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81年盛夏，山西太原站的检票口刚刚响过长笛，一名身形微瘦、戴着墨镜的老人随着人流走出站台。此刻的他不再拥有警卫、不再佩带肩章，旅客们也没料到，这位看似普通的乘客曾在电台中与廖耀湘斗智，在海面上指挥登陆。自那天起，李作鹏以“李明”之名暂住并保外就医，开启了没

1981年盛夏，山西太原站的检票口刚刚响过长笛，一名身形微瘦、戴着墨镜的老人随着人流走出站台。此刻的他不再拥有警卫、不再佩带肩章，旅客们也没料到，这位看似普通的乘客曾在电台中与廖耀湘斗智，在海面上指挥登陆。自那天起，李作鹏以“李明”之名暂住并保外就医，开启了没有哨声与号令的新生活。

与高调告别的许多将领不同，李作鹏到太原第一要务是“消失”。组织上的建议很直接：换个名字，避免旧部或闲人围观。开始他拒绝，理由是“军人一生，坐不改名行不改姓”。几番劝说才松口，“李明”二字也颇耐人寻味——明人不做暗事。他仍保持军旅的干脆，说改就改，没有仪式，没有告别。

首月生活平淡却不失军味。清晨六点起身，洗漱、叠被、踢腿，动作如同检阅。早餐多是刀削面或馒头就咸菜，他一口气干净利落，仿佛回到辽西会战前的行军灶。有人奇怪：堂堂中将只领百元补助，为何依旧知足？他的回答不夹杂一句豪言：“吃得饱，比长征路上好。”

酒是例外。战时缴获烧刀子，他敢一碗闷干；太原市面买不到好酒，他便自己兑曲酒。邻居戏称“李大爷是瓶子里的浪子”。1982年冬夜，他与老友小聚，三杯下肚后眯眼回忆：“枪声一响，能分主力还是杂牌。”一句轻飘的话，让倾听者想起那年姚家窝棚凌晨的拼杀，而客厅里只有电暖气轻微的“嗒嗒”声回应。

平常他少出门，偶尔散步到迎泽公园。1983年春一次外出，街角恰有电影《大决战》的橱窗海报，路过的第十三冶金建筑公司女工盯着他看了几秒，突然小跑追上：“请问，您是李司令吗？”老人愣了愣，立刻摇头：“认错人了，我姓张。”对方却不依，反复端详：“我在片子里见过您。”几句低声对答，尴尬惊讶同时浮现，他加快脚步离开。此后外出更少，墨镜也再换深一号。

日子久了，总有新的插曲。1988年3月25日凌晨，小偷潜入他家，仅带走两本厚厚的日记，桌上却留两张纸条——“穷生盗”“情深”。现金、手表完好无损，公安分析是“文化窃案”。李作鹏抽着旱烟冷静配合勘察，只在转身时自语：“连日记都有人惦记，可见写得还算值钱。”自此床头多了一根铁棍，直至治安好转未再派上用场。

进入九十年代，他依旧坚持读书写字，不求章法讲究，只凭腕力行笔。墙上悬着自书条幅——“状似任性，实乃从心”。有人登门求字，他多推托；偶而落笔，字成后不事矫饰，墨迹枯润分明。对军事著作批注极严，一本香港出版的林彪相关书籍被他从头划到尾，批语狠辣：“胡编乱造四字足矣。”

对同僚评价亦毫不含糊。有人谈及罗荣桓在东北的贡献，他在纸边写道：“罗帅政治家成色十足，军事谋划九成在林彪。”又补上一句：“好也罢坏也罢，得按事实说话。”如此直率得罪过不少人，可在老四野将校看来，这正是李作鹏。

写回忆录是他最后的“战役”。从1984年动笔到1998年定稿，累计近百万字。出版商上门，开口便要求使用笔名，否则“发行困难”。他合上稿纸，淡声拒绝：“如要改名，宁可封存。”对方提出海外出书折中方案，他连连摆手：“书写中国事，应留在中国。”谈判无果，稿件继续沉睡。

身体状况从1997年起明显下滑。山西方面特批给他每年五万元医疗补助，他却常常剩下两成退回。住院也挑普通病房，自称“军人不能挑铺位”。1999年春，因子女工作调动，老两口迁往北京。董其采曾是卫生所所长，亦是上校军衔，她对丈夫饮酒始终宽容，偶而劝几句也仅限“少一点”。

2005年二月，董其采病逝。自那之后，李作鹏话变少，杯中物也淡。2007年冬摔伤肋骨，入院检查被发现肝部病变。子女本想瞒他，他却在病例空白处亲手写下“诊断：肝癌”三字，算是给自己一个交代。

2008年北京奥运临近，他一度希望亲眼见证，但病情加重，最终观典礼的念头迈不过病榻。那年春天林立衡来看望，送来林彪半身像。老人抚摸雕像良久，眼眶微红，却没有多说一句。

2009年1月3日清晨，值班护士记录下他的最后一次呼吸。医院走廊里暖气呼呼作响，正如很多年前海风掠过海南岛帆船的声音——单调，却顽强。

李作鹏九十五载生涯，从“豪密”口令到“李明”化名，再到太原街头那句“认错人了”，命运的峰谷跌宕尽在其中。而那两本至今下落不明的日记，或许仍在某个抽屉里静静躺着，页角带着当年深夜小偷匆忙翻阅留下的折痕。

来源：雍亲王府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