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陈寅恪先生所言“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深刻揭示了宋代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巅峰地位。在这一文化高峰中，院体花鸟画以其高度的写实性、精微的技艺与深邃的审美意蕴，成为中国绘画史上的典范。本文以“格物致知”的哲学思想为切入点，系统探讨宋代院体花
摘要：
陈寅恪先生所言“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深刻揭示了宋代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巅峰地位。在这一文化高峰中，院体花鸟画以其高度的写实性、精微的技艺与深邃的审美意蕴，成为中国绘画史上的典范。本文以“格物致知”的哲学思想为切入点，系统探讨宋代院体花鸟画兴盛的深层动因及其艺术实践路径。
研究表明，宋代开放的经济政策、稳定的社会秩序、统治阶层的艺术倡导以及理学思潮的兴起，共同为院体花鸟画的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与思想土壤。在此背景下，画家以“写生”为核心创作方式，通过细致入微的观察与精准的笔墨表达，实现“形似”与“神似”的统一。本文结合《宣和画谱》等文献与传世作品，分析“格物”如何转化为“绘事”，论证宋代院体花鸟画不仅是技艺的巅峰，更是中国文化精神在视觉艺术中的集中体现，对后世绘画产生了深远影响。
关键词： 宋代；院体花鸟画；格物致知；写生；理学；审美文化
一、引言：宋代文化高峰与院体花鸟画的历史定位
陈寅恪先生在《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中提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此论断不仅概括了宋代在科技、制度、文学、哲学等领域的全面成就，亦为理解其艺术高峰提供了宏观视角。在诸多艺术门类中，院体花鸟画尤为突出，代表了中国传统工笔绘画的最高水准。所谓“院体”，即由宫廷画院组织、服务于皇室审美需求的绘画风格，其花鸟题材在北宋至南宋期间达到鼎盛，形成了“黄家富贵，徐熙野逸”之后的集大成局面。
宋代院体花鸟画的繁荣并非偶然，而是多重因素协同作用的结果。政治上，宋代实行相对开明的文化政策，科举制度完善，文官地位提升，形成“重文轻武”的社会风气；经济上，商品经济发达，城市繁荣，市民阶层兴起，艺术市场逐步形成；思想上，程朱理学倡导“格物致知”，强调对事物本质的探究；艺术上，宋徽宗赵佶亲自参与画院建设，设立画学，以诗题考画，极大提升了绘画的文化地位。在这一历史语境下，花鸟画不再仅是装饰性技艺，而成为承载哲学思考、体现文化品位的重要艺术形式。
本文旨在深入探讨宋代院体花鸟画何以在“格物致知”的思想指导下，通过“写生”这一核心实践，实现艺术与思想的双重突破。下文将从社会文化背景、哲学思想渊源、艺术实践方式及历史影响四个方面展开论述，构建一个逻辑严密、论据充分的学术阐释体系。
二、社会文化背景：院体花鸟画兴盛的制度与思想基础
（一）统治阶层的倡导与画院制度的完善
宋代帝王对绘画艺术的热爱，是院体花鸟画发展的直接推动力。尤以宋徽宗赵佶为代表，其本人即为杰出的花鸟画家，擅长“瘦金体”书法与工笔花鸟，代表作如《芙蓉锦鸡图》《腊梅山禽图》等，皆体现出极高的艺术修养。徽宗不仅亲自作画，更在崇宁三年（1104年）设立“画学”，纳入国子监体系，使绘画成为正式的教育科目。
画院制度的规范化，使得画家有稳定的创作环境与经济保障。画院画家需通过考试选拔，考试内容常为“杂花折枝”或“诗意命题”，如“踏花归去马蹄香”“深山藏古寺”等，要求画家在有限画面中传达诗意与意境。这种“以诗入画”的机制，提升了花鸟画的文化内涵，使其超越单纯的物象描绘，进入“文人化”的审美范畴。
（二）理学思潮与“格物致知”的哲学引导
宋代是理学（道学）的形成与成熟期，以程颢、程颐、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家提出“格物致知”作为认知世界的根本方法。《礼记·大学》云：“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朱熹释曰：“格，至也；物，犹事也。穷至事物之理，欲其极处无不到也。”这一思想强调通过对外部事物的深入观察与研究，以穷尽其内在之“理”。
