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九月二十五日，还留在汉口的政府机关开始关闭，虽然军事形势並未发生需要立即撤退的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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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二十五日，还留在汉口的政府机关开始关闭，虽然军事形势並未发生需要立即撤退的重大变化。

显然是有了某种重大决策，但官方並不承认。

最后，我从某机关的朋友们那里听说，已经决定撤退，撤退的计划要避免从上海和徐州撤退时的混乱。

军队将在四周内逐渐撤离。

面对无情的空袭，汉口最后陷落已不可避免，人们认为趁军队尚完整时撤出是明智的。

汉口的抵抗争取了四个月时间，使蒋总司令能以在西部建立根据地、修筑道路。

这是他预计到汉口陷落而制订的计划。

最后的几个星期汉口一片混乱，战争带给人民的牺牲和苦难是重大的。

对保住这个城市抱有一线希望的难民在此地停留过，现在又收拾行装，向腹地转移，准备在新的环境中安置下来。

留下来的医院里的伤员都上了江轮和火车。

要逃离的企业家和商店老板们趁着还有时间正进行着最后一分钟的争夺。

所有运输工具都被征用了，仍不够用。

这几个星期部队从武汉北线和南线朝不同方向行进。

六十个师被派往南京和上海方向，奉命去进行破日军交通线的游击战，其他师开往西边的丘陵地带，准备阻止敌人在这个方向的进一步深入。

十月二十五日完成了汉口的撤退，当天日本人即进驻。

但是四天前南方发生了一场灾难:广州被占领了。

敌人入侵广州是好几个月前就预计到了的，为什么没有采取更有效的保卫措施？这仍是个谜。

在中国城市中，广州遭到的轰炸是破坏性最大的，数千人丧生，价值几百万元的财产被毁。

显然，军事指挥员余汉谋将军过分地相信那个报告，认为日本人害怕与占领着近旁香港的英国人对抗因而不会袭击广州。

但慕尼黑绥靖主义在远东引起了反响，之后，日本立即在大鹏湾登陆，未遇到什么抵抗推进百余英里到了广州。

关于余汉谋叛国的报道未被证实。

如果有确凿的证据或比较详尽的材料，余汉谋会象山东惨败后的韩复榘一样受到军事法庭的审判，遭到枪决的。

似乎余的罪过在于疏忽和应受谴责的失职。

敌人进犯时他毫无准备，只有两种选择:要末是拼力抵抗，其前景是军队和城市同归於尽，要末是撤退军队，放弃城市，他选择了后者。

在退却时，他严格地沿着蒋总司令预先指定的路线，因而免于叛国之罪。

战争的第一阶段已经结束，中国进入了要把敌人拖垮的游击战阶段。

经历了十八个月的战争，中国没有衰弱下去而更强壮了，她已适应並承受住了最初的骇人的打击。

人民和军队都懂得他们期待的是什么。

他们以坚韧不拔的决心包扎好伤口咬紧了牙关。

战斗可能是失败了，但最终胜利是属于他们的。

四千万难民和二万五千名大学生和他们的教师远行数百英里到了内地，並非无所作为的，中国铺设了数千英里公路使西部与外部世界沟通也不是白费力的。

这些，锤练了勇气，增加了机智。

更为重要的是不同政治倾向和不同社会阶层的人们逐渐懂得了怎样为共同的目标合作共事。

他们在一起工作得越久对彼此的基本特点、思想和目标了解得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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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口陷落前我乘飞机西行五百英里到四川的重庆去，这时我已作了一项重大的决定。

我对远东政治已观察了十二年，其中八年是在中国度过的，其间常去日本。

我的观察使我相信，控制着日本的海军集团有着贪得无厌的权欲，如果不予制止，有朝一日这个国家在东太平洋将向美国挑战。

随中国军队十八个月的观察使我进一步相信，如果美国和西方的民主国家停止向日本提供军用物资铁、钢、汽油，中国是有能力有决心制止日本的权欲的。

政府官员是不能公开发表自己的意见特别是涉及国际事务的，以免使他们的政府难堪。

可是我们政府驻外的外交和军事官员所处的地位使他们了解外国政府官员正在想什么、正在做什么。

由于提供了我在中国北方看到的中国人抵抗日本的特点的公开证明，我已经越过了外交规格的界限，而我还没讲完事情的一半。

如果不改变成个人身份的公民，我就不能再讲下去。

因此我提出辞职，辞去海军陆战队和海军军官的职务。

紧迫的责任感不让我作旁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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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六小时飞行，中间停两站，我到达了长江上游、四川省的巨大商业中心重庆。

