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三线建设是发生在上世纪1965年至1980年，短短的十五年的一段历史往事。那是一段特殊时期，特殊情况下，一场绝无仅有的“靠山近水扎大营”的工业建设。虽已解密，但对于今天的年轻人来说，依旧是一段陌生的历史。

三线建设是发生在上世纪1965年至1980年，短短的十五年的一段历史往事。那是一段特殊时期，特殊情况下，一场绝无仅有的“靠山近水扎大营”的工业建设。虽已解密，但对于今天的年轻人来说，依旧是一段陌生的历史。

如果不是那年秋天的一场雨，我可能不会走进那片山里头的废墟。父亲把一把生锈的小钥匙塞到我手心，说了一句“你进去看看吧”，自己却在门口点了根烟，背过去不看我。山风一吹，湿叶子拍在墙上，像有人在轻轻敲门，我心里忽然有点发怵——里面到底藏着他们那一代人的什么秘密？

父亲年轻的时候上的是“鲁光厂”，正式名字四个字，代号干脆——802。说白了，就是当年山东“小三线”的一颗钉子，钉在沂蒙山里，离蒙阴县城四十五里地，地方叫北楼村。我们常说一个地方“背靠大山”，那儿真是把人整个人塞进了山腹里——进出都要打个弯，绕几道沟，出了村就见苍苍的山梁。

当年的“小三线”，山东这边主要铺在沂蒙、泰莱那片山地。蒙阴在泰沂山脉中段，都是沟沟坎坎的石头岭，北南两头隆起，中间像压低了腰，地势从西往东铺过去，水从山里细细地流。父亲说，正因为“藏得住”，这地方被相中了。

1966年，厂里开工。那时他们还年轻，背着铺盖卷，肩上绑两根木棍就往山里扎。山沟里先搭骨架，顺着地势一段一段“生”出车间，七个主车间像七盏灯藏进沟里。后来又打穿了山，一条直直的洞道，约莫一千五百米长，伸进山心，通得过小型车。父亲第一次从洞口走进去，凉气往脸上扑，他打趣说：“像钻进了巨人的耳朵。”

四周砌起的墙比人高，墙头缠了冷闪的铁线。门口有人当班，肩上挂枪，眼睛亮得很。进门要亮证，出了门也要报号。生产区在山坳里，生活区就分散在周边的村落中，悄悄和当地人家挨着。事情一忙，山里竟活泛起来了，像把一座小城搬进了树影子里——宿舍排成排，大礼堂、放电影的屋子、卫生所、食堂、子弟学校、日杂店，凡是正常城市该有的，山沟里都凑齐了。

父亲那会儿是外行学内行，打着灯走路。母亲呢，是厂里的分析工，后来才知道她天天和酸打交道，手上长了浅浅的白斑。她总说自己“做药”，问多了就闭嘴，只是换洗衣服时候，小心折着那件皱黄的工作服。我读书后才懂，黑索金——他们研制的是这个。烈性炸药，威力比TNT还高一截，精确到说，是一点五八倍。可我们家的饭桌上从来没有这些词，只有“注意安全”“别问”。

日子怎么过呢？简单说，就是喇叭一响，山谷就醒了。每天早上六点的喇叭准时喊人，声音穿过雾气像推着你起来。中午、晚上照样播报，新闻、音乐、通知轮着来。星星点灯的夜里，礼堂里放电影，机器咔哒咔哒响，孩子们追着光影跑，椅子哗啦啦地挪。食堂里蒸汽往上冒，搪瓷缸口烫得人直哈气。周末的商店，排队的人弯成了蛇，买点布票换来的新衣裳，过年穿才算不亏。

那会儿有一件事最壮观：换班时，厂门口涌出一片自行车，车铃叮当，车把子反着冷光，像一条甩着银鳞的鱼。孩子们蹲在路边数，数到一百又忘了前头的。父亲总是最后几个到车间门口，习惯把车靠在同一个老槐树下，说那是他的“地标”。

说句闲话，鲁光厂的师傅们走起路来都全神贯注，帽檐压得低，身上系着防静电的布带，鞋子上泥点没来得及擦掉。车间里的规矩繁琐，一点不敢马虎。温度表像心跳计，稍稍跳快一点就要停下来冷静。母亲的手指细，搅拌时连呼吸都要放轻，回来总要把头发洗两遍，说是怕把味道带回家。那时候人都懂得什么叫“口紧”，我们这些孩子也知道哪一条路不能去，哪一个区域最安静。安静到你不会想到，那里面那么“热”。

