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这位县太爷当时已在广东待了几年，却越待越费解：田里插秧割稻的全是女人，五十六岁的老妇还在泥里刨食，家里七八个壮小子却游手好闲，要么偷鸡摸狗，要么扛着鸟铳四处晃荡。

同治七年，广东番禺县令杜凤治在日记里破口大骂：“杀之不胜杀，何不生时即溺之乎！”

骂的是当地男人。

这位县太爷当时已在广东待了几年，却越待越费解：田里插秧割稻的全是女人，五十六岁的老妇还在泥里刨食，家里七八个壮小子却游手好闲，要么偷鸡摸狗，要么扛着鸟铳四处晃荡。

更邪门的是当地人爱溺女婴，杜凤治看得火大，憋出个歪理：要溺不如溺男婴！反正 “在田作工者皆妇人”，男人留着也是造孽。

“此地妇女最苦，在田作工者皆妇人，妇人如此得力，而生女奈何溺之乎？死者可悯，生者如牛马作苦亦可怜，不知男子何事何在，习懒性成，风气恶极。往往老妇年已五十六十，生子七八个皆强壮有力，倘皆无妻，犹待此老妇勤力耕种养之也。此等男子，大半为盗，杀之不胜杀，何不生时即溺之乎！”（《杜凤治日记》）

这糊涂县令哪知道，广东男人不是懒，是忙着 “备战” 呢。

咸丰四年的某个清晨，佛山镇突然枪声大作。本地乡勇与客家人为抢桑基鱼塘，在汾江两岸架起了土炮。《佛山忠义乡志》记载，这场架打了整整三个月，双方用抬枪轰塌了十七座祠堂，最后河道里漂着的尸体堵住了商船。当时在佛山经商的徽商程秉钊在信里写：“广东人打架像打仗，妇女送饭时都背着柴刀，随时准备帮腔。”

这种 “械斗传统” 早在康熙年间就扎了根。康熙四十年，东莞土客为争虎门滩涂，第一次动用了仿制的 “红毛铳”。到咸丰年间，土客械斗进入白热化，仅开平一县就筑起三百七十座碉楼，每座碉楼都藏着十支以上火枪。

杜凤治自己在日记里也写过“广东遍地皆贼，封王拜帅者不可胜数"，且民间筑寨抗官成风”“各村寨垣如城，坚固逾石（三合土筑成）”，且催征税粮需“募勇数百打村”。

英国传教士俾士在《Z国印象记》里也提到：“每村皆有炮位，土客械斗时枪声如爆豆，死者日数十人。” 官府统计，仅肇庆府就有三万支民间火枪，比绿营兵的军械还精良，更远胜官府衙役，杜凤治的同僚廉州县丞沈茂霖就是在稽查鸦片时遭毒枭炮击身亡。

开平碉楼

最狠的要数咸丰六年的黄茅岗之战。香山（今中山）地方志详细记录了这场厮杀：客家人用十二门土炮轰塌本地人的土围，冲进去后 “逢人便砍，连刚会爬的娃娃都没放过”。

本地人咽不下这口气，纠集周边七乡的壮丁反扑，把客家人逼到珠江边，“溺死者数千，江水为之变色”。战后清点，双方光战死的就有两千多，还不算被烧杀的老弱妇孺。（伤亡数字系根据方耀清乡档案推断）

为啥这么能打？

三元里抗英

从康熙到同治，广东土客之争断断续续杀了百万人。客家人从粤北迁来，跟本地人抢地抢水，今天你烧我祠堂，明天我炸你村寨。道光年间曾任广东巡抚的叶名琛在奏折里诉苦：“州县官天天调解械斗，刚劝住东边，西边又打起来，官印都快磨平了。”

男人得随时抄家伙，田里的活自然落到女人肩上。杜凤治在日记里写过番禺的农忙景象：“插秧时妇人成队，男人却在田埂上擦鸟铳，问其故，答‘防邻村来抢’。” 连珠三角的桑基鱼塘，都修成易守难攻的格子状，既是良田又是战场。

这种全民皆兵的状态，反倒让广东成了反清和反帝的桥头堡。第一次鸦片战争时，这里发生了三元里抗英事件，乡勇们操着鸟铳冲在前，家里的婆娘就扛着锄头在后头送饭，这仗打得有来有回，连英国全权代表璞鼎查都在回忆录里承认：“这些广东农民的战斗力，比清军正规军强多了。”

黄花岗烈士

到了清末，广东民间枪支多达三四百万支，有些村寨的炮楼比县衙还结实。孙文在《建国方略》里说：“粤人好勇，实因百年械斗养成习气。” 他发动革命时，最早响应的就是那些玩枪玩了几十年的广东汉子。黄花岗七十二烈士里，一大半是广东人，其中不少就是当年械斗的好手。

光绪年间有个叫陈炯明的秀才，年轻时天天跟着村里的叔伯练枪法，后来成了粤军总司令。他跟人吹牛：“我打枪的准头，就是当年跟客家人械斗练出来的。”

杜凤治到死都没明白，他眼里 “懒惰” 的广东男人，其实是活在准战争状态的战士。就像狮子群里，公狮看着悠闲，实则在警惕入侵者，母狮负责捕猎一样，广东的男人女人也在用自己的方式应对生存危机。

宣统三年，广东宣布独立时，那些扛着枪参加起义的汉子，很多都是当年械斗的主力。他们把跟老乡厮杀的狠劲，全用到了推翻清廷上。这地方的民风，从来都是打出来的，从土客之争到反清革命，一脉相承。

来源：历史记录大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