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74年孟加拉大饥荒后，吉大港大学经济学教授穆罕默德·尤努斯在乔布拉村遇到了竹凳女工苏菲亚·贝古姆。这个每天埋头编织的女人，因凑不齐22美分原料钱，被迫向中间商借高利贷，编好的竹凳只能以固定低价卖回，辛苦一天仅赚2美分，永远陷在“借-编-卖-还”的死循环里。

1974年孟加拉大饥荒后，吉大港大学经济学教授穆罕默德·尤努斯在乔布拉村遇到了竹凳女工苏菲亚·贝古姆。这个每天埋头编织的女人，因凑不齐22美分原料钱，被迫向中间商借高利贷，编好的竹凳只能以固定低价卖回，辛苦一天仅赚2美分，永远陷在“借-编-卖-还”的死循环里。尤努斯震惊地发现，全村42名同类农户总共只需27美元就能摆脱高利贷控制。当他带着这个发现求助当地银行时，得到的却是冰冷的拒绝：“穷人没有抵押，不值得信任” 。

这句断言催生了一场金融革命。1983年，尤努斯创办的格莱珉银行（Grameen Bank，意为“乡村银行”）正式成立，它颠覆了“无抵押不贷款”的铁律，用一套全新的游戏规则向穷人敞开大门。如今，这家银行已覆盖孟加拉93%以上的村庄，服务超1060万穷人，累计放贷386亿美元，还款率高达97%，更被全球100多个国家复制借鉴。它用四十年实践证明：贫困的根源不是能力缺失，而是制度性排斥；给穷人一个机会，他们能创造出比富人更可靠的信用。

（一）“互助小组+中心”：用社会信用替代抵押品

格莱珉银行最核心的创新，是用乡村社会的“熟人信任”替代传统银行的“物质抵押”。它要求贷款申请人必须加入5人互助小组，成员多为背景相似的贫困女性，6-8个小组再组成一个“中心”。贷款采用“2-2-1”顺序发放：先给小组内2人放贷，待其正常还款后再给另外2人，组长最后获得贷款，天然形成监督机制。

这种机制将银行的外部风控转化为成员的内部约束。在孟加拉乡村，失信不仅意味着失去贷款资格，更会被社群排斥。达卡省的哈吉拉曾因丈夫反对偷偷贷款50美元，正是在小组伙伴的鼓励和建议下，她买了小牛和稻田，一年就还清贷款并扩大经营，最终拥有了自己的土地和牲畜群。截至2024年，格莱珉96%的客户是女性，她们的还款率比男性高出12%，因为女性更倾向于将资金投入家庭生产而非消费 。

（二）“整借零还+按周还贷”：适配穷人的现金流规律

传统银行“到期还本付息”的模式完全脱离穷人收入零散的现实，格莱珉则设计了“每周小额还款”机制：贷款期限通常为一年，借款人需每周偿还本金的1/50加利息，单笔周还款额 often 不足1美元。这种“化整为零”的方式，让穷人无需为大额还款焦虑，也能逐步建立财务规划能力。

乔布拉村的苏菲亚·贝古姆最初借0.3美元买竹子，每周只需还款0.006美元。她将竹凳直接卖给市场而非中间商，日收入从2美分飙升至80美分，三个月就升级贷款12美元，还雇佣了3名寡妇做工。数据显示，这种还款模式使逾期率长期低于3%，远优于孟加拉农村银行12%的平均不良率。

（三）“贷款者即所有者”：绑定利益的股权设计

格莱珉银行94%的股权由借款人持有，政府仅占6%。每个客户只需花1.5美元购买一股即可成为股东，有权参与董事会选举和决策。同时，银行强制要求借款人每周存入小额资金，5%的贷款额度会自动划入小组互助基金，既积累了银行的放贷资金，也为成员提供了应急保障。

这种“贷款-存款-持股”三位一体的制度，让穷人从“被援助者”变成“银行主人”。2024年数据显示，格莱珉客户的平均家庭储蓄额达186美元，较非客户群体高出210%，许多家庭正是靠这些零散存款应对了疾病、灾害等突发风险 。

（四）“上门服务+灵活利率”：消除金融服务的物理与心理壁垒

“银行应该走到民众中去，而不是让民众来银行”，这是格莱珉的运作信条。它没有豪华网点，而是靠“自行车银行家”深入乡村，在榕树下、田埂边办理业务、召开中心会议。利率设计也极具弹性：紧急生活贷款免息，学生贷款年利率5%，住房贷款8%，最高生产性贷款利率20%，虽高于传统银行，却仅为高利贷的1/5。

