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时间来到1945年7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欧洲战场已经尘埃落定，纳粹德国已经投降，整个世界的目光都聚焦在了仍在负隅顽抗的日本身上。

但就在他们投降之前，一名日本的翻译官，因为一句口误，导致了60万人死于非命。

可以说一句话，像蝴蝶效应一样，掀起了一场席卷数十万生命的巨大风暴……

时间来到1945年7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欧洲战场已经尘埃落定，纳粹德国已经投降，整个世界的目光都聚焦在了仍在负隅顽抗的日本身上。

当时的日本，已经是强弩之末。

美军的“跳岛战术”像一把锋利的尖刀，一刀刀割裂了日本在太平洋上的防线，B-29轰炸机几乎每天都在日本本土上空盘旋，东京等大城市早已是一片焦土。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国联合发表了著名的 《波茨坦公告》。

这份公告，其实就是递给日本的最后通牒。

公告里要求日本军国主义政府立刻无条件投降，否则，日本将面临“迅速而彻底的毁灭”。

这话说得虽然狠，但其实也给日本留了一线生机，算是在战争的最后关头，伸出的一根橄榄枝。

这份公告通过电波，迅速传到了日本东京。对于当时的日本高层来说，这无疑是一颗重磅炸弹。

内阁里立刻吵成了一锅粥，分成了两派。

一派是以首相铃木贯太郎为首的“主和派”，他们心里清楚，这场仗已经打不下去了，再打下去整个民族都得赔进去，所以倾向于接受公告，寻找体面结束战争的方式。

但另一派，是以陆军大臣阿南惟几为首的“主战派”军方强硬势力。这帮人满脑子还是“一亿玉碎”、“本土决战”的疯狂念头，觉得投降是奇耻大辱，坚决不同意。

他们甚至叫嚣着，要让盟军在日本本土的滩涂上流尽最后一滴血。

这两派人马争执不下，谁也说服不了谁。

首相铃木贯太郎被夹在中间，左右为难。他既要安抚国内疯狂的军部，又要想办法给盟军一个回应。

在这种巨大的压力下，他决定先采取一种拖延战术。他想先稳住国内的强硬派，私下里再通过当时还没对日宣战的苏联进行斡旋，看看能不能争取到一个比“无条件投降”更有利的条件。

于是，他决定召开一个记者会，对外表明一下日本政府的“态度”。然而，正是这次记者会上的一个词，将日本推向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1945年7月28日，日本首相铃木贯太郎出现在了记者会现场。全世界的媒体都在等着他的发言，因为他的每一句话，都可能决定接下来战争的走向。

面对记者关于如何回应《波茨坦公告》的提问，铃木贯太郎在经过一番纠结和权衡之后，说出了一番模棱两可的话。

其中，最关键的，就是他用了一个词， “黙殺”（mokusatsu）。

这个词，在日语里的含义非常微妙，也正是这个词，成为了整个事件的核心。

“黙殺” 这个词，如果拆开看，“黙”是沉默，“殺”有抹杀、忽略的意思。

它在不同的语境下，可以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理解。一种是比较中性的，可以理解为“不予置评”、“暂不回应”、“需要时间考虑”，这正是铃木贯太郎想表达的真实意图，一种外交上的拖延策略。

但它还有另一种非常强硬的解释，那就是“彻底无视”、“不屑一顾”、“把它当耳旁风”。

当时，负责将首相发言翻译成英文并向全世界播报的，是日本的官方新闻机构，同盟通讯社。

这里的翻译官在处理这个词的时候，面临了一个艰难的选择。

或许是出于对军方强硬态度的迎合，又或许是在紧张的战时氛围下出现判断失误，这位至今姓名不详的翻译官，选择了第二种，也就是最强硬、最具有挑衅性的翻译。

于是，当这条新闻稿发往全世界时，铃木贯太郎对《波茨坦公告》的回应，被翻译成了“ignore it entirely”（完全无视）或者“treat with silent contempt”（默然蔑视）。

一句原本意在拖延时间的模糊表态，经过翻译的“加工”，瞬间变成了一份充满傲慢与不屑的、对盟军最后通牒的公然拒绝。

这个词就像一颗被引爆的炸弹，冲击波迅速跨过太平洋，传到了美国总统杜鲁门的耳中！

当这份被误译的电报放在美国总统杜鲁门的办公桌上时，他看到的是一个冥顽不灵、拒绝一切和平可能的日本。

盟军给出的最后机会，换来的却是“完全无视”的傲慢回应。

这一下，彻底激怒了美国高层。

在他们看来，日本军国主义已经无可救药，任何和平谈判的希望都已破灭。

原本，美军内部对于是否使用原子弹这种终极武器，还存在一些争议。毕竟，这种武器的威力太大，一旦使用，将造成空前的人道主义灾难。

但是，铃木贯太郎的这份“强硬回应”，成为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它为那些主张使用原子弹的“鹰派”提供了最完美的理由：看，日本人根本不想投降，他们准备战斗到最后一人。

如果我们强行登陆日本本土，将会造成上百万美军士兵的伤亡。

为了尽快结束战争，为了拯救我们自己士兵的生命，使用原子弹是唯一且必要的选择。

就这样，历史的齿轮开始加速转动，朝着最残酷的方向滚去。

杜鲁门总统不再犹豫，他签署了投掷原子弹的命令。

1945年8月6日，一架名为“伊诺拉·盖伊”的B-29轰炸机飞抵广岛上空，投下了一颗代号为“小男孩”的原子弹。

一瞬间，巨大的蘑菇云腾空而起，整座城市在闪光中化为废墟。

三天后的8月9日，第二颗原子弹“胖子”在长崎爆炸。

这两场核爆炸，直接导致了超过20万人的瞬间死亡。然而，这还远远不是结束。在接下来的数年甚至数十年里，幸存者们饱受辐射病、癌症等后遗症的折磨，在痛苦中相继死去。

关于这场灾难的总死亡人数，后世有很多统计，其中一种流传甚广的说法认为，包括后续因辐射而死的人在内，总计有近60万日本人因此丧生。

事后，当一切尘埃落定，很多人将矛头指向那位匿名的翻译官。很多人认为，如果不是他的那个致命翻译，历史或许会是另一番模样，广岛和长崎的悲剧也许可以避免。

那么，这个责任真的应该由一个翻译官来背负吗？

这其实是一个复杂的历史“罗生门”，不能简单地将罪责归于一人。

其实首相铃木贯太郎在说出这个词的时候，应该斟酌一下，自己使用这样模棱两可的词语，别人是否意会自己的真实想法，如果没有理解到，会造成什么影响？

还有就是，日本向来采取的都是拖延战术，但他们是否想到，拖延战术并不能救他们的命，一个赌徒，习惯了将输赢放在一念之间时，可能命运就已经改变了。

他们应该负责任，我说的不是这个翻译官，而是日本军国主义那帮人。当然，历史也会给他们带来最惨痛的教训。

来源：硬核纪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