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晚清时期，京城的消费水平很高，当时很多京官常为生计发愁，可谓是长安米贵居大不易。根据现存的《李慈铭日记》、《翁同龢日记》、《庚子记事》等私人笔记，大致可以推算出当时京官的开支情况。
在京城当官，先算账再抬头：晚清京官的四种活法
晚清时期，京城的消费水平很高，当时很多京官常为生计发愁，可谓是长安米贵居大不易。根据现存的《李慈铭日记》、《翁同龢日记》、《庚子记事》等私人笔记，大致可以推算出当时京官的开支情况。
在北京混，面子得撑住，口袋却常常是瘪的。俸禄是死的，人情是活的，而且越到年节越贵。谁熬得住胡同口的北风，谁扛不住炭价和房租，这里面有戏。
先别急着讲数字。你走进一条老胡同，立冬前后，天一黑便起风，炭盆里噼里啪啦，屋里是半暖不热的温吞气。屋外卖馒头的挑子吆喝两声就走了，听上去倒像给整条街做了个提醒：明天又要花钱。
最吃紧的是刚进仕途那一帮年轻人，主事、翰林出身的居多。刚做官的架子，还得摆；口袋里那点俸银，真撑不起。米价不亲民，一石要两三两银子；两间小屋，苟且住着，每年也要掏两两。光这两口子就吃掉了不少。再加上灯油、盐酱、小柴禾，冬天再添件棉袍，算细了你会出汗：一年往下，能不破百两就谢天谢地了。
有本家伙叫锡彬，在刑部跑堂子，典型的小京官。一家四口，早上不敢生火，省炭。馒头论斤买，四斤下去，再就着葱段酱碟，顶一天。一天用钱一百来文，掰成银子也就芝麻点大——一两白银能换千五百文那一档。年头到年尾，伙食花去二十两上下，俸禄六十两。剩下的去哪儿？房租、缝补、亲友互相递个帖，钱就像漏斗一样，一点不剩。这样的日子，不稀罕。占京官里头一大半。家底稍厚的，能喘口气；没退路的，眼神里都带着饥色。
有人专门爱算账，说光绪年间，靠手里那点工分过日子的五口之家，紧着勒也得四五十两才能不饿肚子。你把这账往官身上套一套，心里就明白了：当官不等于富，换件蓝布官袍，也就是多了两道扣子。
熬过最难的几年，有些人能慢慢站稳脚跟。官当得久了，来往的人多了，外地来的同僚送点礼，写个保结，添酒钱，都是江湖规矩。这不是大钱，但能救急。于是，住的院子正了点，衣裳也肯花钱找裁缝打个里子，出门不至于太寒碜。张之洞当年在京里混了快二十年，手头还是紧，紧到什么程度？他急了，专门上过一道折子向朝廷叫苦，里面摆了一串账：就算把腰带勒到最后一孔，一天也得耗一两银子，三百多两一年才够糊口。这种算法你别嫌夸张，他不是一个人在喊。很多人也照着这个数儿，给自己定了个“吃饱不丢人”的底线。
话又说回来，京城的日子，愈往上走愈讲“体面”。靠俸禄吃饭不算本事，家里有地、有祖产、族里互相接济——这就稳了。祖父辈有余粮，子孙辈才敢在前门外租个像样的院子。北京小康，说穿了，得有后盾。
刘光第留京时就对家里摊牌过：带着家眷在首都立住，每年没有六百两，转个身都难。这不是夸口。这个标准，大致是什么层面？城里不差的四合院，前后倒影子，能住人；厨房有人看火，院里多一男一女两个使唤的，外出跑衙门坐一程车，省脚力。逢年过节，给老师、上司送点礼，盒子里放的都是“心意”——心意要有分寸，份子不能掉链子。就算这样，也别指望锦衣玉食，华服出街，一不留神就破产。
曾国藩是算账的一把好手。他在京的头一年，账本上写得清清楚楚，花出去八百两。这不是炫耀花钱，而是一个大家子盘着日子过。曾家的底子可没有刘家那么厚，他在京的那些年，债主的名字一页页写得密密麻麻。直到有机会外出主考，才慢慢缓过气来。这人做什么都极有章法，开支只要有一项没算住，后面就得削别处。所以他常写“省”，省到你看了都觉得心疼——可这是活路。
再讲一个人，张佩纶。年轻时春风得意，谁知道后来失了官，日子一下子没着落。好在他老岳父肯搭把手，托人每年送来千两银子。千两是个什么概念？按北京那会儿的物价，算是“体面得过且过”的门槛。人情这个东西，到了这一步，其实也沉甸甸的，谁都懂。
至于那些真正阔的，另是一番天地。二品以上的大员，不是宗室就是握着实权，门口的轿子落下一层灰，抬起来就有银光闪闪的进项。有人把这事儿掰开说：身为一品的首席大员，一年进帐五万上下，尚书四万余，侍郎三万多。你愿意信也好，半信也好，总之不是低的。可他们是塔尖上的人，人数屈指可数。你在菜市口拎着葱走一遭，不会遇上几个。多数京官呢？很简单，比民间稍好，远称不上潇洒。
从早到晚，他们都在对付“人情”这两个字。乡下来的亲戚上门，得倒茶；衙门里的同僚有喜事，得出份子；老师病了，拎盏灯去探望，手里总要攥个小包袱。你看他们的日记，除了天阴天晴，就是“今日借”“明日还”。北京人讲究一个“面”，面子背后，就是账本。说句题外话，城里南北风一刮，煤球味儿窜鼻，夜里孩子咳嗽，做父亲的忍不住把被子往上拉一拉，这时候，他想到的不是天下兴亡，而是明天还要不要添一篮菜。
时间线往回拉一拉。光绪九年前后，张之洞那封折子出去，朝廷也不是完全装聋作哑，多少给了点补贴的意思。然而制度这东西，补一点是一点，拐角处的漏风还是漏风。再往后，世道每况愈下，京城越发贵。有人靠外放补贴家用，去了外地捞一口回来添上；有人熬到年纪，求一差事坐远一点，换取宽松的开支。人生哪有那么多体面，挑得动的担子先挑着。
你要说这代人的情感，也有。读书人讲个“清白”，讲个“义气”，可肚子饿了第一件事还是找钱。很多误解也来自这儿：别人以为你当官，便该阔绰；你自己知道，月末的账还没平。朋友之间反而好，一壶薄酒，几盘小菜，风吹着纸窗糊，聊聊诗文，再骂两句时局，笑过就散。第二天起来照样推门出发，马车不来就走路。
写到这儿，我想起一个细节。某个小官在账本边上画了一个小圆圈，旁边写“母亲寿”。那年他多走了几趟亲戚，回家时提着十八个寿桃。这样的爱，落在帐页上，是花费；落在心里，是底气。很多年后，他在外地做事，写信回京，第一句还是问“炭价今年如何？”你看，人的挂念总绕不开那几样：家、面子、日子。
说到底，晚清京官不是一群漫画人物，也不是一排干巴巴的数字。他们活在风里、账里、人情里。有人苟且，有人体面，有人两头不靠。等到新朝风起云涌，胡同的砖还是那几块，四合院的影壁还是那堵。只有那些日记留下了声音：今天又花了几文，明天还得紧一紧。我们常说，历史是过去的人今天在和我们说话。那他们在说什么呢？或许是这句：别拿头衔去想象生活，先问一问，一年的炭，几两银。
来源：分秒必争苹果E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