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二一九公园到曲艺团的工人剧场，相距能有六七华里，路上没有人说话。当走到工人剧场的时候我才发现，现在曲艺团办公的地方已经挪到剧场了，这座剧场原是鞍山市评剧团专用的剧场，现在已经划归到曲艺团造反派的名下了。剧场大门外，全都是造反派，中间还有许多原来保持中立的人，
从二一九公园到曲艺团的工人剧场，相距能有六七华里，路上没有人说话。当走到工人剧场的时候我才发现，现在曲艺团办公的地方已经挪到剧场了，这座剧场原是鞍山市评剧团专用的剧场，现在已经划归到曲艺团造反派的名下了。剧场大门外，全都是造反派，中间还有许多原来保持中立的人，现在都变成了我的对头冤家，足有七八十号。他们一见着我的面就振臂高呼："打倒反革命单田芳！打倒反革命冯世福、王保生。"还有一位女士我不便提及她的姓名了，二话不说就给我一顿耳光子，一边打一边说："我叫你反革命，我叫你反革命！"打得我两眼冒金花。
本来剧场里就黑，所以一进剧场什么也看不清了，后来我定了定神，被两位造反派架着俩胳膊像上刑场一样架到舞台上，这时我才看清楚，舞台已经变成了批斗现场，周围已经坐满了曲艺团的造反派。我们三个刚刚站好，我的那位师弟提高声音说："把他们都带出来，让他们难兄难弟见见面。"
我抬头一看，从后台被押出来一串人，走在最前面的就是我的师兄杨田荣，在他身后是毛科星，还有曲艺团的作家王 x 、原地方戏的管家王文斌、相声演员马凌云、会计李明白等七个人。我这才明白，原来他们早就被造反派逮住了，关押在工人剧场，他们被押出来之后跟我们站成一排，首先弯腰向毛主席的画像鞠躬请罪，然后各自通报姓名，如反革命单田芳、反革命冯世福、反革命王保生、漏网右派杨田荣、枪贩子毛科星、反动作家王 x 、历史反革命李明白、反革命坏分子马凌云、人贩子王文斌，我们通报了姓名之后，群众开始批斗，看得出来，这是有预谋有计划、安排好的一次批斗大会。
我审视着在场的每一个人，在七八十名造反派当中有三分之一是我的对立面，他们恨我恨得牙根痒痒，恨不得把我们置于死地而后快，这些人当中有我过去的好师弟好师妹、亲如兄弟的好哥儿们，还有一部分就是茶社的服务人员，这帮人过去是服务员，提壶续水卖票打扫卫生，现在一下子都变成了造反派，可以随便打人随便骂人，由过去的普通劳动者变成了专政者，可想而知他们的心里有多么的平衡有多么的痛快。过去都是演员说了算，他们净为演员服务了，现在地位变了，他们可以打骂演员，从中得到平衡，这也是一帮死硬分子，在座的三分之二的群众，都是随声附和的，他们大多数都是中间派，谁成功谁失败对他们来说都无所谓，只是由于形势的需要他们随大溜而已，从不同的眼神和表情中我能看透他们每个人的内心。
第一个被批斗的是杨田荣，我的那位师弟说："杨田荣，你跟大家讲一讲，你到大连去买枪，买了几把枪啊？多少发子弹啊？枪都藏到哪儿了？"杨田荣低着头回答说："我是去大连买过枪，因为没有遇上接洽的人，连枪影也没看着，实际上我根本就没有买到枪。"我的那位师弟跳过去就是一个嘴巴，他揪着杨田荣的头发说："你昨天是怎么交代的？你不是说你买了两把枪吗？怎么今天又翻案了？"杨田荣赶紧解释说："昨天是因为你们把我打急了，我顺嘴胡说，我不说怕你们还打我，所以今天我的交代才是真实的，并不是翻供。"接着跳上两位造反派，对杨田荣一顿拳打脚踢，田荣哥的身体本就不太好，那年已经四十六岁，被他们这一打，趴在台上动不了了。我的那位师弟说你装什么屁，你他妈的吓唬谁，就是把你打死，跟碾死个臭虫差不多，然后又踢了两脚。后来有人发现杨田荣脸色苍白、嘴唇发紫、浑身冒汗，好像心脏病发作了。
