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非“正统”出身的庆丰农场

摘要：庆丰农场虽然和虎林地域内的六家国营农场同级，也自称创建于北大荒开发时期。但这个农场和其他农场从创建到发展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从溯根上看，庆丰农场是铁道兵军垦农场之一无可非议。但要从溯源上看，庆丰农场又非最初名正言顺的铁道兵军垦农场。说它创建于1954年，倒也没有

庆丰农场，以其附近的庆丰山得名。农场位于虎林市境东南部，场部距虎林市城区8公里，是虎林市域内六个国营农场中距县城最近的农场。

庆丰农场虽然和虎林地域内的六家国营农场同级，也自称创建于北大荒开发时期。但这个农场和其他农场从创建到发展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从溯根上看，庆丰农场是铁道兵军垦农场之一无可非议。但要从溯源上看，庆丰农场又非最初名正言顺的铁道兵军垦农场。说它创建于1954年，倒也没有造假，因为1954年农场的基础确实存在。说它创建于1963年，也没有错误，因为农场确实是1963年成为独立核算的农场。说它成立于1977年，似乎更没有什么问题了，因为农场确实是在这一年叫庆丰农场的。

八十年代庆丰农场全景

为什么一个农场的身份如此复杂呢？这其中有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呢？下面就庆丰农场的前世今生，向各位介绍一下。

庆丰农场是牡丹江农垦局下属农场中隶属关系变更最多的农场，没有之一。

八十年代庆丰农场大门

第一阶段：隶属850农场阶段

1954年10月，铁道兵第一场850农场在虎林镇东的现庆丰农场清和（现8队、9队、10队和排水队一带）创建850农场第一大队。阎金生为大队长，徐同友为教导员，刘同勋为副大队长。农场对外没有说是劳改农场，但实际上主要劳动力为河南劳改犯，农场也叫河南劳改大队。农场有32人的警卫排和15名工作人员，有劳改犯人812人。农场名号叫响后，分别在四方屯、清河一部、同安村、清丰村建立了五个生产队，拉开了建场的序幕。

1956年9月，老红军赵宝生由铁道兵五师转业来一大队任大队长，阎金生改任副大队长。1957年4月，一大队接收安置了36名铁道兵复员战士和150名四川支边青年。职工干部由1954年进点时的47人，增加到243人。

1957年9月，一大队正式改名为铁道兵850农场6分场，赵宝生任分场场长，尚得修任教导员，吴子玉、王天增为副场长。至年底全分场耕地面积已达到4.52万亩，当年播种3.43万亩。其中大豆1.48万亩，总产193.88万斤；小麦1.29万亩，总产178.7万斤；玉米5030亩，总产76.5万斤；水稻1210亩，总产11.86万斤。

6分场在1958年和1959年接收大批部队转业复员官兵和山东支边青年后，发展速度曾一度加快，但随之而来的大跃进、瞎指挥、高指标和场社合并，继而遇到了1960年严重自然灾害。特别是在处理社队退出的过程中，使农场在财物两个方面受到了很大损失。

第二阶段：隶属858总场阶段

858农场和庆丰农场有相似之处，两个农场都是850农场嫡出。858农场建于1956年4月，原为850农场第四（河南独立大队）大队，和庆丰农场出身于850农场第一大队，嫡出单位和级别均一致。1956年6月6日，850农场河南独立大队由隶属850农场改为直属铁道兵农垦局直管，改称858农场第一分场，又称河南独立分场，场部驻安兴村。1957年10月，改为“八五八农场”，隶属铁道兵农垦局。858农场最初组建时为二级制农场，原850农场第一大队（后改为6分场）为组建时的绝对主力。1958年1月，858农场改为三级制总场，总场下面有八个分场，分别为杨木河分场、伟光分场、和平分场、平原分场、小青河分场、穆棱河分场、吉祥分场和北大通分场。6分场并入后，改名为杨木河分场。

1958年,庆丰水库修建中

一、杨木河分场。1958年，随着大批转业复员官兵来场后，6分场并入858总场，成为杨木河分场，为当时858总场八个分场之一。场长先后为裴兆富、林波、罗忠祥，副场长先后为王敏林、戴家和、刁万祥。

二、和平分场。几乎在850农场6分场并入858总场的同时，858总场决定在和平、忠诚、榆林三屯之间组建和平分场。场长先后为曹学法、候树贤、明海涛、张祥、吴庆耀、郑强。该场以转业官兵为主，是后来庆丰农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到1958年末，该分场当年开荒24375亩，播种4507亩。

三、平原分场。1958年4月1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预备第6师600名转业复员官兵，在侦察科长老红军候再新少校率领下，徒步由密山向远离240华里的858总场进发。1958年4月，在虎林镇正南的平原地区建立了平原分场。场长先后为候再新、张杰、郑慧民、李二狗、马如成、张瑞、郭志强、刁永宏，副场长先后为石相成、马张海、杨春。当年组建了六个生产队，1962年12月并入和平农场时，撇掉了四个生产队，只剩下两个生产队，1962年场社分家时大坎子地区只剩下一个生产队，年底并入和平农场。

