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翻检《宋史》会发现一个耐人寻味的对比：同为宋朝顶尖士大夫，范仲淹与王安石的人生轨迹截然不同。

前言

翻检《宋史》会发现一个耐人寻味的对比：同为宋朝顶尖士大夫，范仲淹与王安石的人生轨迹截然不同。

庆历五年，范仲淹从参知政事任上主动请辞，远赴陕西戍边——彼时庆历新政刚见成效，面对他人“为何急流勇退”的疑问，他只淡然回应：“功劳是大家的，我在京城待着，反而碍眼。”

同一时期的王安石，推行熙宁变法时却态度强硬，直言“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与反对官员激烈争执，甚至推动罢免部分异见者。

最终变法因执行争议陷入困境，他两度罢相，退居江宁。

不止范仲淹与王安石，从寇准到苏轼，从司马光到文天祥，那些跨越南宋北宋、熬过治世乱世的宋朝士大夫，似乎都藏着6条“硬智慧”。

这并非高深的权谋诡计，而是在官场与乱世中守住本心的务实办法——治世用它谋官，乱世用它保命。

一、藏锋道：治世别抢功，乱世别冒头——范仲淹为何能在庆历新政中全身而退？

庆历三年，范仲淹升任参知政事，主持庆历新政，提出“明黜陟、抑侥幸”等10条改革措施。

不到一年，朝廷风气焕然一新，他却在奏折中称：“此皆陛下圣明、百官效力之功，臣仅从旁协理而已。”

有人为他不平，劝其向皇帝陈明牵头改革的功劳，范仲淹却摇头：“臣为朝廷做官，非为个人争功。”

后来守旧派弹劾他“结党营私”，不等皇帝表态，他主动上书请命：“陕西边境吃紧，臣愿前往戍边。”

这一退，不仅避开了朝堂纷争，更在西北边境筑起防线，成功抵御西夏侵扰。

西夏人敬畏地称他“小范老子胸中有百万甲兵”，百姓则尊其为“范公”。

《宋史·范仲淹传》评价他“不以功自居，见事不可则退”，这正是藏锋的智慧——并非消极避事，而是不将自己置于风口浪尖。

反观王安石，熙宁变法期间，有人指出青苗法在基层执行中存在弊端，部分地方官强迫百姓借贷，加重负担。

他却反驳：“不用增加百姓赋税，还能让国家富裕（即‘民不加赋而国用饶’），有何不妥？”

后来变法推进受阻，他两度罢相，退居江宁后并未消沉，转而潜心著述，完成《字说》等学术著作，死后获赠太傅，谥号“文”，以另一种方式守住了士大夫的体面。

靖康年间，金人大兵压境，李纲率军死守开封，成功击退金军，却察觉宋钦宗对自己渐生猜忌。

他当即上书：“臣愿往江南募兵，为陛下分忧。”

正是这一举措，让他避开了后续靖康之变中京城官员被掳的惨状。

太学生领袖陈东则截然不同，他因上书请诛“六贼”名动天下，却在南宋建炎元年坚持反对罢免李纲、力主抗金，最终被宋高宗以“蛊惑人心”的罪名处死，年仅42岁。

《宋史·陈东传》叹其“忠勇有余，智略不足”——乱世中不知审时度势，仅凭一腔热血直言，往往难有善终。

宋朝士大夫深谙“君心难测”的道理：皇帝既需臣子做事，又忌惮臣子功高震主。

治世时主动让功，可远离矛盾漩涡；乱世时不做出头鸟，方能留得青山。

这恰如职场中常见的情形：牵头完成项目后，庆功时多提及团队与上级的支持，而非独占功劳；面对风口机遇，先审时度势，而非盲目冲锋——不抢功、不冒头，反而能走得更稳。

你是否见过“抢功反吃亏”的例子？若处于范仲淹的位置，会选择主动让功，还是让上级知晓自己的付出？

二、中庸道：和而不同，别陷党争——司马光为何能在新旧党争中稳坐高位？

北宋新旧党争持续24年，卷入其中者非贬即死，司马光却能在两派间站稳脚跟。

王安石当政推行青苗法时，司马光明确反对：“百姓无钱，借官府之钱需还利息，实为坑害百姓。”

