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们曾收到这样一条留言,“韩国女作家的文字残酷,像偷看了我的日记,有一种不适合示于人前的诚实。” 然而,正是这种 “诚实”,提供了当下最为有效的安慰——不是只有你一个人身处困境,脆弱是合理的,犹豫是合理的,悲伤是值得被看见的。于是,新世相前往韩国首尔,完成了这
原创韩女作家访谈系列新世相
2025年09月24日 20:02北京
“我一旦和妈妈待久了,就会说出伤人的话。”
“只要不打女人、不赌博、不出轨,是这样的男人就足够了。对一个人最深的绝望也不过如此?”
“我赌上自己的性命把孩子生下来,甚至放弃了自己所有的生活、工作、梦想,却成了他们口中的一只虫。”
“我很理解竭尽全力的意义,我就是被这个时代的竭尽全力摧毁的样品。”
“世界上没有谁像我对待自己那样残忍。也许正因为如此,我才能轻易容忍其他人随便对待自己吧。”
“由衷期盼世上每一个女儿, 都可以怀抱更远大、更无限的梦想。”
以上这些话,躺在很多人的收藏夹里。
以上这些话,全部来自韩国女作家。
韩国女作家的作品被越来越多地阅读。社交网络上,朋友谈话里,我们翻开书,被击中,得到共鸣。
我们曾收到这样一条留言,“韩国女作家的文字残酷,像偷看了我的日记,有一种不适合示于人前的诚实。” 然而,正是这种 “诚实”,提供了当下最为有效的安慰——不是只有你一个人身处困境,脆弱是合理的,犹豫是合理的,悲伤是值得被看见的。于是,新世相前往韩国首尔,完成了这场策划:
新世相韩女作家访谈系列
「她们没有背叛自己的身份」
我们与作家崔恩荣、赵南柱、金爱烂、千先兰、赵海珍完成了采访。现在想请你看的,是本系列的第一支访谈片:崔恩荣。
大家都爱她。一张《明亮的夜晚》的海报,张贴在中国吉林珲春的大学宿舍里,18 岁的 @小卜说,“我在读时经常会流泪”;
23 岁的 @Branzy 读完《对我无害之人》,说崔恩荣 “像一个拥抱,一个素未谋面的朋友”。
今年夏天,我们在首尔见到了崔恩荣。坦白讲,崔恩荣长着一张极具 “欺骗性” 的脸,她看上去温和,平静,毫无攻击性,像你身边那个脾气最好的朋友。但她说,她其实一直在生气。
为朋友遭受痛苦生气,为女性关系承受的污名生气,为韩国社会对待弱者的态度生气。
生气是一种诚实的本能,表达生气,是一场漫长的练习。
像许多女性一样,她曾经很能忍,把他人的评价当作人生的框架,对需要在人前发言这件事感到紧张和痛苦。轮到她当班长时,她会站在讲台上一个劲儿地哭。在一次采访中,她被问到人生秘诀是什么,她回答起来感觉自己在撒谎,因为觉得自己是一个失败的人。
崔恩荣做了两年的心理咨询,练习承认自己的情绪,她这样形容找到自己声音的过程,“就是有一天突然决定不再忍了。”
如今她可以用最温和的语气,说出笃定的话语:
她说,即使失败,也还是很想继续写下去。
她说,每个人的界限都不一样,但有些底线,无论对方多亲近,都绝不能妥协。只有这样,人才能好好活下去。
她说,尽管她经历过对人性信任的坍塌,但不想抱着一种幻灭感,“我不想成为那样的胆小鬼。”
崔恩荣给的不止是一个安慰的拥抱,更是一个肩膀,瘦弱但坚定的肩膀,像她写的:
“我想起曾借给我肩膀的那些素不相识的女人。一定也有人把自己的肩膀借给过她们。”
在拍摄现场,我们递给崔恩荣一本日记,作为第一个落笔的人,她写:
“今天是 6 月 24 日,星期二,我现在正在坡州的一家图书咖啡馆。我也该重新准备好写小说,重新热身了。”
她重新踏上了那条寻找自己声音的路,我们都会试着找到这条路。
以下是崔恩荣的讲述。
她永远站在
她们这一边
讲述:崔恩荣
我觉得东亚女性们有一种共同的情感,比起自己喜欢什么、想要什么,更多的是受到 “父母希望我成为什么样的人、不希望我变成什么样的人” 的影响。
从更广阔的角度来看,这个社会希望我是什么样子,希望我有什么样的行为,也对我产生很大影响。
我就是在这样的社会氛围里长大的,所以一直觉得自己不够好,从小就有种自卑感。
现在回头看,这种想法其实给了我很多伤害。每次照镜子,或者思考自己的时候,那种情绪总是负面的。
我觉得我心里一直住着一个对自己不满、不断批判自己的人。
那个人总是在骂我,即使我没有说什么或者做什么,那个人也不喜欢我的存在,讨厌我。在十几岁、二十几岁的时候,这样的人一直在我心里。
以前我甚至不知道自己内心真正的感受是什么,后来我接受了两年心理咨询,开始练习承认自己的情绪:
“啊,原来我在这种情况下会生气!” “原来我不想做这件事!”