这种“接地气”的服务让穷人不再畏惧金融机构。在孟加拉偏远的朗布尔地区，银行家每月骑行200公里走访农户，当地贷款申请通过率从最初的15%提升至89%，90%的客户表示“第一次感受到被金融体系尊重” 。

（一）经济脱贫：小额资金激活“毛细血管经济”

格莱珉的贷款多投向门槛极低的微型生产：养鸡、织布、杂货零售等，单笔贷款通常在50-500美元之间，却能精准撬动穷人的生产力。数据显示，其客户家庭年收入平均比非客户高50%，58%的借款家庭成功脱离绝对贫困线 。

1999年推出的“手机贷款”项目堪称经典：银行向6万农妇放贷350美元购买手机，她们在村头开设“共享电话亭”，向村民收取通话费，月均收入达60美元，是传统务农收入的3倍。更意外的是，渔民通过电话联系外地商贩，鱼价提升70%；孕妇紧急呼叫救护车，难产死亡率下降90%，一张手机卡激活了整个乡村的经济与社会活力。

（二）社会变革：女性赋能与家庭升级

格莱珉96%的客户是女性，这一选择源于尤努斯的发现：女性将100%的贷款投入生产，且还款率更高，而男性仅将70%用于生产。贷款赋予女性经济权后，带来了连锁的社会变化：孟加拉农村女性家庭决策参与率从32%提升至78%，借款家庭的儿童入学率比非借款家庭高46%，女童辍学率下降62% 。

哈吉拉的故事极具代表性：这位丈夫失明的农妇，顶着“加入异教组织”的误解贷款50美元养牛，在小组支持下逐步扩大规模，不仅还清贷款，还送三个孩子都上了学。她在采访中说：“贷款不是钱，是让我抬起头说话的勇气”。

（三）全球复制：跨越国界的反贫困实践

格莱珉模式的生命力在于其普适性。从美国纽约的贫民窟到印度的乡村，从非洲的难民营到中国的西南山区，全球100多个国家都有其改良版本。印度CreditAccess Grameen公司复制该模式后，2024年资产管理规模达2671.4亿印度卢比，客户达492万，客户留存率高达88%。

格莱珉的成功并非毫无瑕疵。在印度等复制地区，部分机构将其商业化异化，收取高达100%的年利率，甚至鼓励穷人贷款消费，导致安得拉邦出现因无力还款而自杀的悲剧。在孟加拉本土，格莱珉也面临监管压力：2013年新法案要求其新网点需央行审批，业务范围被限定在农村无地群体，创始人尤努斯还遭遇税务调查。

此外，随着孟加拉经济发展，部分客户开始追求大额贷款，格莱珉“小额高频”的定位面临挑战。2024年数据显示，其新增贷款中，1000美元以上额度占比从5%升至18%，如何平衡普惠性与可持续性，成为新的课题。

（一）金融普惠的核心是“适配”而非“施舍”

格莱珉证明，穷人不需要“慈善救济”，而需要“适配的金融工具”。传统银行用城市标准要求农村客户，本质是“削足适履”；而格莱珉的小组机制、周还模式、上门服务，都是基于穷人的真实生活场景设计，这正是其成功的关键。

（二）社会信用可替代物质抵押

在缺乏征信体系的农村，“熟人社会”的监督比抵押物更有效。格莱珉的互助小组将个人信用转化为集体信用，既降低了银行风控成本，又激活了乡村的社会资本，这种“社会信用+金融服务”的组合，对发展中国家农村金融极具借鉴意义。

（三）女性赋能是反贫困的高效路径

格莱珉的实践印证了“投资女性就是投资家庭”的真理。当女性掌握经济权，资金会更高效地流向教育、医疗等长期发展领域，形成“个人脱贫—家庭升级—社群进步”的良性循环，这种效应远胜于单纯的男性赋能。

尤努斯曾说：“贫穷不属于文明社会，它应该被放进博物馆”。格莱珉银行的四十年，就是一场将“穷人无信用”的偏见送进博物馆的革命。它用27美元的起点证明，穷人的信用不是靠抵押品支撑，而是靠生存的韧性与改变的渴望；金融的价值不是为富锦上添花，而是为穷雪中送炭。

如今，当全球仍有近10亿人被排斥在金融体系之外，格莱珉的意义早已超越一家银行：它提醒我们，反贫困的核心不是注入资金，而是打破制度壁垒；不是教会穷人如何赚钱，而是相信他们本就拥有赚钱的能力。正如那些用小额贷款撑起家庭的孟加拉女性所证明的——摆脱贫困的钥匙，从来就在穷人自己的口袋里。

来源：耀中品牌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