在绘画领域，“格物致知”被转化为“写生”的创作理念。沈括《梦溪笔谈》记载：“诸黄（黄筌、黄居寀）画花，妙在赋色，用笔极新细，殆不见墨迹，但以轻色染成，谓之‘写生’。”此处“写生”并非现代意义上的对景写生，而是指“写其生意”，即通过精细描绘传达物象的生命气息与内在本质。画家需观察花木的生长规律、禽鸟的生态习性，甚至昆虫的翅脉结构，力求“毫发无遗憾”。
（三）社会经济与文化氛围的支撑
宋代商品经济繁荣，手工业发达，为绘画材料的精良提供了物质基础。宣纸、澄心堂纸、李廷珪墨、歙砚等文房四宝的普及，使绘画技艺得以精进。同时，城市文化兴盛，文人雅集、书画收藏成为风尚，艺术作品不仅服务于宫廷，也进入士大夫与市民阶层的日常生活。
此外，宋代印刷术的普及促进了知识传播，画谱、画论大量刊行，如《宣和画谱》《图画见闻志》等，系统记录了画家生平与艺术成就，构建了绘画史的谱系意识。这种文化氛围，使得花鸟画不仅是技艺的展示，更成为文化身份与审美品位的象征。
三、艺术实践：从“格物”到“绘事”的转化路径
（一）“写生”作为核心创作方式
“写生”是宋代院体花鸟画最根本的创作方法。画家需长期观察自然，甚至在宫廷御苑中豢养珍禽异卉，以便随时写照。《画继》载：“徽宗建龙德宫成，命待诏图画壁，皆极一时之选。帝每濡翰，必以笔法为先，尤重写生。”
以赵昌为例，史称其“每晨朝露下时，绕栏谛玩，手中调彩色写之，自号‘写生赵昌’”。其作品《写生蛱蝶图》中，蛱蝶翅翼的斑纹、草叶的翻卷、露珠的晶莹，皆刻画入微，显示出对自然物象的深刻理解。这种“朝暮观察，四时写照”的实践，正是“格物”精神在艺术中的具体体现。
（二）构图与空间的理性建构
宋代院体花鸟画在构图上体现出高度的秩序感与空间理性。北宋多采用“全景式”构图，如黄居寀《山鹧棘雀图》，画面饱满，物象错落有致，形成稳定的视觉结构。南宋则发展出“折枝式”构图，如林椿《果熟来禽图》，截取一枝一果，背景留白，突出主体，营造“小中见大”的意境。
这种构图方式，既符合“格物”对局部细节的关注，也体现了理学“理一分殊”的宇宙观——即从个别物象中窥见普遍之“理”。画家通过对一花一鸟的精细描绘，实现对自然秩序的整体把握。
（三）设色与笔墨的精微表达
宋代院体花鸟画在设色上追求“随类赋彩”与“以色助气”的统一。画家通过“分染”“罩染”“接染”等技法，实现色彩的层次过渡与立体感。如《芙蓉锦鸡图》中，锦鸡羽毛以朱砂、石绿、蛤粉层层晕染，光泽逼真；芙蓉花瓣以胭脂淡染，边缘微施白粉，表现出透明质感。
笔墨上，强调“骨法用笔”与“气韵生动”的结合。线条细劲流畅，既勾勒轮廓，又传达物象的质感与动态。如崔白《双喜图》中，野兔皮毛以淡墨丝染，层次分明；古树枯枝以干笔皴擦，苍劲有力。这种笔墨语言，使画面在高度写实中不失艺术韵味。
四、文化功能：院体花鸟画的社会意义与审美价值
（一）文化传承的视觉载体
宋代院体花鸟画不仅是艺术创作，更是文化记忆的保存。通过描绘珍禽异卉、四时风物，画家记录了当时的自然生态与审美趣味。《宣和画谱》收录花鸟画七十六家，作品两千余幅，构成一部系统的视觉文献。
同时，花鸟画常蕴含象征寓意，如牡丹象征富贵，梅兰竹菊喻示君子品格，松鹤代表长寿。这种“比德”传统，使绘画成为道德教化与人格理想的视觉表达。
（二）社会交往的媒介功能
在宋代，绘画是文人交往的重要媒介。皇帝常以画作赏赐大臣，如徽宗亲绘《雪江归棹图》赐蔡京；士大夫之间亦以书画互赠，题跋唱和。花鸟画因其吉祥寓意与高雅品位，成为馈赠佳品。
此外，画院画家通过作品参与宫廷礼仪与政治象征的构建。如《瑞鹤图》描绘群鹤翔集宫阙，被视为祥瑞之兆，强化了皇权的神圣性。
（三）审美趣味的典范塑造
宋代院体花鸟画确立了“形神兼备”“清雅含蓄”的审美标准，深刻影响了后世绘画。其“写生”传统为元明清花鸟画提供了技法范本；其“格物”精神启发了文人画对“理趣”的追求。
更为重要的是，它将绘画提升为一种“格物致知”的认知方式，使艺术与哲学、科学在宋代实现了高度融合。
五、结论
综上所述，宋代院体花鸟画的鼎盛，是“格物致知”哲学思想、画院制度保障、社会文化氛围与画家个体实践共同作用的结果。它以“写生”为核心方法，通过对自然物象的精细观察与艺术再现，实现了“形似”与“神似”、“技艺”与“道义”的统一。这一艺术高峰不仅代表了中国传统绘画的最高成就，更是中国文化精神在视觉艺术中的集中体现。
陈寅恪所言“造极于赵宋之世”，在院体花鸟画中得到了最生动的诠释。它不仅是技艺的巅峰，更是一种文化态度——即以理性精神观照自然，以艺术形式传达生命之“理”与“趣”。在当代重审宋代院体花鸟画，有助于我们重新理解中国传统艺术的深层逻辑，并为当代艺术创作提供宝贵的思想资源。
来源：草竹道人一点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