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朝竹简木牍失踪之谜：腐于时光，而非毁于烈火

摘要：本文深入探讨商朝竹简木牍未被考古发现的原因，并非源于人为销毁，而是由于竹木材料的易腐性与埋藏条件所致。通过甲骨文证据、文献记载与考古发现相结合，论证商朝已存在“有册有典”的简牍文书系统，并分析其未能保存至今的自然因素。本文严格依据史实与考古发现，力求以生动有力

竹简虽易腐，文明一脉承；甲骨留证，史册有言。

编者按：本文深入探讨商朝竹简木牍未被考古发现的原因，并非源于人为销毁，而是由于竹木材料的易腐性与埋藏条件所致。通过甲骨文证据、文献记载与考古发现相结合，论证商朝已存在“有册有典”的简牍文书系统，并分析其未能保存至今的自然因素。本文严格依据史实与考古发现，力求以生动有力的语言还原历史真相。

主人公介绍：周公，西周初期政治家、思想家，周文王之子，周武王之弟。其在《尚书·多士》中对商朝遗民所言“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成为后世探究商朝文书制度的重要文献依据。

【文明坐标互生互鉴史实说话】

商朝，作为中国信史的开端，其文字记载并非仅存于坚硬的甲骨与青铜器上。周公曾对商朝遗民明确说道：“惟尔知，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尚书·多士》）。这句话表明，商朝人早已使用“册”与“典”这类竹木简编联的文书来记录如“商汤革夏命”这般重大的历史事件。

甲骨文中的“册”字，写作“〓”，形象地展示了两道绳子编联竹木简的形状，与后世战国竹简的形制几乎无异。而“典”字，则像双手恭敬地捧着一捆简册，象征着重要的典籍。这些文字形态生动地表明，简牍在商代社会生活中已是常见之物。

商朝设有“作册”一职，其职责便是在简册上书写记录，奉命记载国内外大事，相当于当时的史官。这套文书体系后被周人继承，发展出“作册内史”、“作命内史”等官职。由此可见，商朝拥有一个运作良好的简牍文书系统，用于处理日常政务、军情报告和典章记录，管理其庞大的国家机器。

既然商朝普遍使用竹简木牍，为何考古学家至今未能发现一片实物？答案并非被人为销毁，而是源于材料本身的脆弱性与埋藏环境的严苛。

材质的先天不足：竹木是有机物，具有吸湿性，是各种蛀虫和菌类生长的温床。在潮湿的地下环境中，它们极易腐烂变质，很难长期保存。相比之下，同时期的甲骨、青铜器等无机物载体则更能抵御岁月的侵蚀。

保存条件的严苛要求：即便竹简能侥幸留存至今，也多为“饱水竹简”，质地酥软如面条，出土后若处理不当，会迅速干缩、开裂甚至失去原状。其保存对温度、湿度要求极高，环境稍有波动便可能造成毁灭性破坏。

时间的鸿沟：目前考古发现最早的竹简实物属于战国时期，距今约2400年。而商朝距今已有约3000-3600年的历史。数百年的时光差距，加之更早时期的竹简保存技术更为原始，使得商朝简牍更难存留。即便如较晚的汉代海昏侯墓（距今约2000年）中出土的竹简，也已出现了严重腐烂。

可能的其他因素：后世如秦始皇焚书等事件，以及盗墓破坏，也可能对更晚近的竹简造成损害，但对于商朝简牍而言，自然腐蚀是其主要“杀手”。

商朝人并非没有文字载体流传下来，但其选择何种载体记录何事，却有深刻的内涵。

甲骨文：与鬼神沟通的“契约书”。甲骨文主要用于占卜和祭祀记录，其内容多是对鬼神的询问、占卜的解读以及祭祀活动的记载。这些甲骨在占卜完成后，会被集中存放一段时间，然后有意识地埋葬于坑中，带有神圣和契约的性质，并非为传于后人阅览。因此，它不记录日常政务、历史文献或先王讲话。

简牍文书：人间事务的“记录者”。像《尚书》中记载的《汤誓》、《盘庚》等商王的重要讲话和政令，其内容与甲骨文风格迥异，更可能源自当时书写在竹简木牍上的官方文件和历史记录。周人所能见到的商朝典册，也正是这类材料。

古竹简

换言之，甲骨文是“给神看的”，而简牍是“给人用的”。两者功能不同，命运自然也截然不同。

与同时期的其他古文明相比，中华文明在文字载体的选择和使用上展现出其独特性和连续性。

古埃及文明主要使用纸莎草纸和石碑作为书写载体。纸莎草纸在干燥的沙漠环境中相对容易保存，埃及的干燥气候使得许多纸草文献能够存世至今。然而，古埃及文明曾经中断，其文字也一度失传。

两河流域文明则主要以泥板作为书写载体。泥板经过烧制或晒干后变得极其耐久，因此有大量泥板文献保存至今。不过，这一文明也曾经历中断，其文字同样失传。

中国古代商朝文明则采用了竹简木牍作为日常书写载体，同时使用甲骨和铜器用于特殊用途。竹木材料容易腐烂，难以在湿润环境中保存；而甲骨和铜器则更加耐久，存世数量较多。最具特色的是，中华文明一脉相承，文字延续至今，展现出惊人的连续性。

这种对比揭示了中华文明的一个关键特点：尽管早期主流书写载体易于腐朽，但得益于文明未曾断绝的传承和后世对前代文献的不断抄录、整理与解释，其历史记忆和文化精髓得以跨越物质载体的局限，延续至今。孔子曾言：“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论语·八佾》）这表明春秋时期仍可能见到商朝流传下来的文献（很可能是简牍），只是其后人保存的已不完整。

商朝竹简木牍的缺失，是考古学上的一个遗憾，但也提醒我们，历史的真相并非全都能从地下直接挖出。通过对甲骨文、金文的解读，以及对传世文献的严谨分析，我们依然可以不断逼近历史真实。

或许在未来，得益于考古技术的进步或机缘巧合，我们能在某个极其特殊的保存环境中（如极度干燥、缺氧或密封极好的墓葬）发现商朝简牍的遗迹。那时，我们对商朝的认识必将迎来一次巨大的飞跃。但即便它们已化为泥土，其承载的信息早已通过周人的继承和孔子的讲述，融入了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血脉之中。

文明的回响：3000年前商人的笔迹或许已随竹木腐朽，但“有册有典”的宣告穿越时空。文字载体虽朽，文明一脉未断。甲骨金石之外，简牍的“无形”存在，恰恰证明了中华文明早期记录的博大与连续。探索过去，不仅依靠出土实物，更需凭借智慧与文献的互证，揭示深藏于岁月中的辉煌。

参考文献

《尚书·多士》

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科学出版社.1956.

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1917.

刘一曼.《殷墟甲骨文考古发掘与研究的历程》.《考古》.2009年第6期.

《论语·八佾》

陈炜湛.《甲骨文简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

赵铨.《甲骨文字研究》.商务印书馆.19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