但他并未辱骂王安石，也未拉帮结派对抗新党，而是闭门编撰《资治通鉴》。

后来司马光执政，决意废除新法，苏轼却上书建议“免役法不可骤废，当逐步调整”，两人为此激烈争执。

即便如此，司马光仍认可苏轼的治民能力，推荐他出任杭州知州，称“苏轼善诗文，更擅治民，地方不可无他”。

有人指责他“和稀泥”，他回应：“为官是为国家效力，非为派系站队。”

新旧两派的宴请，他从不参与；朝堂议事时，只论事之对错，不论提议者是谁。

新党吕惠卿为夺权，竟诬陷王安石“私书信件含反语”，将自己的老师扳下台；

旧党程颐门人朱光庭，则在元祐年间借“车盖亭诗案”弹劾苏轼，称其诗“讥讽朝政”，引发新的党争。

最终吕惠卿被贬地方，朱光庭晚景凄凉，皆因深陷派系斗争难以自拔。

南宋秦桧当权时，陆游因反对宋金和议遭打压，多年未得官职，却始终不依附其他权贵。

秦桧死后，宋高宗召他回京，他仍坚持“和议不可靠，当加紧练兵”，既不讨好皇帝，也不迎合主战派的激进主张。

万俟卨则为攀附秦桧，主动诬陷岳飞谋反，虽一时官运亨通，却被后世唾骂数百年，死后列入《宋史·奸臣传》——如今提及他，世人只知其为害岳飞的奸臣，无人记得他的官职。

宋朝士大夫皆铭记欧阳修的名言：“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

不陷入派系纷争，只以是非论事，方能在党争中全身而退。

职场中亦常见“小团体”，有人拉拢站队，有人逼迫表态，你会如司马光般“对事不对人”，还是选择顺应派系？你是否见过因站队而吃亏的案例？

苏轼

三、务实道：知世情，别空谈——苏轼为何能在乌台诗案后东山再起？

苏轼任杭州知州时，不建豪华府衙，只专注实事。

西湖淤塞，他便率百姓疏浚河道，修筑长堤，后人称之为“苏堤”；

百姓贫病交加，他便创办“安乐坊”，聘请医生为百姓免费诊治。

《宋史》记载“民赖其利，呼为苏公堤”，即便如今，杭州人提及苏堤，仍感念他的功绩。

后来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新党李定、舒亶等人罗织罪名，称其诗“愚弄朝廷”，将他囚禁四月。

被贬后，他并未怨天尤人，而是在城东坡地耕种，种稻酿酒，写下“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的豁达诗句。

有人视其为“落魄”，他却坦然回应：“能种地、能写诗，足矣。”

正是这份务实，让他后来得以被召回京，元祐六年更升任礼部尚书，掌管朝廷礼仪、科举等事务。

蔡京的做法则截然相反，他当政时为讨好宋徽宗，耗费数百万贯修建艮岳（皇家园林），耗尽民财。

他自身居住的府第奢华过皇宫，一餐便需上百道菜，虽一度权倾朝野，却因引发民怨，在靖康之变前被流放，途中病逝，无人敢为其收尸。

南宋建炎三年，张浚任川陕宣抚使时，富平之战失利被贬永州。

他未纠结官位得失，在永州潜心研究兵法，训练乡勇。

后来金军再次南侵，宋高宗急召他回京，他率军收复陕西部分失地，成为抗金名将。

北宋末年宰相李邦彦，在金军兵临城下时，既无御敌之策，又不愿辞官，还力主割地求和，被百姓骂为“浪子宰相”。

最终他被罢官流放，客死他乡，连收尸的亲人都没有。

苏轼“一蓑烟雨任平生”的诗句，恰是宋朝士大夫务实精神的写照：治世时办实事，不搞纸面文章；乱世时能屈能伸，不贪恋官位。

不被虚名所困，方能行稳致远。

如今许多人失意时易纠结“面子”，如失业后羞于从事基层工作，或因职位落差一蹶不振。而苏轼的务实恰是启示：放下虚名，专注做事，反而能在低谷中找到出路。你是否有过“放下面子做事，反而柳暗花明”的经历？