有一位女造反派提醒我那位师弟，说什么我们没听清，可能是提醒他别打了，再打非出人命不可，我的那位师弟住手了，让人搬了把椅子，让杨田荣坐在椅子上，暂时休息休息。我就发现田荣哥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双手扳着椅子背儿，勉强地在那儿坐着，我心疼得不得了，但在那个节骨眼儿上，我是有其心而无其力，我的心在流血。
接下来就是毛科星，审问的内容跟杨田荣差不多，也问他你到大连买了几把枪，多少发子弹，把枪藏到哪儿了，毛科星的回答跟杨田荣差不多少，因为当时是他俩去大连买枪的，结果还用问吗？也挨了一顿拳打脚踢，好在毛科星是军人出身，身体结实多了，也比杨田荣禁揍多了。
接下来轮到我了，好像这次批斗大会我是批判的中心对象，因为人家谁都没被绑着，就是我被五花大绑起来，我被推在台口，"打倒单田芳、打倒反革命"的口号此起彼伏，震得工人剧场四面都有回音，审问我的内容无外乎啥时间参加的"五一六"、谁介绍你参加的、你们开过几次会、内容都是啥？又问我"四一三"那天谁第一个扔的手榴弹，你那颗手榴弹跑到哪儿去了，你打伤了多少革命小将？我理直气壮一一据实回答，他们看出我有点儿不服不忿，于是就下了狠手，首先给我挂上一块十几斤重的牌子，上面写着"反革命分子单田芳"，还打了个大大的红叉，那牌子是用铁丝串成的，挂在我的脖子上，一开始没觉得怎么沉，时间长了铁丝往肉里杀。您想当时正是6月天气，骄阳似火，我们身上只穿着单衣，没有任何防护措施，一口气走了七八里路，接下来又是没完没了的批斗，我实在有些顶不住了，至于拳打脚踢已经成了家常便饭，我和我那些被整的同志们已经不是个人，任人宰割任人打骂，他们可以踢过来打过去，为所欲为，接下来是没完没了的询问，翻来覆去就是那套词，我也是翻来覆去就是那套词。
造反派一看没啥结果，我又有点不服不忿，于是他们开了个小会，后来我才知道他们要把我的威风打掉，老老实实听他们摆弄。接下来就是群众揭发我的罪行，您想几十个人有十个发言的得占用多长时间，他们那发言有意思极了，全都是程序化的，首先背诵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伟大的导师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接着就是背诵毛主席语录，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就像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这段话背诵完了以后才转入正题，有一个服务员揭发我说："单田芳你从骨子里就反党，为什么这么说呢，在你说《新儿女英雄传》的时候，主人公牛大水被敌人抓住了，受尽了酷刑，你那段书说得活灵活现，你简直就变成了日本鬼子，把各种酷刑全都用在了共产党党员身上，你借助书的内容来发泄你心中的私愤。"我低着头认真地听着，一看发言的这位，就是茶社的服务员，现在是造反派的小头头，因为她眼睛斜，外号叫王斜眼，我看了她一眼，她怒火中烧，跳起来冲到我面前，大吼道："怎么的，你还不服吗？告诉你，你现在不是名演员了，你现在是反革命分子，快点放下名演员的臭架子。"说着给了我一顿耳光，因为我挨的耳光太多了，我也记不清有多少了，现在挨耳光成了小菜一碟，打到脸上麻酥酥的，一点儿也感不到痛。继王斜眼之后，又有人站起来揭发我的罪行，一个两个三个，足足换了六七个人，他们每个人一开始都背诵那套术语，叫人啼笑皆非。因为我被绑的时间太长了，我的两个膀子从酸疼变成了麻木，又从麻木变成了酸疼，好像脱臼一样痛苦难当，这会儿会场的气氛不像开始时那么热烈了，也许造反派们也累了，连呼喊口号的声音也低沉了。