来自饱受战争创伤的汉口，相形之下，重庆似乎是一个新的世界，宁静、碧绿、给人安慰。

盘旋而下穿过几乎总是浮在重庆上空的云层，我们突然从最低的云层钻出来，看到了下面的长江和城市北面商业区参差不齐的建筑物。

商业区位于把长江和北面的嘉陵江隔开的狭长岩石上。

随着马达的轰鸣，我们的重型海上飞机贴着急流的水面飞行，停在一个着陆场上。

这里将是中国的新首都——战争开始以来政府的第三个首都。

中国政府机关迁移到此，可和美国首都从华盛顿移到阿克拉荷马州的土耳沙相比。

重庆在其南端的四川盆地，截然不同于中国的其他地区。

据地质学家的意见，在第三纪，这个有七万五千平方英里的盆地，还是一个有红砂石沉积的湖泊。

长江的四条支流(四川由此而得名)流经盆地，使四川成为中国物产最丰富的地区之一。

除长江切出一个峡谷外，这个地区受西藏高原的山脉包围，气候湿润，很少晴天，冬天几乎没有霜冻，盛产水稻、小麦、小米、玉米、豆子、糖和烟草，供养了战前的四千四百万居民。

新建的道路把这一盆地和南面的贵州、云南及北面的陕西、甘肃连接了起来。

重庆将是中国的新首都，政府的许多机构，包括外交部，已迁到了这里。

数周之后，日本飞机从他们在汉口的新基地出发，将把这里的安宁变成活地狱，但此时这里的一切都是和平的。

在大多数外国住宅集中的长江南岸，标准石油公司的院子里新建的大使馆办公室里我找到了大使。

他以习惯的亲切，邀请我分享他和大使馆参赞威利·佩克及秘书西德尼·拉丰共同占有的住所。

我度过了悠闲的一周，在安静和激励人的气氛中，参加晚餐后下中国棋，它现在代替了以前的扑克牌，同时，根据十年观察的背景，修订我对远东形势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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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领导人企图以寻求经济合作和根除共产主义的传播为理由说明他们侵略中国是有理的。

事实完全相反。

如果日本仅仅要求经济合作，可以在一九三一年九月它抢占了满洲之前的任何时候以和平的方式进行。

事实上，这次战争开始时中国是日本的最好主顾和丰富的原材料来源。

战前对日的抵制並不是由于中国人对日本人的天然反感，而是反对日本屡次侵犯中国主权。

至于共产主义，我的观察使我相信，中国共产党人实行的原则，在政治方面是代议制政府(民主)，在经济方面是合作原则，只是在社会应用方面，由于强调社会平等可称之为共产主义的。

