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然而，面对日本法西斯咄咄逼人的嚣张气焰，当时的国民政府并不是积极备战，反而继续执行不得人心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蓄意制造了“九一八事变”，东北三省沦陷于敌寇之手。

它是日本长期推行对华侵略扩张政策的必然结果，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起点。

然而，面对日本法西斯咄咄逼人的嚣张气焰，当时的国民政府并不是积极备战，反而继续执行不得人心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

蒋介石更是错误认为“内匪实为心腹之患”，抗日仍需等到“安内”之后。

因此，他对日寇侵占东三省的军事行动采取了不抵抗主义，反而天真的寄希望于国际调停。

于是，在1931年9月21日，国民政府向国际联盟提起申诉，谴责日本的侵略行径，强烈要求日军撤出东三省。

令人没有想到的是，国联理事会竟然经过三个月的审议，才于12月10日全票通过了介于中日冲的决议案。

最终由英国人李顿（Lytton）、法国人克劳德（Henri Claudel）、美国人麦考益（Frank Mccoy）、德国人希尼（Heinrich Schnee）、意大利人马柯迪（Marescotti）牵头，并配有20余人李伟成的专家团队组建的调查团来调查事情真相。

由于该调查团由李顿伯爵担任团长，因此俗称“李顿调查团”。

调查团成立以后并没有急着启程，而是拖到了1932年2月3日才动身出发。

而在这时候，九一八事变已经发生近半年时间，日寇都在和溥仪秘密联系，积极策划傀儡政权“伪满洲国”了。

国际联盟李顿调查团到奉天(今沈阳)时，日军戒严警备，摄于1932年4月22日

可表面的工作还是要做，对于即将到来的调查团，日本法西斯为掩饰自己的罪行，立即展开了密集的对外宣传与公关工作。

相比于中方以实事为依据的陈情和申诉，占领东北三省的关东军是既不要脸又十分狡猾。

他们精心进行了一系列的虚假“民意”宣传，企图混淆视听，以蒙蔽调查团的判断。

但就是这些虚假的操作，居然还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九一八事变明明发生在我国境内，李顿调查团出发以后不是先去东北三省，而是于2月29日登陆日本横滨。