要说我真是个没骨气的男人，我实在疼痛难忍，被牌子坠得上不来气，两只胳膊也失去了知觉，腰也疼痛得要命，出汗出得太多，眼看就要虚脱了，我用眼角的余光一看，有一个小师妹离着我不远，在"文革"之前，我们双方处得都很好，两家走动得非常亲近，在她困难的时候我也曾给他们夫妻帮助过，当时我在想运动嘛就是人整人，他们现在这样兴师动众，也是迫于形势，不得不如此，其实我们私人之间谁跟谁都没有个人恩怨，既然过去我有恩于她，那就跟她说两句小话，让她把我的绳子松一松，于是我小声地哀求道："师妹。"她先是愣了一下，而后走到我面前，满脸严肃地问我："你要干什么？"我说："师妹，我被捆的时间太长了，两个膀子疼得要命，你能不能跟师弟说一下让他给我放松一点儿。"她听罢之后毫无表情，然后高声对我那位师弟说："单田芳刚才说了，捆他的绳子太紧了，他有点儿受不了了，想叫你给他松一松。"由于她的声音很高，在场的人听得非常真切，我那位师弟背着手走到我面前，似笑非笑地打量我一会儿，两眼放出凶光，这哪里是原来的师弟，分明是冤家对头，他阴森森地问我："怎么？胳膊疼？让我给你松一松？好，我就给你松一松。"说着他一只手按着我脖子，另一只手抓着捆我双臂的绳子，用力往上一扳，从牙缝里挤出几个狠毒的字："我叫你疼！我叫你疼！"
各位，你腿麻过吗？胳膊麻过吗？如果麻了，您肯定说："别动别动。"如果有人在这时候用力扳你的胳膊和腿那是个啥滋味？当时我思想上毫无准备，也没想到他乘人之危，下此狠手，他按我脖子的时候，由于用力过猛，我的鼻子和上嘴唇正碰到我脖子挂的那块牌子上，顿时鲜血直流，叫他这一扳我的胳膊好像被粉碎似的那么疼痛，于是我情不自禁地喊了一声："啊呀！"
刹那间我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他们并非是走走形式，而是真心实意地想把我置于死地，什么师兄师弟师妹全都是扯淡，我方才心里仅存的那点侥幸此刻全都破灭了。也许由于我这位师弟下手太重的缘故，批斗会到此结束。然后他叫人把我的绳子解开，把牌子也摘下去。
我被人架着送到舞台旁边一间小屋里。原来这个地方，是评剧文武场待的地方，现在他们用木板间隔起来，变成了一个暗无天日的小拘留所，我在众人当中受到特殊的"待遇"，被单独关押在这间小屋里，其他人都住在后面的化妆室里，屋里面用两条长板凳搭了一条临时的床铺，上面并没有被褥，他们把我架到硬板凳上，我痛苦地呻吟着，虽然说绳子被解开了，由于捆绑的时间太长太久也太紧，我的两只膀臂已经失去了知觉，依然背在身后下不来，我痛苦地抬起头往门口看了一眼，造反派都到前厅休息去了，就留下几个人看着我们。
正好有一个是单独看我的，我一看是我同门的小弟弟叫张全友，他父亲张树岭，在运动开始的时候就被揪出来，成为曲艺团的封建堡垒头子，张全友和他的哥哥姐姐们被逼无奈，也加入了造反队，表面上成了我们的对立派。说实话在全友小的时候我就很喜欢他，他聪明伶俐，有说书的天赋，每次我说书，他都到茶社来听，从感情上来讲，我们的私交不错，虽然他现在戴着红卫兵袖标，腰里系着皮带，气势汹汹的好像个造反派，我猜想他也是被逼无奈，到了现在我也顾不了许多，我再次厚着脸皮低声要求他："全友，帮我一下好吗？我俩胳膊不好使了，你能否帮着我把它扳下来，恢复原位。"全友往四处看了一眼，觉得可行，于是快步走到我近前，慢慢地把我两只胳膊扳下来恢复原位，他还利用这机会压低声音对我说："田芳哥，别太犟了，他们爱说什么就说什么，要不价他们得把你整死，为你的事他们都召开了几次小会了。"说到这儿他再也不敢往下说了，三步两步离开了这座小牢房。