日本用武力征服中国的企图，不但不能限制而实际上是加速了这些原则的传播。

要理解日本的真实目的，必须追溯三百多年来这个国家除少数几次短暂的间隔外一直受军阀集团统治的历史。

其军事领导人渴望征服的第一个证据就是一五九二年野心勃勃的秀吉将军宣布了征服远东的狂妄计划。

首先要侵略的是朝鲜，接着是征服满洲和中国。

随着清朝皇帝在北平登基，秀吉计划在上海南边的宁波建立军队的总部，由此出发去征服南亚、菲律宾群岛和现在的荷属东印度群岛。

秀吉在侵略朝鲜的过程中死了，征服计划暂时搁置起来——二十世纪的军阀们又略加修饰地使之复活。

秀吉死后没几年，建立了以天皇名义进行统治的德川幕府，日本进入二百五十年的孤立，后为康芒多尔·佩里的谈判打破。

自从明治军人集团复辟以来，军阀集团继续控制着日本的政策，借征服进行扩张的计划于一八九四年开始实行了。

从那时到这次与中国开战，这期间，日本原来的十四万八千平方英里的版图增加了七十一万平方英里。

一九三一年入侵满洲开创了侵略的纪元，现在在欧洲这侵略获得了可怕的势头。

对日本来说，侵略满洲是一个检验西方强国反应的试探气球。

由于西方列强保持沉默，一九三三年热河继满洲之后落入日本人的魔掌。

意大利步日本人的后尘，侵入了埃塞俄比亚，之后就轮到德国。

然而，惊人的並不仅仅是日本在亚洲进行征服。

应该使美国人深思的是日本海陆军官员对征服计划的态度。

他们满脑子是神遣的观念，认为他们的使命是把日本牌号的文化带到世界各个角落。

他们把征服中国看成只是达到最终目的的阶石。

由此可见，他们是要征服中国，而不只是进行经济合作。

一个被日本统治的中国将给日本提供巨大的人力资源和天然资源，用以建立一支能进行更远的征服的陆军和海军。

中日之间现在的斗争，对美国人民来说不可能只有学术的意义。

这场战争的结果将决定东亚是由军人独裁的统治还是中国的民主之蕾变成盛开的鲜花。

如果日本赢了，美国就必须留心自己的防务，因为日本陆海军军阀粉碎美国的欲望其强烈程度绝不亚于德国压垮英国的欲望。

可是，美国还在继续给日本提供用以建立这种霸权的战争物资！

日本在中国的远征究竟如何？

经过对日本人在上海三个月作战的观察，我认为和西方强国的军队相比，其军队是三流的。

随后一年我的观察证实了这一评价，其根据是日军的打击力量不足，运输协作不良，空军和地面部队协调不好、武器不精、炮火指挥不力，以及领导人缺乏想象力和创造力。

已经造成了代价很大的错误，其一是未能正确地估计中国人民抵抗的情绪和力量。

随着战争的进展，军队分散在广大的地区，将大大减弱日军的推进力。

日军运用残酷的方法进一步加重了中国人民的苦难，增强了他们的抵抗决心，这就不必要地增加了完成其任务的困难。

对不设防的农村和城市进行无限制的轰炸企图恐吓老百姓，丝毫无助于达成其目的。

日军的奸淫烧杀显然是不受约束的，有证据表明，至少在某些时候还是奉命进行的。

被炸毁的高级学府数量之大不能不是精心策划的一部分。

在被占领区鼓励居民使用麻醉剂只能解释为借削弱人民的精神力量来破坏中国人的抵抗这个畸形计划的一部分。

但是，任何人都不要轻率地低估日军的力量。

它是一支难以对付的战斗力量。

官员和士兵狂热地忠于天皇。

帝国总参谋部训练有素，预见力很强，能抓住关键步骤的时机，在不利的形势下赶上对手。

战争舞台的扩大——从蒙古直到印度支那边界近两千英里——还必须在西伯利亚前线维持大量的军队，是这支军队的难题。

由于日本在极紧急时可以动员最大人力估计不超过七百万人，人力也是一个问题。

近三年的战争，其死伤人数累计约有一百万。

另一百万人被派往东亚大陆，国内也动用了大量人力。

日本在中国的目标难以完成是无疑的。

即使能够粉碎有组织的抵抗，那些独立组织的抵抗也会有效地破坏对未经占领的大片农村的控制，而日本不具备大规模建立这种控制的人力。

然而，如果日本愿意付出代价，如果它继续得到铜、钢、铁、石油和棉花等由美国流入其战争工业的物资，它可能会部分地实现其目标。

其代价是它在中国的现有军事力量的两倍，更可能是三倍。

然而，没有美国的经济援助，连现有的相持局面也不能长期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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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打仗的目的是重获独立，全国团结的力量指向这一目标，中国的错误很多而且严重，但重要的是其战略是正确的。

战争开始时，其军队在组织、装备和训练方面未准备应付哪怕是中等水平的现代战争。

组织能力不是中国人的弱点， 在战争的早期阶段这个弱点是明显的。

大部分军事单位来自各省，其指挥职务的指派常以政治上的好恶而定。

要消除低效率，而消除的过程必须以不损伤有政治权力的人的感情的方式进行。

中国的团结一九三七年才开始，随着战争的进展，还需要协调新近还在对抗的集团。

或许最严重的是缺少经过现代战争技术培训的指挥员和参谋人员。

然而，机智多谋是中国人的首要特点。

抵抗的决心在人民中是普遍的，有此不变的前提，中国正着手设计把这种决心转变成行动的方式和方法。

血肉以可怕的代价同钢铁抗衡， 但侵略者被迫放慢了速度。

由于这种牺牲赢得了时间，建立了训练指挥员、参谋官员、专家和技术人员的学校。

军队进行了改编；重新设计了以适应条件、满足需要，建筑了新的道路；颁布了一些改革以改善人民的物质和精神生活；采取了统一内部经济的步骤。

这些活动进行的同时，成百万难民离开了他们祖辈相传的家园，迁往西边，所有受威胁的地区的学校和大学也迁到了西边。

共产党不再需要其领导人从巨大的人力资源中探求保存自己的方法去进行艰苦的生存斗争，现在可以把一种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的生活方式和抵抗侵略的模式贡献给民族的事业。