当我再听到心里那个指责自己的声音时,我就只是看着那个在骂我的自己,“哦,原来她会说这样的话啊。”
在这两年的心理咨询里,我惊讶地发现我其实完全不了解自己。
当我说话时,咨询师问我有什么感受,我不知道。当我哭的时候,咨询师问我为什么哭,我不知道,也不知道为什么会笑。
虽然用头脑去思考很重要,但更需要持续观察的是,在某些情境下我的身体会有什么反应、我会有怎样的情绪。我觉得写日记能帮助我做到这一点。其实不用写很多,只需记下 “某个人说了什么让我心里不舒服”,也是有帮助的。
随着年龄增长,我总是想着自己什么时候会死,今天也许就是最后一天。如果直到最后一天,我都无法摆脱被咒骂、被批评、被责备的痛苦,这太可怜了,太悲伤了,所以我觉得应该对自己更温柔一些。
如果可以对二十多岁的自己说句话,我会告诉她:
你其实很好,你并不是真的那么差劲,镜子里那个你觉得不够好、被批评的自己,其实根本不存在。不要总是盯着自己的缺点,试着去练习接纳自己。
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谁都无法被替代。无论是谁,在这漫长的宇宙历史里都只会出现一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认为每个人都很珍贵。
我小时候没有网络,电视也只有两个频道,没什么有趣的东西,我也不是那种喜欢在外面跑来跑去玩的孩子,所以经常去图书馆看书,还有那种载着书来的卡车,就像流动图书馆一样。
我就是在那样的卡车上借书来看,把文学当作一种娱乐,第一次体验到了文学的乐趣。
我受韩国女性作家的影响最大。高中时我很喜欢梁贵子作家的小说,她的短篇都很好,还有一部叫《希望》的长篇小说,我非常推荐这本书,但不知道有没有被翻译成中文。
后来上了大学,那时韩江作家还是新人作家,我发现她写的每一部作品我都很喜欢,真的都很棒。
还有一位我希望在中国能有更多作品被翻译的作家,就是裴琇亚作家。殷熙耕作家的小说我也很喜欢,也想推荐给大家。黄贞殷作家有一本小说集,叫《DD的雨伞》。此外,如今在中国有很多作品被翻译并受到读者喜爱的金爱烂作家,我也深受她的影响。
其实现在我写作的时候,也依然深受她们的影响。
像《明亮的夜晚》这样的小说,其实都是虚构出来的,是我用头脑去想象、编织的故事,但其中的人物在经历情感时,我会写入自己体会过的真实感受。
我第一次写小说是在高一,当时写得非常开心,因为太开心了,所以它一直留在我的脑海里,我意识到它有多好玩。
后来我上了大学,主修文学,发现之前的想法是错误的,文学是如此严肃和艰难,是只有很有才华的人才可以去从事的工作,像我这样的普通人是没有办法从事这种很有创意性的工作的,所以我无法开始写作。
我是个很现实的人,从小大人们就常说,“搞政治会让家里一下子败落,搞艺术则会让家里慢慢败落。” 因此非常忌讳将艺术作为职业。
我也一直这样认为,觉得拥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才是最重要的,但临近大学毕业,真正面对就业时,你会发现自己还是被这个领域所吸引。
到了 25 岁左右,我内心对创作的渴望变得非常强烈,就在某个瞬间,现实的恐惧、内心的恐惧都变得不再重要了,因为你实在太想做这件事了。
所以我想,就试试吧,那时我已经快三十岁了。
我第一次参加了创意写作课程。在此之前我没上过写作课,因为我害怕别人阅读和评价我的作品,但当我想到这是最后一击时,只要我能做得更好一点,我什么都愿意试。我开始向其他人展示、接受评估并寻求建议,我逐渐不再恐惧。
我不断地参加征文比赛,但总是落选。通常参赛作品即使没有获奖,只要进入评审环节,都会在评语中有所体现,但我的作品总是没有被提及。于是我开始觉得,“啊,我确实没有什么才华。”
但我仍然想继续做下去。
我是一个对很多事情都没什么兴趣的人,当我有了 “想写作” 这个唯一的愿望时,就很难放下。
即使失败,也还是想继续写下去。
人们在关系中,总是经历很多烦恼和伤害。
就我个人来说,我一直很难建立界限。其实我也渴望有自己的界限,但时常因为别人的要求而允许他们越界,事后总会后悔。
当我接受采访时,经常被问到人生秘诀是什么,我回答的时候感觉自己在撒谎,因为我是一个失败的人。
我觉得很多作家都是失败的人,我很少见到作家能成功地维系人际关系,或者和父母关系融洽,他们写了很多关于失败的经历,因为他们确实有很多失败。
就我而言,我和妈妈的关系非常复杂。
我们性格截然不同,我一直想理解我的母亲。我认为想要被理解是人的天性,所以在很多方面我都没有按照自己的性格去思考,而是试着设身处地为母亲着想。如果是她的性格和处境,那么她这样做就是正确的。这是我生存下来的一种方式。