我休息了大概有半小时，两只胳膊渐渐恢复了知觉，我试着活动了一下，老天保佑，还没残废，我把鼻子和嘴里的血清理干净。怎么清理？都是用衣服擦的。当天晚上我就睡在冷板凳上，第二天，造反派才把我的行李送来，说是家属送来的，我心说看来全桂他们已经知道我被转移到工人剧场了，他们既然能给我送被褥，就说明家里头没有太大的事，于是我悬着的心多少放松了些。早晨，天还不亮，我就起床了，我在屋里做了做广播体操，晃了晃脑袋。跟您这么说吧，那时我三十五岁，如日中天，年富力强，身体棒极了，在"文革"之前，我经常参加篮球比赛，虽然个子小，技艺也不精，但我十分着迷，这对锻炼身体十分有好处，还参加过百米赛跑，用时十四秒多一点儿，还得了一块手绢，在拉力器比赛时，我能拉开五根钢绳的拉力器，一口气能拉十三个，也曾经获过奖，平时我高烧了还坚持说书，就觉得头有点儿沉，浑身上下不得劲儿，散书之后回家一量，居然高烧到三十九度多，把我吓了一跳，赶忙跑到医院打了一针，第二天就好了，这说明我体质还不错，否则从"四一三"折腾到现在，早被他们弄散架子了。我时常警告自己，不管何时何地都要锻炼身体，现在锻炼身体是为了迎接他们的揍，我好有抵抗力，同时我心里翻来覆去骂自己，我叫着自己的名字说单田芳啊单田芳，你活着太没骨气了，难道不求那个小师妹你这两条胳膊就能残疾吗？你为什么辨不出真人假人，厚着脸皮去央求人家，结果当众出丑、还让人狠狠收拾了一顿！我又骂我自己，该！该整你，都是你自己找的。我说书里边常说自己的梦自己圆，事到现在，谁也救不了我了，只能是豁出去了，不就是一百多斤吗？全交给他们了，今后我再也不能做那没骨气的事，打死也不会再哀求他们。
吃罢早饭后，批斗会又开始了，但主角不是我，而变成了相声演员马凌云。说起来我跟老马的关系相当好。老马是沈阳人，在城里开了一家小作坊，就是卖箅子的。在旧社会他父亲是掌柜，雇用了五名伙计，由于市场竞争激烈，他们做的产品也过于陈旧，所以经常入不敷出，他爸爸早想关门，但是这五名工人无处可去，谁也不走。后来他爸爸跟五个人商量，管吃管住不开工资，五个伙计也同意了。解放后，这五名伙计把马凌云的父亲告到工会，说他是剥削工人的小资本家，逼着他给五个人发工资，而且这五个人还提出，要吃大米饭，一周还得有两次炖肉，使老马家叫苦不迭，后来实在没办法了，欠债养着他们，这五个人一看，老马家确实也挺苦，就各自散去了。老马头一股急火，卧床不起，不久就与世长辞了。马凌云没念过几天书，天天游手好闲，东游西逛，他平生有两个爱好，一是下象棋，一是听相声，父亲在世的时候还能满足他的要求，父亲不在了，他只好把箅子铺卖了，变现了点零花钱，拜沈阳市曲艺团相声演员杨海全为师，开始说相声。由于他底子薄，功力差，他说的相声很一般，不久他就离开了曲艺团，到了鞍山，那会儿鞍山市曲艺团正在招兵买马，除了书曲队、地方戏队，又组织了一个曲剧队，正缺人手，马凌云报名参加了，顺利地通过了考试，成了鞍山市曲艺团一名相声演员。可是相声演员需要两个人来说，就他一个人也说不了，逐渐地他放弃了相声，成了曲剧队的勤杂工，有时候演大兵，有时候演小坏蛋，总之哪儿出了窟窿就叫他堵，按他的话说就是鞍山市曲艺团的碎催，因此平时牢骚满腹，再加上说相声的人爱抖包袱开玩笑，他的嘴又不饶人，所以人们给他起了个绰号叫坏马。其实坏马并不坏，他为人正直，爱找死理儿，既不溜须上级，也不讨好进步分子，一直是我行我素，爱谁谁，因此很多人都恨他。据说在国民党统治沈阳的时候，还把他抓去当过几天保安队，由于他受不了那个苦，干了二十天就跑了，跑到辽阳一所寺庙里当上了假和尚，解放后他又回到沈阳。就这段小小的插曲，成了老马的历史问题，大运动小运动，他都跑不了，一次交代再次交代，总是没完没了。