寇准

四、慎言道：治世别直言，乱世别多言——寇准为何能在澶渊之盟后善终？

宋太宗曾问寇准：“朕与唐太宗相比如何？”

寇准未直接作答，而是委婉回应：“唐太宗纳谏，方有贞观之治；陛下若能广听臣下之言，定能超越他。”

既夸赞了太宗，又委婉提出建议，太宗听后十分满意，当即赏赐于他。

澶渊之盟时，寇准力劝宋真宗亲征，最终击退辽军。

胜利后，有人称“此乃寇大人之功”，他连忙摆手：“此乃陛下圣断、将士用命，臣未立大功。”

正是这番话，让真宗对他更加信任，他得以安稳任职多年。

田锡的进谏方式则截然不同，他每次上奏都直言不讳，指责太宗“用人不当”“赋税过重”。

太宗虽口头称他“忠臣”，却始终未予重用，他一生只任地方小官，郁郁而终。

南宋洪迈在翰林院任职时，宋高宗曾问：“本朝与唐朝相比，哪个更强？”

他深知此问难答——称唐朝强则皇帝不悦，称本朝强又不符实际。

于是回应：“唐朝有贞观之治，本朝有仁宗盛治，皆因君主纳谏；若陛下持续任用贤臣，本朝定能更胜一筹。”

既回应了皇帝，又避开了争议。

后来他编撰《容斋随笔》，因书中涉及敏感史事，主动奏请“先呈陛下审阅，再行刊印”，成功避开文字狱风险，最终官至端明殿学士。

胡铨则不顾风险，直接上书请求诛杀秦桧、反对和议，结果被秦桧贬至海南，18年后才得以回京。

归来时，他儿子早已夭折，妻子也已病逝，一生大好时光付诸东流。

宋朝士大夫深知“伴君如伴虎”的凶险：治世时谏言需有分寸，避免触怒龙颜；乱世时需谨言慎行，避免惹祸上身。

言语得当可成大事，言语失当则可能招来杀身之祸。

职场中跟上级提建议，直来直去常碰壁，你有过“换种说法让建议被采纳”的经历吗？或者，你见过因“说话没分寸”得罪人的例子？

欧阳修

五、友道道：择友贵精，别交佞人——欧阳修为何能在官场上朋友满天下？

欧阳修的友人皆为范仲淹、司马光、苏轼等君子，从不与蔡京、童贯之流往来。

一次蔡京派人送礼拉拢，他直接将礼物退回，称“我与你非同道之人，不可为友”。

后来他因庆历新政被贬，范仲淹、苏轼均在皇帝面前为他进言，不久便被召回京城。

他官至参知政事，去世时，满朝官员前来送葬，连当时的皇帝都为他辍朝一日。

王黼则与蔡京、童贯结为党羽，三人相互勾结，贪污受贿、卖官鬻爵——只要钱财到位，即便无才无德者也能买得官位。

靖康之变时，他被乱兵杀死，家产被抄，尸体被弃于乱葬岗，无人问津。

南宋末年，文天祥起兵抗元，与张世杰、陆秀夫虽在抗元策略上存在分歧——文天祥主张“联结各地义军，主动反攻”，张世杰则坚持“退守崖山，凭海固守”，但三人始终以“保宋”为核心，即便议事争执，也从未在战场上相互掣肘。