杨木河分场、和平分场和平原分场，这三个后来组建庆丰农场的基础农场，组成人员最早为总政治部、总参谋部、国防部、石家庄步兵学校、商丘步兵学校、重庆通信兵学校、重庆炮校、陆军预备第六师、西安军医大学、二十七军等十几个单位的转业官兵共4255人。其中校级军官4人，尉级军官2782人。可以说，当时这几个分场人员构成，高学历人员很多，全场整体人员素质较高。

四、场社合并。根据国营农场想要“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内就成为共产主义社会基层组织的典型”，而集体农民也想“提早进入共产主义”的双向需求，经省委批准，在虎饶县开始了场社合并试点。根据局县党委的具体安排，1959年1月，场社合并工作全面铺开。忠诚公社的忠诚大队、忠信大队、山林大队、和平大队、仁爱大队；义和公社的榆林大队并入和平分场。东风公社的清和大队、伟光公社的四方屯大队并入杨木河分场。

1958年修庆丰水库合影

五十年代末,职工打荒草

在和气屯以伟光公社为主体成立了伟光分场，隶属于858农场领导。合并后社员改为职工，根据年龄大小、身体强弱和农活技术熟练程度，月工资分别定为22元、25元和28元。伟光分场。下设12个生产队，其中有10个原公社生产队，即:永胜生产队、吉庆生产队、吉安生产队、幸福生产队、忠义生产队、团结生产队、永平生产队、德福生产队、太平生产队、新乐生产队。有以转业复员官兵为主体的大坎子地区5队和朱家亮子地区7队，分场共有职工1065人 (其中公社社员改为职工的825人)，耕地面积6.27万亩，各种型号拖拉机24台，轮式拖拉机3台，联合收割机7台，各种农机具75台(件)。

按照农垦部全国一盘棋的工作布置，从1959年开始，农垦部陆续从牡丹江农垦局所属农场抽调人员，支援其他省和省内其他地方经济建设。1959年11月，从杨木河分场、和平分场和平原分场，抽调1200名转业干部到贵州省筹建农场、林场。1960年2月抽调840名干部到海南岛工作。1963年3月抽调500名干部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甘肃省支援祖国大西北建设。之后，又陆续抽调了部分干部到云南省、河南省和本省阿城、木兰县林场工作，留场的原转业官兵仅有300人。虽然1959年有670名山东省高唐县、栖霞县、禹城县、平原县、掖县来的支边青年来到杨木河、和平、平原三个分场，充实了生产一线，但大批转业官兵的离开，使农场生产骨干力量得到了极大的削弱。

场社合并，是在特殊年代下“共产风”的产物。合并后不仅生产没有发展，职工生活没有提高，而且严重挫伤了农场干部、职工和原公社社员的积极性。实践证明，大跃进形势下的场社合并弊大于利，彻底纠偏已是当务之急。

1962年3月6日，局县党委会议决定:将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的公社、生产队，恢复集体所有制。经地方和农垦协商，达成场社分家协议。

一、除原伟光公社的四方屯以及其它队少数社员仍留在农场，其余社队全部退出农场，恢复集体所有制和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建制。

二、4月15日分家完毕。

三、并入农场的耕地全部退还公社，合并后新开的荒地仍归农场经营。

四、并场后带进农场的大牲畜和农具全部退还公社，死亡的大牲畜和已损失的农具折价由农场退赔。

第三阶段，独立的和平农场队段

和平农场成立于1963年1月，农场址设在原和平分场场部，位于大穆棱河以南，虎林——安兴公路东侧，西距虎林镇15公里，东距乌苏里江30多公里，属边境农场。农场属于两级制管理、两级核算。农场成立时总人口4285人，1215户，职工1351人。

农场党委书记先后为高贵珠，张占才。场长先后为蔡福田、陈铁军，副场长先后为明海涛、罗忠轩、袁福俊。农场共有12个生产队，同时成立了基建队、水利队、加工厂、修配厂、汽车队、医院、捕鱼队、商店。

独立后的和平农场，与858农场平级，相互不隶属。也就是从这个时间开始，和平农场成为了庆丰农场的前身。这当中的杨木河分场、和平分场、平原分场为原858总场的分场。建设大队则是场社分开后的产物，既场社分开后，在伟光分场幸福生产队一侧剩下一个以转业复员官兵为主的生产队，被总场命名为建设大队。

