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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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脚下踩着汴河堤岸，眼里是《清明上河图》里的千帆竞渡。东京城的瓦子勾栏彻夜喧闹，羊肉胡饼的香气飘过州桥夜市，勾栏里的杂剧艺人唱着《目连救母》，却无人排演《长恨歌》。市井小贩算着今日的铜钱进账，哪管百年前西域驼铃是否响彻敦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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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大夫们更热衷于比较本朝与唐朝的“体面”。苏轼在西湖堤上醉饮时，曾对同僚嗤笑：“李太白若生在今日，怕是要因‘云想衣裳’的艳词被御史弹劾。” 这种骨子里的倨傲，源自北宋人自认超越了唐朝的三大底气：一百二十年无内乱、科举取士的公平、市井繁华的实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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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封府衙门的书吏赵大，每日下值后总要绕道州桥夜市。这日他撞见西域胡商兜售“唐代秘色瓷”，当即冷笑：“前朝越窑早被汝窑雨过天青比下去了！” 这场景恰似北宋社会的缩影——人们活在比唐朝更精致的现实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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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太学读书的寒门学子张载，每月初五必去大相国寺淘书。他曾在旧书摊发现半卷《贞观政要》，却被隔壁《营造法式》的新刻本吸引。摊主老周说得直白：“客官要考工部，还是这本实用。贞观年的老黄历，抵不过包龙图新修的《河防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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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尖锐的对比发生在枢密院。当范仲淹与韩琦争论西北防务时，突然拍案而起：“唐时吐蕃劫掠长安的旧事，诸位还想重演吗？我朝禁军三十万驻守潼关，岂是玄宗放权节度使可比？”这番言论引得满堂附和。北宋文人骨子里认定，他们的“重文轻武”恰恰避免了安史之乱式的祸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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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流传的《太平广记》收录了四百多则唐朝奇闻，但瓦舍里的百姓更爱听《杨家将》。说书人老刘道破天机：“杨业将军镇守雁门关，可比郭子仪收复长安带劲！”

'熙宁五年的琼林宴上，新科进士们酒酣耳热之际玩起“月旦评”。有人提议以唐诗佐酒，却被状元叶祖洽打断：“何必拾前人牙慧？且看我这阙《鹧鸪天》：‘金明池上闻莺语，不信人间有夜郎！’” 满座轰然叫好，这种地理认知的优越感，源自北宋比唐朝多出三倍的州县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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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汴京虹桥码头，脚夫王二与蜀地客商争执。客商炫耀成都的蚕市源自唐时，王二反呛：“你蜀锦再美，能比得过我开封的缂丝？唐朝扬州号称‘扬一益二’，如今苏杭的市舶司半年关税就抵它全年！”

最意味深长的对比藏在《资治通鉴》。司马光笔下的唐朝，尽是玄武门之变、武周篡位、甘露之变的血腥故事。当他写到“宋太祖陈桥兵变不戮一人”时，特意用朱笔批注：“此乃天命所归，非人力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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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连青楼歌姬也沾染了时代气质。名妓李师师拒绝排演《霓裳羽衣曲》，对乐工嗔道：“没见樊楼新谱的《雨霖铃》么？柳七郎‘杨柳岸晓风残月’，不比白乐天的‘梨花一枝春带雨’更勾人？”

元祐年间的某个寒食节，退休官员沈括在梦溪园整理《忘怀录》。他忽然想起少年时读杜诗的感动，提笔欲录《兵车行》，却最终写下：“本朝百年无点烽火入汴梁”。砚台边的蟋蟀罐里，两只促织正在角斗，罐底隐约可见“大相国寺制”的款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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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雀门外，胡商阿里骨向儿子传授生意经：“莫学唐人只知贩丝绸，大宋的漆器、焰火、交子才是真宝贝。”暮色中传来更夫的梆子声，混着潘楼街的叫卖：“新出锅的东坡肉——比杨贵妃的荔枝还鲜！”

东京城的万家灯火次第亮起，照在州桥的石碑上，那上面刻着前朝遗老的诗句，早被百年来的车辙磨得模糊难辨。

来源：劉同学侃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