文天祥被俘后，张世杰常以“文丞相尚在”激励将士继续抗元；

陆秀夫则在崖山兵败时，背负幼帝跳海殉国，坚守了宋朝士大夫的气节。

陈宜中却与张世杰不和，两人因抗元策略多次争执，后来元军逼近时，陈宜中竟弃官逃跑，导致朝廷人心涣散，加速了南宋的灭亡。

欧阳修曾言“择友甚严，非君子不交”，治世时与君子为友，可相互扶持；乱世时与同道为伴，能抱团取暖。

选对朋友，方能行稳致远。

如今有人认为“朋友越多越好”，也有人坚持“朋友贵精不贵多”。欧阳修的“择友观”在当下是否依然适用？你如何判断一个人值不值得深交？

六、气节道：治世守初心，乱世不折腰——文天祥为何能留取丹心照汗青？

文天祥21岁考中状元，入朝为官后，贾似道想拉拢他，送钱送物，均被他拒绝，他还上书弹劾贾似道“专权误国”。

后来他任赣州知州，为官清廉，百姓称他“文青天”——离任时，百姓自发在路边摆酒送行，痛哭挽留。

贾似道却贪赃枉法、生活奢靡，元军南下时，他仍在西湖边寻欢作乐，每日召集歌女宴饮。

最终他被宋恭帝贬谪，途中被押解官杀死，死后无人为他立碑。

文天祥抗元被俘后，元世祖忽必烈以宰相之位劝降，他坚定回应：“我乃宋朝之臣，死亦为宋朝之鬼。”

他还写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千古名句，于1283年在大都（今北京）从容就义，年仅47岁。

留梦炎则在元军南下时率先投降，还主动劝说文天祥归顺，被文天祥痛斥。

后来留梦炎的后代在明清两朝均被禁止参加科举——因他的投降之举，子孙后代都抬不起头。

宋朝士大夫普遍认为，治世时需坚守初心，不被名利腐蚀；乱世时需坚守气节，不向强权屈服。

处世可藏锋、可中庸，但做人的底线不可丢。

有人说“现在讲气节太死板，学会变通才能生存”，你认同吗？你有没有过“哪怕吃亏，也不愿丢底线”的经历？

七、结尾

审视宋朝士大夫的这6条智慧，不难发现其核心在于“知进退、守本心、辨是非”。

藏锋、慎言是知进退，明晓何时该进、何时该退；

中庸、友道是辨是非，清楚该与谁同行、该对事物持何种态度；

务实、气节是守本心，知晓该做何事、该守住何种底线。

范仲淹深谙此道，故治世能推行改革，乱世能戍边卫国；

王安石虽变法受挫，却在江宁著书立说，守住了士大夫的学术本心；

苏轼无论被贬至何处，始终种地、写诗、办实事，从未丢弃务实的底色。

这些智慧并非高深权谋，而是做人做事的本分。

宋朝士大夫的智慧，从来不是“耍心机”，而是在“制度约束”与“个人理想”之间寻找平衡——既不违背本心，又能在复杂环境中生存。

说到底，“术”可赢一时，如靠投机取巧获利、晋升；

“道”能稳一世，守住做人的本分，无论遭遇何种境遇，皆能心安理得。

宋朝士大夫的故事，早已将这个道理诠释得淋漓尽致。

若让你在当下选择一条践行——职场中怕“功高震主”，选“藏锋道”？与同事有分歧，选“中庸道”？失意时想翻盘，选“务实道”？

你认为哪一条最适合现在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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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脱脱等《宋史·范仲淹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

2. 脱脱等《宋史·王安石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

3. 脱脱等《宋史·司马光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

4. 脱脱等《宋史·苏轼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

5. 脱脱等《宋史·文天祥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

6. 脱脱等《宋史·陈东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

7. 脱脱等《宋史·洪迈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

8. 欧阳修《新五代史》（中华书局，1974年版）

9.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华书局，2004年版）

来源：三湘过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