至于我妈妈,她不太在意别人的想法和感受,她是那种几乎不去想这些的人。我曾经很受伤,但现在我已经差不多接受了。
我爱她,我觉得妈妈也爱我,随着时间的流逝,我意识到我们剩下的时间不多了。
我想,现在是我练习在爱母亲的同时,也保护自己的时候了。
在自己想要的范围内与人交往,真的很重要。比如说,不能让自己的核心价值受到贬低,也不能被他人在金钱方面利用,这些都是我认为必须坚持的核心原则,不能因为“他是我的家人”或者“他是我的老朋友”这样的理由,就允许他们以伤害或侵犯的方式对待我。
每个人的界限都不一样,但有些底线,无论对方多亲近,都绝不能妥协。
只有这样,人才能好好活下去。
作为女性作家,我其实不太害怕外界会怎么看我,会怎么定义我。
相比之下,我更专注于表达那些一直被我压抑的想法和愤怒。
我觉得韩国社会对弱者真的很冷漠、很残酷,有很多让我愤怒的地方,比如咖啡馆、餐厅门口经常能看到 “禁止儿童入内” 的标志,不让孩子进来。每个人都曾是孩子,孩子本来就吵闹,这是很自然的事,但社会却连这一点都无法包容。
所以,我认为无论是母亲还是孩子,在这种并不被欢迎的社会氛围中,难免会感到自卑和压抑。
同样,社会对待小女孩、老人等弱势群体的态度,也让我觉得非常不公和失望。还有残障人士抗议的时候,大家不是去思考他们为什么不得不走上街头,而是直接抱怨 “他们真烦”、“他们让人不舒服”,这些声音很大。
每次看到这些,我都觉得我们的社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我一直是个容易生气的人,总是很想表达、很想说出来,但以前我根本没有表达的渠道,只能把愤怒和想说的话压在心里,后来成为作家,终于能通过创作把这些情绪展现出来,真的让我感受到一种强烈的解放感。
我觉得小说家很难从特权阶层的视角来写作。我一直认为,无论什么时候、什么情境,都应该从更弱势、更不利的人的角度去讲故事,这也是我写小说最基本的态度。
社会在进步,少数群体的边界也在扩大,这些人会受到影响,也会影响社会。我觉得这是必然的过程。
我其实是那种非常能忍的人,但我找到自己声音的过程,就是有一天我突然决定不再忍了。
当我不再忍让、开始拒绝的时候,我感觉自己的声音才真正被更多人听见了。写作的过程也是一样。
女性在社会上能拥有的东西很有限,所以彼此尊重和团结,其实经历了很长一段艰难的时间。
我一直觉得,男性之间的团结更容易一些,他们可以称兄道弟,一起喝酒,很容易就能打成一片。
相比之下,光是比较女婿与岳父、儿媳与婆婆之间的关系,就会发现女性这边的关系困难得多,因为从社会层面来看,女性拥有的资源太少了。
但也正因为如此,当女性们在这样的环境中相互理解、建立关系时,这种关系就会更加坚固。
“女人的敌人是女人”,是在社会营造的氛围下形成的一句偏见。实际上,我觉得女性在理解他人感受、理解他人处境方面拥有更高的社交智力。
韩国有句俗话,“就算是仇人,如果对方开口借卫生巾,还是会借给她。”我常常觉得,女人在遇到困难,或者关乎生存的时候,都会有一种互相帮助的本能。
小时候我经常和朋友们吵架,因为年纪太小,会互相憎恨和不理解。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当看到有人粗暴对待这些朋友,或者这些朋友遇到困难时,我就无法忍受了,我会非常愤怒,非常生气,我想帮助她们,我希望她们幸福。
我曾经在大学里参与过一个女性主义校刊的工作。在八十年代,学校里几乎只有男生,不公平的事很多,令人气愤的事也很多,为数不多的女生聚在一起,成立了这个校刊团队。
无论人数多少,大家孤立无援地各自为战,和几个人聚在一起团结起来,是完全不一样的。
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会怀疑自己的想法和意志,觉得自己很脆弱,什么都做不了。但如果能和有类似想法、类似经历的人聚在一起,大家就会突然变得很有力量,互相鼓励。
一个人的勇气会传递给下一个人,下一个人又把勇气传递给别人,就这样不断扩散。
我们是能互相给予力量和勇气的关系。
这是新世相推出的韩女作家系列访谈「她们没有背叛自己的身份」。第一期访谈之后,作家千先兰、赵海珍、金爱烂、赵南柱的视频和文章会陆续与大家见面。尽管彼此说着不同的语言,但她们的声音,我们很多人都懂。也感谢所有持续关注、与我们一起传播本次韩国女作家访谈系列的朋友和伙伴:韩国文学、GoodbyeLibrary、云中电波。
来源:安徽乡村振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