他们在日本待了8天，见了日本的政要和企业家，听完他们一整套所谓的说辞以后，才于3月份抵达中国。

在东北调查的李顿调查团

全盘控制了整个东北三省的日本关东军，早就布置好所有假象等着李顿调查团的到来。

他们大张旗鼓地搞虚假宣传，甚至强迫东北百姓拿着日军制好的支持伪“满洲国”的标语上街游行。

日寇还生怕演戏会穿帮，逼着百姓在所谓的请愿书上签字，企图蒙骗李顿调查团。

更过分的是，日寇还严格管控调查团所去之地、所见之人，千方百计地不让他们有机会接触到真实的东北民众。

尽管日寇设置了重重障碍，仍有一些爱国的东北人士想尽办法联系李顿调查团，以揭露日本侵略者的真相。

在他们当中，有人偷偷写信，有人冒死面见调查团的人，就连少数在伪满政府的工作人员也通过各种方式将消息传递给调查团。

此外，从吉林到哈尔滨，还有马占山、李杜等爱国将领派人秘密接触李顿调查团。

他们义正言辞地告诉世界：东北没有屈服，也不会接受傀儡政权的统治。

李顿调查团在南满铁路现场

最终，在李顿调查团收到的1550封来信当中，只有2封昧着良心替日寇的侵略行为巧言辩解。

其他的信件，全部表达了对伪满洲国的反对之声。

这些信件成了揭露日本法西斯侵略中国的罪证，现今大半保存在世界各地的博物馆内。

4月25日，李顿调查团在沈阳向本庄繁及日本军官询问九一八事变发生经过。

作为关东军独立守备队第二大队长，也就是负责指挥对沈阳北大营进攻的岛本正一对此进行了刻意歪曲事实的描述。

他先是绘声绘色地表示在事变前沈阳城内出现了大量的反日排外活动，而后表示其下属河本末守中尉和6名士兵当天在沿铁路线巡逻时听到了巨大的爆炸声。

日军紧接着看到“有几个人正跑向北大营”，随后发现对方人数众多，继而双方发生了激烈交火。

明明是日本关东军炸毁沈阳柳条树附近的南满铁路，岛本正一却诬陷为中国军队所为，意图在调查团面前颠倒黑白。

面对岛本正一的狡辩，李顿当场提出了两个疑点：

一、事变当晚漆黑的环境里，河本末守如何能够准确判断交战的中国军人数量有200名？

二、现场发生交火事件，200名中国士兵在200米以外持续射击了40分钟，日方如何能够做到没有一名士兵被击中受伤？

李顿的质问可说是直击要害，岛本正一时不知作何回答。

最终，他以“日军可以通过步枪的闪光来确定人数”与“中国士兵的枪法差”来敷衍作答。

可调查团成员已经清楚，日方的解释是苍白无力。

此后一连数天的调查并无多少进展，日本提供的资料与描述带有明显的虚假成分，无疑是为李顿调查团制造了多重障碍。

而且，日方利用国联审议与李顿调查团前往亚洲这段时间里的磨蹭，抢先在3月1日扶植成立了伪满洲国，企图造成侵占中国东北的事实。

这也给李顿调查团带来了被动局面，导致伪满成为国际调停中的关键因素。

李顿调查团会见国民政府高层

其后，李顿调查团前往南京会见国民政府高层并举行四轮会谈，核心内容是如何处理东北及伪满洲国的问题。

国民政府在会谈中要求日军撤退和停止敌对行为，并强调谈判不得有伪满洲国参加，意在否定伪满的傀儡政权。

李顿却认为直接要求日军撤兵不切实可行，建议中日双方先进行停战谈判，并由调查团充当中间人。

国民政府对此表示“停战而不撤兵……是难以接受的”，调查团成员则表示停战“仅仅意味着暂时停止战斗”，它“既不意味着日军的撤退，也不意味着日军的永久占领”。

由此可见，中方和调查团在停战与撤兵的关联性上存在着明显异议。

最终，中方谈判代表在蒋介石的授意下提出让步方案，表示可以先谈停战问题。

1932年4月14日，国际联盟李顿调查团中国代表、驻英大使顾维钧与国联调查团团长李顿在大连合影。

汪精卫更是表态，如果日方遵守中国领土完整底线，中方愿意倾听“调查团从日本那里所获悉的日本渴望之事”。

言外之意，他是准备牺牲部分国家利益来换取日军答应从东三省撤兵。

大致掌握了国民政府关于东北的诉求、妥协措施以及东北善后的可能性方案后，李顿调查团随即前往东京，探听日方的立场。

然而此时局势已非当初，日本法西斯的势力已在东北牢固，他们全然没有把李顿调查团当回事。

日本陆军代表直接向调查团表明关东军不会撤兵的决定，外务省的内田康哉更是野蛮表示解决满洲问题就是日本承认伪“满洲国”。

如此一来，李顿调查团既无法满足国民政府的撤兵诉求，同时对于日方不撤兵及承认伪满的无理要求也是束手无策。

一无所获的李顿调查团于7月15日离开日本返回北平，并开始撰写最终的报告书。

国联行政院召开会议，商讨九一八事变

最后于10月份完成的《国联调查团报告书》共分10章，内容可说是自相矛盾，错误百出。

一方面，报告书承认东北是中国的组成部分，日本发动的军事侵略非“合法的自卫手段”，另一方面又鼓吹“日本在满洲的利益”。

同时它又蛮横无理的要求中国军队退出东北，设立所谓的“满洲自治”政府。

报告书中不切实际地提出以国际共管计划来代替日本的独占野心，把东北的一切权利交由外国人组成的“顾问会议”控制。

毫无疑问的，这份纵容日本侵略者和歪曲中国反侵略斗争的报告书，遭到了国人强烈反对，世界舆论也是一片哗然声。

日本法西斯同样也不愿意把到手的利益让给国联，坚持要求独占东北。

这就导致了在1933年2月24日，国联特别大会以42票赞成，1票反对（日本），1票弃权（泰国）通过了《李顿调查报告书》。

日本代表当场表示拒绝执行决议，并率领整个代表团退出会场。

3月27日，见从国联那里捞不到什么便宜的日本政府正式宣布退出国联。

日本退出国联

通过此次历史事件，我们可以看出，李顿调查团的报告书并没能为中国主持公道，反而由于国联采取的绥靖政策助长了日本法西斯的嚣张气焰。

这份只是走了个过场的报告书根本无法阻止日本侵略中国的野心，它推动了亚洲战争策源地的形成，最终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全面爆发。

国联也因为此次事件威信大损，从而名存实亡，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宣布解散，其所有财产和档案均被移交给新成立的联合国。

来源：战千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