方才我说了，他嘴挺损，爱开玩笑，当时曲剧队的队长是毛科星，是党员，有一次到外地去演出，演出前需要装台，可能那个剧场太陈旧了，老毛没注意，把台板踩折了，从台上掉了下去，后来被人拉上来，马凌云在旁边打趣地说："大伙看哪！咱毛队长成了豆处子了。"这本是一句开玩笑的话，结果就变成了他一条罪证，理由是他辱骂党员，说党员是豆处子。还有一次，曲艺团开办了食堂，为了省钱，自制了一批啤酒，分给大伙儿喝，老马喝了一口又吐到地上，别人问他什么味，老马风趣地说："这哪里是啤酒，简直是马尿。"就这一句玩笑话，也成了他一条罪证，说他辱骂革命群众，酿出来的啤酒是马尿。在"文革"之前，他的工资一降再降，每月只能开三十七块五，按老马的话说我四十多岁的人了，干了这么多年，才挣三七点五，后来这话被党支部知道了，正好运动来了，居然把老马送去教养了三年。教养回来之后，他又被分到炼钢场去捡碎铁，受的那个罪就不用提了，我非常同情他，他经常到我家去做客，他非常喜欢我的女儿慧莉，每次见面就说："来，马大大抱抱。"而且他经济虽然那么困难，哪次到我家也不空手，不是拎两个苹果，就是带几个南果梨，叫我好生不忍，因此我经常留他在家吃饭，如果钱不够花，就由我来资助他，老马是个有骨气的人，从来不白花，肯定按时归还，绝不占别人的便宜，这次文化大革命他跟我一样站错了队，变成了反军派，被曲艺团造反派定成反革命坏分子。
那天上午整个批斗会都在马凌云身上展开，时不时惹得大伙哄堂大笑。我那位造反派头头的师弟，严肃地对群众说："不准笑，这是批斗会，是革命者对反革命分子的打击。"同时他还警告马凌云："你还没忘了你是相声演员呢？在这儿你抖什么包袱，快把你爸爸剥削工人以及你当保安队员的情况交代清楚。"马凌云说："我就这点儿事，早都交代一百遍了你们看着办吧。"自然他是躲不过一顿胖揍。
我们这些人一直站在旁边陪斗，我有时也是被老马逗得肚子疼，心说老马呀，真是一块顽肉，蒸不熟也煮不烂。说到老马真是个苦命的人，以他的遭遇一般人承受不了，而他仗着他的诙谐幽默、心胸开阔却一直顽强地活着，在"文革"之前他就饱受苦难，被人瞧不起，支过来呼过去，就跟个不值钱的皮球似的。他家住在沈阳，还有一个上了年纪的老母亲，完全由他妻子赡养，他的两个儿子也收入有限，对家里支援甚少，老马每月的工资是三十七块五，他单身住在鞍山，除去吃喝哪还有富余钱？我最赞成他的一点是对上从不阿谀奉承，对有钱的人也不溜须拍马，顺情说好话的事他不做，往往还钻牛角尖说真理，竟给别人直罗锅，所以大伙才管他叫坏马，可我俩偏偏处得非常近，有人奇怪地问过我："老单，马凌云那么坏，别人都不爱理他，你为啥跟他走得恁近乎？"我说："你说错了，老马并不坏，那个人说实话讲真理就是有点不分地点和场合，他一不偷二不抢，为人正直，诙谐归诙谐，正事归正事，公私分明，坏在何处？"经我这么一说，有不少人对他改变了看法。
到了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他也被彻底平反，卸下了沉重的历史包袱，思想解放了，政治待遇平等了，他才变成了真正的老马，从此焕发了青春。那年他已经五十五岁了，相声艺术大有提高，曲剧演的也不错，受到很多人的青睐，马凌云还跟别人合伙走过穴，这也是时来运转福至心灵吧，他挣了一大笔钱，一狠心买了一件价值几百元的皮大衣，存折里存上了几千块钱，又做了几件新行头，高高兴兴跑到我家，我突然眼前一亮，这是老马吗？