文革期间，和平农场在1967年改为和平农场红色造反革命委员会，1967年底至1968年底，改为和平农场革命委员会，主任陈铁军，副主任王锡久。

第四阶段，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第35团阶段

1968年6月，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将和平农场编为第四师第三十五团，隶属黑龙江建设兵团四师领导。代号铁字403信箱，各基层单位由队改为连。现役军人仇文光、孙荣田先后任政委；胡作恒、张永祥先后任副政委。邓克文、高文德先后任团长；金春日、张占才、袁福俊、徐为浩、许俊森、吕国臣先后为副团长。革委会期间，张传义为革委会主任；张占才、许俊森、吕国臣、魏东江、徐为浩、何义进、田凤林为副主任。各级部门和生产队，正职全为现役军人。原农场领导57%，机关各科室干部58%下放连队任职、代职或劳动。

1974年,35团8连北京女知青合影

兵团成立后，农场指导思想改为“政治建军、屯垦戍边”，否定了原来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1969年至1976年，八年时间共开荒13.9万亩，生产粮豆2.08亿斤，累计工农业总产值4274.8万元。八年时间有五年亏损，亏盈相抵，亏损651.2万元。

35团二连华侨知青在简陋的草房前合影

1969年2月1日兵团成立后，生产队改称连，至12月全团共达到17个农业生产连队。兵团时期，农场共接收城市知识青年3920人（男1986人，女1934人）。这批知识青年的到来，充实了农场各条战线，使农场人员素质得到了极大的提升。机务战线上的车长、驾驶员、修理工知青占60%，基建战线技术工种占50%，连队小学老师占95%，农场医院和连队卫生员，知青也占近一半。

农垦学校知青陆老师在运动会上和小运动员合影

对于我个人而言，对庆丰农场的认识缘于兵团时期。主要原因是在这个时段，35团在虎林批发站和油库中间的转运线上，新建了35团转运站，负责农场粮食产品的装车外运，以及物质生产资料的卸载储存后向农场转运。转运站站长万良新，职工一部分住在批发站居民区（现五虎山东坡），一部分住在牧羊场东南侧企业新建的两栋砖瓦房中。我的一些同学和发小，如程东江、徐英、项江华等，都在批发站居民区和我们当过邻居。王霞玲、马凤云等则一直在转运站铁路东居住。

还有一件事，对我也是印象深刻。1970年11月7日，35团烧荒发生跑火，副厂长明海涛和城市知识青年，在奉命扑灭草甸荒火中，14名男女知青英勇献身（其中女生13人，年龄最小不满17岁）。当时我们在家门口，可以看到东面映红了天际的大火。这场火烧了好几天，后来听说是自然熄灭了。现在回想，当时的人工扑荒火，实在不是一个理智科学的方法。而且漫天的荒火，除了提早打好防火道，也非人工能扑灭的。但那个时代，人定胜天和誓死保卫国家财产的信念，让人们义无反顾的冲向火海……

庆丰农场驻虎林县办事处(招待所)

35团除在批发站处有转运站之外，在虎林县城里还有农场招待所。该招待所紧邻虎林县一道街（现解放东街）大沟西边。它是农场来往虎林人员的中转休息驿站，也是当时虎林人都知道的一个招待所。招待所的负责人是我同学康爱春的父亲，一个个子矮小，但精力充沛，步频颇快的中年人。康父后来调离农场，到虎林电厂任管理工作。

第五阶段，庆丰农场阶段

1976年2月，撤销生产建设兵团，恢复农场体制，隶属牡丹江农场管理局。1977年，35团改为庆丰农场。孙荣田任党委书记，赵亚超、王维国任副书记。张传义、镇同宁先后为场长；魏东江、袁福俊、何义进、田凤林、徐为浩、曾熙林、王华亭、史子祥、李万风先后为副场长。

八十年代庆丰农场机关办公楼

庆丰农场成立后，正逢我高中毕业。粉碎四人帮后文艺复苏的春天，就像是一道耀眼的闪电，划破了极左思想压抑下每个人心中长期积抑的阴霾。被困在思想牢牢笼中的人们，突然面对照亮思想天空的火花，觉醒让人们非常渴望挣脱思想束缚，飞翔到百花齐放的天空中去。恰逢这个时候，过去被打倒的毒草类书籍雨后春笋的复印发行，让渴望文学滋润的我们，对购书有了种痴迷的冲动。当然，这与当时已经参加工作有自主经济支配权有关。

当时我记得不知为什么虎林街里很多人对庆丰的称呼为“五三九”，这个疑问到现在也没有得到解惑。这几年我问过一些人，都不知道庆丰叫过“五三九”，但七十年代时我们确实叫庆丰为“五三九”。

当时去庆丰农场，骑自行车从永丰村（现清云寺道东）穿过，登上居胜堂山路过农场医院，然后一溜下坡飞驶到农场场部。当时农垦的书店新书进货渠道比地方好，新书也多。记得我的《林海雪源》《红岩》《重放的鲜花》等书，就是和同学张桂富骑车到庆丰新华书店购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