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闽中地区，中共闽中特委于西安事变前，已与在香港的中共南临委取得联系，了解到中共中央“逼蒋抗日”的方针，便停止了“反蒋”口号，暂停袭击国民党军事据点，将红军游击队隐蔽起来，休整训练，同时作抗日宣传，争取共产党在闽中地区的合法地位。
在闽中地区，中共闽中特委于西安事变前，已与在香港的中共南临委取得联系，了解到中共中央“逼蒋抗日”的方针，便停止了“反蒋”口号，暂停袭击国民党军事据点，将红军游击队隐蔽起来，休整训练，同时作抗日宣传，争取共产党在闽中地区的合法地位。
西安事变后，根据中共中央关于“联蒋抗日”的方针，闽中特委提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团结抗日救亡图存”,“抗日救国自由”等口号。正在学习贯彻中共中央关于西安事变的方针时，国民党利用共产党叛徒布下陷阱，于1937年2月16日逮捕了中共中央闽中特委书记王于洁等主要领导并杀害。
当时因率游击队执行任务的刘突军幸免于难，并接任中共闽中特委书记。6月中旬，在呼吁国民党地方当局进行合作谈判的同时，将闽中红军游击队改编为中华人民抗日救国义勇军第7路军第1纵队。
在项英、陈毅直接领导的赣粤边游击区，西安事变使粤军第46师暂停了对赣粤边红军游击队的“清剿”。项英分析了西安事变发生的原因，预计到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和抗日高潮的到来，号召在军事上、思想上、组织上作好准备。
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民党军第46师在保安团和“铲共义勇队”的配合下，向赣粤边游击区发动了又一次大规模的“清剿”。
1937年5月上旬，利用共产党的叛徒假传中共中央来人联络，企图诱捕项英、陈毅等人，陈毅等机智脱险。国民党军第46师包围了项英、陈毅隐蔽的梅岭，搜索5天未果，只得撤退。随即对赣粤边游击区发动了第3次大规模“清剿”，计划40天内消灭境内红军游击队。
直到“七七”事变发生后，国民党军第46师才停止了对赣粤边游击区的“清剿”。这才为赣粤边红军游击队实行战略转变提供了客观条件。7月，项英便写出了《中国新的革命阶段与党的路线》一文，指出中国革命的中心任务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而国共合作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保证抗战胜利的主要力量。这就为赣粤边红军游击队跟国民党谈判、合作抗日，奠定了思想基础。
在鄂豫边游击区，由于跟中共中央北方局取得了联系，在得到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示后，便在游击区建立农民抗日自卫会、自卫队，向国民党地方当局呼吁共同抗日。根据1937年3月中共中央北方局的指示信，停止执行中共在土地革命时期的方针政策，停止打土豪和向国民党政权进攻。
1937年5月，国民党全面“进剿”鄂豫皖和鄂豫边区，中共鄂豫边省委同“进剿”的国民党东北军第129师达成互通情报、互相支援的协议。但迫于刘峙的反动命令，该师一部向鄂豫边区进攻，中共鄂豫边省委机关遭袭击，省委宣传部长及多名干部被捕。因停止打土豪，缺乏经费来源，游击队减员较多，到7月初，只剩下59人。
7月中旬，到中共中央请示工作的周骏鸣返回鄂豫边区，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精神，大力扩充红军游击队，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红28军的支援下，部队得到发展。9月，为适应边区形势和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中共鄂豫边省委决定将游击队改编为豫南人民抗日军独立团，公开打出抗日旗帜，大力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也迫使国民党地方当局不得不承认这支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为以后的合作抗日谈判创造了条件。
