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83年10月，在南京南京路口的一场老照片巡回展上，一张挂在最显眼位置的黑白照片让不少退休老兵围成一圈——画面里，几位身着灰色军装的战士站在总统府门楼上高举钢枪，阳光照在他们坚毅的脸庞上。有人喃喃：“奇怪，当年攻进城可是半夜。”疑问再次被唤起，也把观众的思绪

1983年10月，在南京南京路口的一场老照片巡回展上，一张挂在最显眼位置的黑白照片让不少退休老兵围成一圈——画面里，几位身着灰色军装的战士站在总统府门楼上高举钢枪，阳光照在他们坚毅的脸庞上。有人喃喃：“奇怪，当年攻进城可是半夜。”疑问再次被唤起，也把观众的思绪拉回到1949年春天的紧张节奏。

时间回到1949年4月初，江北岸草木刚刚返青。华中野战军各部接到军委电报，要求在整编完毕后随时准备强渡长江。刘伯承、陈毅、粟裕、张震等人根据江面宽、水流急、风向多变等实际情况，把进兵线路细分为东、中、西三条突击带，再配合炮兵群与空情侦察，力求让百万大军在夜色掩护下迅速越过天险。彼时，国民党最高统帅部还在为“和平谈判”摆出姿态，李宗仁电报往来不断，但战场形势已容不得拖延。

22万条小木船成了真正的生命线。皖北、苏中、鲁南各解放区动员老船工昼夜抢修，甚至把旧炊烟囱锯成浮筒，草圈被捆成简易救生圈。试想一下，短短一个月，要把数十万部队、几千门火炮和过万吨的弹药全部渡到南岸，其难度远非简单的“摆渡”二字能涵盖。不得不说，后勤系统那时候显示出的组织力，奠定了江南战局的胜负天平。

夜幕降临的4月20日，中突击集团于安徽裕溪口点燃了第一支指路火把。炮兵部队按预定射表轮番覆盖，北岸火线一片橘红。渡船进入主航道后，船板被炸裂的情况不时发生，战士们就用帽子、棉衣堵洞，甚至干脆趴在缺口上。被炸伤的船工用沙哑的声音吼道：“先过去！”简短却震耳。到次日凌晨，十余个师已在南岸展开，长江防线随之决堤。

南京城内也在同一刻崩溃。电报机嘶鸣，蒋介石在奉化仍想指挥搬迁，美军顾问却急着疏散侨民；国民党高层的意见通通集中到一句话——“先撤”。24日凌晨两点左右，第三十四军的一个连接到“立即接管总统府”的口令，沿东长安街疾步穿过破败的沙袋墙，推开沉重的木门，灯光全无，只有枯叶飘进院落。总统府原本的卫队早已弃守，桌面上的台历停在“1949年4月22日”。

由于作战序列调整，随军记者邹建东并未随先遣连队同行。他两天后随补给车进入南京城，看到残破的青天白日旗还挂在半截旗杆上。凭多年的职业敏感，他意识到必须为历史留下清晰影像。问题随即出现——凌晨的突入没有灯光，没有闪光灯，当时国内电影胶片的感光度又极低，根本无法成像。于是，他向所在的三野政治部提出申请，请求在白天补拍“总统府门楼插旗”的瞬间。

“这不算摆拍，算补拍。”多年以后，钱嗣杰面对记者时强调这一点。当年他与邹建东一样，先后在一线蹲守，深知战地记者与普通摄影师的区别：战地记者要对历史负责。钱老回忆，那张最为流传的照片拍摄于4月26日上午十点左右，天气晴朗，门楼正好是侧光，战士的表情、旗帜的飘动和瓦顶的阴影都极便于显影。为完成照片，312团临时抽调十几名战士登楼列队，现场仅用了不到五分钟。

为了让画面更有层次感，邹建东采取了低机位仰拍，蔡司折叠相机对准旗杆顶端，拉焦距后迅速按下快门，手法干净利落。旁边的指导员小声嘱咐：“同志们，喊出口号！”于是定格的镜头里出现了张口高呼的表情，这一声却永远无声，却让所有观者能从画面中“听”到胜利的呼号。

影像很快被送往上海洗印，配合新华社播发的通稿，《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蒋家王朝覆灭》的文字和照片同时在次日见诸各大报纸头版。白天拍摄的画面自然被不少老兵认出与时间节点不符，于是传言四起：有人说是“假照片”，有人说是“演戏”。直到七十年代末，钱嗣杰整理档案，才把补拍经过记录在案，质疑声逐渐平息。

值得一提的是，邹建东并未就此满足。他又赶赴江阴、镇江一线，拍下《百万雄师过大江》《我送亲人过大江》等作品，后来均被选入《中国革命历史照片选集》。尤其是那张十六七岁船家姑娘双手使劲摇橹、辫梢随节奏甩出的画面，经由影像学者测算，快门速度仅1/125秒，却把水波纹与青春面庞捕捉得丝丝入扣，成为后世研究渡江战役群众动员的珍贵资料。

在摄影圈里一直流传着的一句话：“记录即责任。”战地记者的任务并不仅是按下快门，更要在条件艰苦乃至危险的环境中保证影像的真实性与完整性。邹建东选择补拍，并非人为制造“戏剧化”，而是为了弥补技术限制下缺失的历史节点。这种“事后补正”在全球战地摄影史并不鲜见，同盟国攻克柏林、苏军升旗京斯坦广场等照片也存在类似处理，只是形式各异。

夜间无闪光灯无法成片，是1940年代摄影技术客观现状。当时苏联制造的镁光弹虽能提供短暂照明，但长江两岸炮火连天，空中火光易引导敌炮校射，前线指挥部干脆禁止使用。因此，凌晨作战更需要靠回忆与战报记录，这也使得后期补拍成为不得已的方案。站在今天的数字时代再看，当年的每一帧胶片都弥足珍贵。

补拍照片在传播层面的影响意外巨大。南京百姓看到报纸时，许多人第一次从视觉上感受到“政权更替”不是抽象概念，而是具体的城楼、具体的士兵、具体的旗帜。一位当年在秦淮河畔开茶铺的老人告诉记者：“报上那张照片让我心里一下子踏实了，晓得这回是真的换天了。”一句朴素话语，道出了影像对于舆论与民心变化的直接作用。

尘埃落定后不久，总统府改为“南京市军管会办公地点”。门楼上方留下几个弹孔，后来成为研学团队必须指给学生看的“实物教材”。然而很多参观者不知，正是因为那次补拍，门楼弹痕才广为人知。这些看似微小的细节，进一步证明历史研究离不开视觉文献的支撑，对学术界亦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七十四年过去，原版底片依旧收藏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恒温库房内。胶卷边角的手写数字“19-49-426”清晰可见，标注了拍摄顺序与日期。档案员说，这卷底片的温控记录和保存次数在馆内高居前列，每年都有研究者提出调阅申请。可见，一张恰当的照片，其影响力并未因时间流逝而减弱，反而在不断增加的史料互证中愈发重要。

有人或许仍旧好奇：如果没有补拍，当年的“总统府插旗”会不会变成仅存于文字里的描述？答案不言而喻。正因那次谨慎却果断的补拍，后人得以直观地理解占领南京的意义，也让历史呈现出可感知的温度。这种温度，来自影像的现场感，也来自拍摄者的担当。钱嗣杰在访谈结尾只说了一句：“历史不能缺口。”沉声，掷地有声。

来源：话史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