两大政党的领导人在许多政治，社会和经济问题上不再针锋相对，在民族自卫的合作中没有了障碍。

虽然途径不同，他们基本上在寻求同样的目标。

共产党和国民党都赞成孙中山博士晚年制定的民族目标，概括起来就是三民主义即民族、民权和民生，只是在达到目标的方法上有些差别。

在其有关民族主义的文章中，孙博士承认，中国的虚弱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有一种传统把对宗派的忠诚放在对国家的忠诚之上。

他并不提倡削弱对宗派的忠诚，但要求把对宗派的忠诚强化到对国家的忠诚，目的是围绕中华民族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

国民党继续强调宗派忠诚隶属于对国家忠诚的思想，而共产党则坚决主张个人对国家的忠诚高于一切。

孙博士的民主主义，设想把政治权力交到人民手中，而管理权则由人民选举的政府代行。

人民将享有选举权，罢免权， 创制权和复决权。

他把政府的管理权分为五个分支。

除了西方所用的行政、立法和司法部外，他增加了考试院和监察院，后两个都曾很好地服务于旧中国皇朝的政府。

在中国，摆脱贫困是强烈的民族要求。

贫困是如此地普遍和极端，以致为了摆脱它，每个人都力图“聚财”。

孙博士的纲领中的民主主义试图改变这种状况。

他的计划主要是基于国家社会主义。

他提倡运用卡尔·马克思的思想作指导，但使用不同的方法。

他说:“我们不能说共产主义与民生主义不同。我们三民主义的意思，就是民有民治民享。这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意思，就是国家是人民所共有，政治是人民所共管，利益是人民所共享。照这样的说法，人民对于国家不只是共产，甚么事都是可以共的。人民对于国家要甚么事都可以共，才是真正达到民生主义的目的，此就是孔子所希望之大同世界。”

他把人民分为三个等级:先知先觉者，后知后觉者，和不知不觉者——发明家、宣传家和实行家。

他说:“这三种人互相为用，协力进行，然后人类文明进步，才能够一日千里。”

对于道德方面，他这样论证:“天之生人，虽然有聪明才力的不平等，但是人心必欲使之平等，这是道德上的最高目的，人类应该要努力进行的。要达到这个最高的道德目的，到底要怎么样做法呢？我们可以把人类两种思想来比对，便可以明白了。人类的思想，可说一种是利己的，一种是利人的。……重于利人的人，只要是于人家有益的事，每每至于牺牲自己，亦乐而为之。这种思想发达，于是有聪明才力的人，就专用彼之才能，以谋他人的幸福，渐渐积成博爱的宗教和诸慈善事业。不过宗教之力，有时而穷，慈善之事，有时不济，就不得不为根本上的解决来实行革命，推翻专制，主张民权，以平人事之不平了。从此以后，要调和三种人，使之平等，则人人应该以服务为目的，不当以夺取为目的。……照这样做去，虽天生人的聪明才力，有三种不平等，而人类由于服务的道德心发达，必可使之平等了。这就是平等的精义。"

我引证了孙博士很长的教诲，因为这些是现在中国内部发展的向导。

他计划分三步实现三大原则:

首先是军政时期，在此期间铲除各省军阀，实现国家统一；

其次是训政时期，在此期间国家由国民党统治，使人民准备行使政治权力，最后的阶段是宪政时期。

组成现在的共产党的一批人，一九二七年造反反对国民党建立的政府，因为他们认为蒋介石不顾孙博士发展民生的计划。

还有其他的分歧，但这是主要的，一直是争论的中心。

共产党人还认为国民党不必要地延长了训政时期，拖延使人民为代议制政府作准备的步骤。

共产党人的持续压力，加上战争开始以来政治形势发生的变化，迎来了国民参政会的召开。

一九四O年四月的头十天在重庆举行的第十五次会议上，参政会重申了民族团结抵抗日本侵略的政策，通过了为及早建立代议制政府提出的宪法草案。

中国人民一方面取得了进展，同时政府更加依赖于人民的支持和合作进行抗战。

来源：烟雨江南花又开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