跟换了个人似的，他兴高采烈地对我说："感谢党的好政策，把你我从地狱拉了出来，我们从鬼变成了人，你马大哥不是从前的坏马了，为了赌口气，让整人的那帮人看看你马大哥是何许人也，我在外面坚持演出，挣了不少的钱，人生在世不吃馒头就为争口气，现在政策好了，趁着身体还好我要大干几年。"说着让我看了存折和他的衣服，我非常高兴，为此还热烈为他祝贺了一番。六十岁后他退休了，回到了沈阳，全家团聚。我那时应辽宁电视台的邀请为电视台录制电视评书，住在沈阳人民旅社，所以一有空闲时间我台的邀请为电视台录制电视评书，住在沈阳人民旅社，所以一有空闲时间我就到他家做客，他家的房间很小，东西也比较简陋，但吃喝不愁，那时他每月工资是四十五元，曲艺团三个月给他寄一次，他省吃俭用，用养鸟和倒腾自行车挣点外快，弥补经济上的不足。但他的精神面貌始终是一流的，现在很多年没见到他了，他比我大十岁，应该依然健在。
咱们再回到那残酷的批斗现场，老马被批斗完了，下午又换成了作家王 x ，我们十几个人依然是陪绑。对王 x 此人我不太了解，就知道他原是北京文联的编辑，也就是耍笔杆子的，好像是国民党时期，他在山西太原国民党创办的刊物中担任过编辑，这也成了他的历史污点，被打成反革命作家。那时北京大清理，凡是历史上有污点的人一律清除出北京，所以他被下放到鞍山，人到了曲艺团。文人有文人的特点，王 x 生就胆小，平时少言寡语很少串门，别人谈话他很少参与，生怕摊了污水，结果也没逃掉，文化大革命还是把他卷进来。在我们这些人中挨揍最少的就是他。到了吃晚饭的时候，批斗会结束了，造反派也累了，我们弯着腰也累得不轻。我又回到我所住的单间，开始休息，心说这也好，我们十来个人轮着挨斗怎么的也能让我缓几天。
每天清晨起来，叫醒我们的就是联营公司楼上的高音喇叭，天刚亮就放起了"伟大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声音能波及到几里地之外，当我们听到歌声马上起床，梳洗完毕，赶紧吃早饭。在这里顺便说一句，公家不管饭了，我们吃的早饭都是家属送来的，每天要送三次。全桂为了我身体的健康，尽管生活非常困难，还是节衣缩食在饮食上下了功夫。不是饺子包子就是大米饭炖肉，后来听我女儿说每送一次饭都要经过一次检查，造反派看到我的伙食很好，就讽刺说一个反革命分子吃这么好的东西，太不配了。吃完早饭之后，待不了个十几分钟，就开始批斗，今天是张三明天是李四，不定轮到谁头上，问题严重的就斗一天，分上下午，问题较轻的每天就斗两个。
没过几天我们又增加了新内容，造反派规定，听到歌声之后，十五分钟内要梳洗完毕，然后每人挂上牌子，站在工人剧场的大门前，弯腰请罪，半小时后才允许我们回来吃早饭。工人剧场地处闹市中心，我们往那儿一站，简直成了怪物，引来很多人驻足观看，其实不光是文艺界，各行各业皆是如此。
单田芳（1934年12月17日—2018年9月11日），出生于营口市，1954年拜说书演员李庆海为师学习评书，1956年春节首次登台表演，开始说书生涯。24岁时正式独立演出，先后演出评书《三国演义》《隋唐演义》《平原枪声》《林海雪原》《红岩》等，奠定了在书曲界的地位，后因“文化大革命”中断演艺生涯。1978年获得平反，此后相继录制了《七杰小五义》《封神演义》《民国风云》等广播评书和《三侠五义》《白眉大侠》等电视评书。1993年被评为“深受人民喜爱的评书表演艺术家”，2004年被北京曲艺家协会特聘为名誉主席，2007年1月宣布收山。2012年荣获中国曲艺牡丹奖终身成就奖、华鼎奖中国曲艺演员公众形象调查第一名。2018年9月11日，在北京中日友好医院病逝，享年84岁。
来源：读书有味聊忘老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