半年前的一个深夜电报。
时间拨回1950年11月28日晚,北京中南海仍灯火通明。志愿军在朝鲜的首场胜利刚刚传来,但毛泽东伏案审批文件时突然想起井冈山时期的旧账,提笔打下短短数行:“湖南省人民政府,查明茶陵罗克绍是否尚在,在则立即逮捕。”铅笔刚离纸面,他自言自语一句:“这条蛇再拖下去,后患无穷。”
电报连夜拍发,湖南省公安厅火速抽调骨干赶赴茶陵。车上,调查员翻阅尘封卷宗,才发现罗克绍早在1928年就被列入“重案黑名”,因战争与战线转换,一直未能彻底收网。此人昔日身份是地方豪绅、团防总指挥,烧村屠户、残害苏维埃干部,早已罪行累累。
工作组抵达江口乡,当地人却告知:罗克绍三天前突染急症暴毙,已按旧俗“入土为安”。消息玄乎得离谱,老公安心里咯噔一下,“山里交通闭塞,独门独户,怎会只他一人染病?”
当天夜里,三把铁锹悄悄撬开新坟。棺盖抽出,里面只有破旧长衫和一撮稻草,罗克绍的尸体不翼而飞。老公安低声一句:“诈死无疑,风声提前漏了。”
谁泄的密?顺藤摸瓜,很快查到县府办事员罗天文——罗克绍的亲戚。口供里,罗天文支支吾吾承认,当他接到省里电话询问时,已察觉事态严重,连夜步行二十多里报信,只盼“亲上加亲能保条活路”。正是这一次通风报信,让罗克绍抢在公安抵达前“死而复生”。
公安决定守株待兔。第三天清晨,罗家老屋的烟囱再次冒烟,一个孩子提着饭盒偷偷往后山钻。便衣一路跟到山腰石洞,洞口老人正伸手接饭。警枪没有响,队员轻声说:“出来吧,别再折腾。”罗克绍脸色煞白,双膝发软,被当场擒获。
案卷重新翻开,鲜血与火焰在字里行间跳动。1928年2月,新龙庵惨案19名苏维埃工作人员殉难;同年夏天,上寨、藤村被焚毁百余户。罗克绍曾扬言:“共产党来一人,我杀十户。”暴行被幸存者记录进《边界暴行录》,成为定罪铁证。
毛泽东对他的记忆始于井冈山时期。步云山代表大会上,他把罗克绍与肖家璧并列“东、西两条大蛇”,并要求地方武装“择机剪除”。然而湘赣游击战线外移、抗战爆发、解放战争接踵而至,罗克绍凭借地形和伪装屡次脱身。抗战期间,他投靠伪保安团;1949年后又披上“开明绅士”外套,将自家仓房借作小学教室,企图洗白身份。
时代确实变了,情报手段却更密。1950年湖南开始重新清理特务档案,纸质卡片数字化,隐藏再深也会现形。毛泽东深夜拍板,实际上是对基层放权撑腰:清账要到底,决不能让旧恶蒙混。
长沙审判时,罗克绍只辩解一句:“我年已七旬,无威胁了。”主审法官抬眼反问:“十九条人命也会老去么?”两行判决生效,他被裁定死刑。
枪决那天,围观群众寡言,空气里弥漫焦土般的铁锈味。有年轻警员私语:“再晚一天,他真可能跑掉。”带队老公安摆手:“差一天也跑不远,该补的天窗,总有人去补。”一句并不响亮的话,给这一场跨越半世纪的追捕写下最朴素的注脚——只要账还没清完,时间从来不是罪魁祸首,迟到的正义终究要落地。
来源:唐朝一秀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