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写晚清地方治理时，总绕不开杜凤治的日记。这位浙江绍兴出身的举人，从 52 岁到 62 岁，在广东做了十来年知县、知州，从广宁到南海，从罗定到潮阳，把广东的山山水水、民情风俗记了近 400 万字。

写晚清地方治理时，总绕不开杜凤治的日记。这位浙江绍兴出身的举人，从 52 岁到 62 岁，在广东做了十来年知县、知州，从广宁到南海，从罗定到潮阳，把广东的山山水水、民情风俗记了近 400 万字。

他的日记不像曾国藩那样谈经世致用，也不像李鸿章那样论权谋算计，更多是琐碎的日常：催征时被农妇扔屎尿，看潮州少年 "搔头弄姿"，叹梁姓状元被全粤同姓攀亲 —— 可字里行间藏着一个核心判断：广东这地方，"治" 是暂时的，日后必出大乱。

杜凤治的底气，首先来自浙江人的 "文化优越感"。他出生在绍兴，那是明清科举的 "优等生摇篮"，全县秀才比广东有些府的还多，士绅讲礼法，百姓知廉耻，连江面都 "平坦秀美，有江浙之风"。

可一到广东，他眼里全是 "不对劲"：在广宁赴任的船上，江里盗匪出没，船夫劝他夜里别开窗；到了罗定，催征时见书吏沈荣不过是五品顶戴（捐的），竟敢立 "大夫第"、建生祠，在浙江 "鄙之不暇" 的事，在广东却被当成 "大绅士派头"。

连读书人都透着 "铜臭味"，例贡、例监敢自称 "成均进士"，中了举就被异姓同姓的人围着认亲，顺德状元梁耀枢光靠 "祭祖" 就赚得盆满钵满，广宁拔贡何瑞图为了赴宴捞好处，竟在去顺德的船上淹死 —— 杜凤治在日记里骂 "可悯可嗤"，觉得这全是江浙没有的陋俗。

他最看不惯的，是广东人的 "嗜利轻死"。在南海当知县时，他每月要监斩十几甚至上百名盗匪、人贩子，按察使衙门的斩决名单 "通省以千计"，可犯人临刑前竟喊 "十八岁后又是好汉"，半点不怕死。

他不解：广东土地肥沃，佛山一带 "田园畅茂，胜似江南"，百姓谋生本不难，怎么偏要做盗匪？后来才自觉看清：这里人爱赌、爱抽大烟，娶媳妇要讲排场，生了孩子养不起就溺女，"风气奢侈，嗜利如命"。

广东连绅士都更没底线（或者说更不在意名声） —— 在广宁任上，他遇到了"粮赋之争"，最后被迫给地头蛇陈应星好处。他在四会查浮收，发现士绅勾结书吏将粮税从 1 两抬至 5 两，百姓交不起就抢，官差抓了又放，放了又抢，形成恶性循环。他在日记里写："办愈严，犯愈多，圣人来也没办法。"

有这些问题也就算了，关键广东还 "人满为患"。同治十二年乡试，他去贡院巡查，见沿途围观的人挤得水泄不通，"男女老幼，肩摩踵接"，忍不住感叹："广东人何如此之多！每年出洋千万，正法者亦不少，怎么还这么多"。

他在罗定时看这里男子多、女子少，很多男人娶不到媳妇，又懒得种田，认为他们是 "习懒性成，大半为盗"；潮州更甚，他把当地人分三类，"一分穷凶极恶，逢赦不赦"，少年男子还爱扮 "妹娘"，涂脂抹粉，"恶俗不可偻举"。

他越想越怕，在南海任上就断言："此地

游手好闲者太多，思乱者亦不少，一旦有陈涉、黄巢之辈，攘臂一呼，十万众可立致。"

杜凤治不是没试过 "治"，不过他的 "治"，全是江浙 "教化" 经验的复刻。在罗定，他严禁溺女，抓了几个带头的地主游街；在潮阳，他推广江浙的耕作技术，劝百姓少赌少抽；在南海，他亲自催征，甚至放火烧过抗税者的房子。

可他很快发现没用：广东的士绅不跟他一条心，总督瑞麟 "一味羁縻"，对盗匪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百姓只认 "孔方兄"，你跟他讲礼法，他跟你讲利益，你跟他讲规矩，他就跟你耍无赖。

有次他劝一个盗匪改邪归正，那盗匪竟说："当官的都在捞钱，我为什么不能抢？" 气得他在日记里骂："德化在他省可行，此间断不能行！" 这份愤怒背后，其实是他对帝国治理逻辑的迷茫：如果连 "教化" 这张王牌都失灵了，还能靠什么稳住地方？

光绪二年，他在佛山查劫案，见田里稻子长得好，却又想起广东的隐患，忍不住在日记里又写下："此地富庶，然人心浮动，娼赌甲天下，不出十年必大变。" 那时他已经 60 岁，早想辞官回绍兴，觉得 "吾越少罹兵革，居家最善"。

三年后他辞职离开广东，临走前又看了一眼珠江 —— 江面上还是盗匪出没，岸边还是围观科举的人群，士绅们还是在办宴席攀关系。他知道，自己走了，这些问题还在，等到矛盾攒够了，就是大乱。

后来的事，果然被他说中。他离开广东十年后，康有为、梁启超在广州办万木草堂，再后来就是辛亥革命，广东成了反清的重镇。有人说杜凤治 "偏见"，可翻开他的日记，那些盗匪的供词、百姓的抱怨、士绅的嘴脸，全是实打实的记录。

杜凤治不是预言家，他带着浙江的 "教化" 滤镜看广东，难免有偏见，可也正因为这份 "外来"，他最先看清传统治理方法在广东遇到的问题：帝国赖以为继的 "教化 - 德化 - 服从" 链条，在广东这个通商早、利益杂、民情活的地域，已经断了。

他的担心，不是对广东人的歧视，而是对晚清治理的绝望：如果连江浙这套 "标准答案" 都救不了广东，那帝国还有多少地方是 "可控" 的？这种 "教化失灵"，不是地域特例，而是传统治理模式在面对近代化浪潮时的必然困境 —— 它预示着，传统的那一套，已经跟不上时代的变化了。

如今再读杜凤治的日记，会觉得他有先见之明，可仔细想想，他不过是说出了一个简单的道理：社会变了，制度不能钉死在老规矩里。

广东早因通商形成了新的利益格局，人心也更趋务实，可帝国还拿 "教化" 那套老制度来管，就像用旧鞋套新脚，当然怎么都不合拍。杜凤治看到的 "乱"，不过是老制度跟不上新社会的别扭罢了。

治理国家从来都没有 "永久标准答案"，社会往前走一步，制度就得跟着调一步。守着老法子不撒手，早晚被现实甩下来；能跟着社会变，才能接住日子里的各种问题。就像广东后来的辛亥革命，本质上也是对旧制度的一次 "破框" 尝试 —— 这，就是杜凤治日记里藏着的最实在的警示。

来源：六得飞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