我印象里最热闹的是节日。礼堂挂起红布，合唱队穿统一的白衬衫，一个个唱得面红耳赤。父亲年轻时写过两段快板，被小报登了，两人因此认识了母亲。她在食堂窗口打饭，手腕一抬一落，铝勺撞盆，声音清脆。父亲把他那份多出来的菜“滑”给她，脸红得像被热气蒸过。后来，母亲笑他，“你以为那点心眼谁看不出来？”小两口的婚礼在礼堂举行，单位的师傅一人一份份子钱，三块五的，放在信封里。那时谁也不觉得穷，大家心往一处拧，山里头也热气腾腾的。

厂子里有个洞道，提货、抢险都用得上。我们孩子胆子小，天黑的时候从不靠近。偶尔跟着大人从洞里走过去，脚步声一落一落，像敲在石鼓上。夏天洞里冷，冬天洞里反而不太冻。父亲说，那条洞，几乎是厂子的“后背”，很多紧要的东西都是从那里走，低调，稳妥。

安全是每天挂在嘴上的事，但人嘛，总归是血肉之躯。有一次厂里拉了警报，半山腰都被惊了一下。后来证实是误报，可那一晚母亲把我们姐弟俩抱在怀里，像抱两袋面，手臂都发酸。她第二天照样去上班，额头上多了一根白头发。这些细小的、平常的痛苦，没人拿它当“故事”，他们都把它塞进日常，和柴米油盐粘在一起。

八十年代后期，风向慢慢转了。厂里开始摸民品，父亲常说“没那么紧了”，母亲笑他“你少偷懒”。到了九十年代，整体搬到临沂，那是一个节骨眼儿。山里的老厂区慢慢空了，人走得差不多了，留下的只剩风穿过管道的声音。那时候有几拨人回去收拾东西，父亲也回了两趟。回来就沉默，门口抽烟，一句话也不说。我猜他心里有点不甘，又有点释然——这两种看起来对着干的感觉，其实经常跟在一起走路。

我站在大门前，推了推铁门，铁门动都不动，锈把两扇门粘成了一体。我只好绕过破掉的墙处，跳了进去。眼前是静得吓人的厂区：高高的家属楼从树叶缝里露出脸，窗子黑着，像是把眼睛阖上了。地上厚厚的叶，踩上去发软；边上的车棚长出草，像有人偷偷给它编了个绿毛衣。空中曾经走过蒸汽的管道还在，横七竖八地牵着，风一吹，吊掉的铁环轻轻碰，叮当叮当，像在清点过去的台账。

我走到一面墙前，墙皮成片成片地脱落，露出当年贴过的标语底色，几乎看不出字了。礼堂的门半开着，门内是一片灰尘。舞台仍在，只是红布不见了，天花板有裂，光从裂缝里落下来，像有人举起手指在头顶划了一道。我忍不住想到母亲站在台下搓着手的样子，她那年穿了一件白衬衫，洗得发薄，光照过来，像奶一样的颜色。

在厂区深处，我看见那条洞道的口。石拱还在，青苔很厚。我犹豫了一下，没下去。那是我童年里不敢闯的地方，现在也不。只是站在洞口听了一耳朵，风从里面吹出来，带着潮湿和泥土味儿，像把几十年前的气话和笑声一股脑儿往我脸上扑。回头一看，父亲还在远远的地方站着，烟头一明一灭，像山里的萤火虫。他看了眼洞口，又看了我，什么也没说。

多年来我们总是把这些“大词”拎出来说——建设、保密、奉献、时代。可落在一个个具体的人身上，其实都是小日子的叠加。有人结婚，有人生病，有人吵架，有人从外地来了又走，有人在门卫室吃了一冬天的方便面。黑索金很厉害，数字冷冰冰地告诉你它比TNT还猛一些，可那份“厉害”对他们来说，等价于一个不会炫耀的职业。你问父亲“你以什么为傲”，他沉默半天，说：“那时候该做的都做了。”

我走出大门，回头再看一眼。山还是那座山，风也还是那股风，吹乱了杂草，又吹平了我的心思。父亲把钥匙又拿回去，说：“没用了。”我想，他可能只是怕自己一进去，就把所有压下的记忆都呼啦啦放出来。人到了某个年纪，反而更愿意留一点空白，好让时间在里面安静地躺着。

如今的鲁光厂早已没有人了，门前安静，像一个睡着很久的老人。但它留下的这些房、这些管、这些屋顶上顽强的草，像一排排见证。它们告诉我们，这里曾经热闹过，危险过，也骄傲过。那些人的青春在这里耗尽过，又在别处重新开了花。你说，山知道吗？风知道吗？可能只有走到这里的人，才会在心里小声点一下头。

来源：渝鲜生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