在浙南游击区，早在两广事变后，就适应形势的需要，调整政策和策略。如将“没收委员会”改为“征收委员会”；把没收地主豪绅财产改为征收“抗日捐”；对国民党的乡、镇、保、甲长由严惩改为尽可能争取；区别对待豪绅和中等商人，进步的表示欢迎，中立的也允许来去自由，其营业不受侵犯；对白军，由“欢迎白军士兵杀死官长，拖枪当红军”，改为“欢迎白军官兵枪口对外，同红军一起共同抗日”；推行“白皮红心”政策，争取国民党的保甲长为我所用，或派中共地下党员去当保甲长，变反动政权为两面政权；争取团结城市知识分子；争取团结工商业者，欢迎他们进山做买卖，发展山区经济等等。
1936年9月恢复了同中共中央的联系，了解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精神，便决定将工农红军闽浙军区改为人民红军闽浙军区；工农红军挺进师改称人民红军挺进师；赤卫队改称人民抗日义勇队；各个苏维埃政府统一改称人民革命委员会。同时发表《为抗日救国告闽浙两省各界人民书》，号召各界人民组成抗日战线，呼吁国民党军与红军携手共同抗日。
这一系列政策和策略调整，获得了社会各界的广泛欢迎和支持。但却未得到国民党军政当局的响应。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民党调集重兵，在云和县设立“清剿”指挥部，将浙南游击区划为第3“清剿”区，采取拉网推进战术，由北向南、由西向东、由外围向中心，聚而歼之。
1937年2月上旬，国民党军第80师和浙江保安团等3000余人，向浙南红军游击队发起进攻，战斗中浙南军分区司令员罗连生被俘叛变，后又有闽浙临时省军区政治部主任兼中共浙东南特委书记刘达云投敌叛变，为虎作伥，给游击区造成很大危害。浙南红军游击队机动灵活转移，在“清剿”部队的“网眼”中穿梭，“青天当帐，大地作床”，野菜、草根、树叶当粮。这是浙南游击区最困难的时期。
在湘鄂赣游击区，国民党在西安事变后，即集中几个师的兵力，对红军游击队实行“清剿”，红16师遭到多次袭击，一些重要军政干部相继叛变，部队损失严重。
1937年5月，中共湘鄂赣省委一面派人寻找中共中央汇报情况请示方针，一面向社会申明红军游击队的抗日主张。5月10日成立了湘鄂赣军区人民抗日军事委员会，5月18日发布了《为挽救中国只有抗日告民众书》，呼吁“全省人民，不分党派、阶级、信仰、性别、职业、宗教，各界、各军联合起来，组织救国联合会，中国人不应打中国人，集中国力，团结一致，实行共同奔赴抗日”。
又发表宣言，呼吁白军立即停止内战，联合红军，集中武力，一致抗日，收复失地；希望各党各派各界弃嫌合作，集中全国人力财力共同救国。8月上旬，赴延安请示和汇报工作的代表带着中共中央的指示回到游击区。8月20日中共湘鄂赣省委、省苏维埃政府发布《为和平合作联合宣言》。这些和平合作，共同抗日的主张，为湘鄂赣边区国共两党两军的停战谈判创造了条件。
由于国民党军的不断“清剿”和长期封锁，一些游击区无法得到中共中央或上级党的指示，对形势的发展和国共两党政策的变化概不了解，有的红军游击队长年被迫困顿山头，与外界几乎断绝了联系。因此，当全国抗战爆发后，有的红军游击队还在反“清剿”，打土豪。
如湘赣边游击区，由于长期战斗在深山密林中，处于与外界隔绝的封闭状态，直至1937年10月，还在和国民党“清剿”部队酣战。湘南游击区的湘粤赣边游击队一直处在国民党军的“清剿”中，直到项英于1937年10月派人送信联络，才跟上级党组织取得联系，同国民党地方当局谈判改编。
皖浙赣边游击区，在西安事变后，在国民党“清剿”部队包围、封锁和不断“清剿”下，1937年2月，中共衢（县）遂（安）寿（昌）中心县委书记严忠良、浙皖特委书记赵礼生、军分区司令员邱老金先后被捕并遭杀害。同年5月，赣东北区委书记余金德、军分区司令员夏年丰负伤被俘，被杀害。红军游击队和共产党组织损失很大。
直到全国抗战爆发后，“清剿”才停止。还有鄂豫皖游击区也是一直处在国民党军的“清剿”中。这些地区红军游击队的策略转变比较仓促。他们在同中共中央或上级党组织恢复联系后，便很快转入同国民党当局的谈判，进行改编和实行战略任务转变了。
来源：表里如一大好河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