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探讨田闻一先生的文学创作生涯及其示范意义，既是对其作品本身的深度解读，更是对一位“新闻人转型作家”创作路径的梳理与致敬。作为田先生多部作品的出版参与者，我始终被他作品中“新闻的骨血”与“文学的魂魄”所打动。当许多即时性的新闻报道随时间褪色后，田先生用文学重构的

当新闻老去 文学正青春

略论作家田闻一的三重文学特质

探讨田闻一先生的文学创作生涯及其示范意义，既是对其作品本身的深度解读，更是对一位“新闻人转型作家”创作路径的梳理与致敬。作为田先生多部作品的出版参与者，我始终被他作品中“新闻的骨血”与“文学的魂魄”所打动。当许多即时性的新闻报道随时间褪色后，田先生用文学重构的历史场景、人性细节，却始终保持着“青春的温度”——这种温度，正是文学超越新闻的独特价值所在。

一、从新闻到文学：一场“带着档案”的转型

田闻一先生的创作底色，始终带着资深新闻人的严谨与敏锐。在成为专职作家前，他曾在新闻领域深耕数十年，跑遍四川的山川田野，采写过大量反映时代变迁与历史遗存的报道。这种经历，让他的文学创作从一开始就跳出了“闭门造车”的局限，形成了“以史料为基、以人性为魂”的独特风格。

无论是《大西皇帝张献忠》，还是《寸步不让——辛亥保路悲歌》《赵尔丰·雪域将星梦》，我认为田先生蜕化了纪实写作的新闻性，而彻底地、完全地转向了文学性。其最直观的感受是“细节的扎实”。在《寸步不让》中，从四川保路运动的“水电报”如何用桐油防腐、袍哥组织的“三刀六洞”规矩，到赵尔丰督署的建筑格局、尹昌衡阅兵时的军装制式，每一个细节都能在史料中找到佐证。比如书中描写“成都血案”后，同盟会会员曹笃缒城传递消息的场景：“粗绳在腰上挽成圆结，黑绸夜行衣浸透雨水，脚掌在城墙砖缝中寻找借力点”，这样的细节并非虚构——田先生曾专门走访成都西门城墙遗址，对照清代《成都城防图》与目击者回忆录，还原出缒城的具体位置与动作逻辑。这种写作，让他的历史小说摆脱了“戏说”的轻浮，成为“可触摸的历史”。

《赵尔丰·雪域将星梦》 田闻一 著 2024年7月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同样，在《大西皇帝张献忠》中，他对张献忠“圣谕碑”的描写堪称典范：“红砂石质地，通高210厘米，碑眉龙纹飘逸，阴刻‘天有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不仅精确还原了广汉房湖公园现存石碑的尺寸与文字，更通过“文人书写却藏着帝王口气”的细节对比，暗示张献忠复杂的身份焦虑。这种“带着档案写作”的态度，正是新闻人对“事实核查”的职业习惯在文学中的延伸——他从不满足于“历史事件的时间线”，而是执着于“事件背后人的生存状态”，用新闻人的洞察力捕捉史料中被忽略的“人性缝隙”。

值得一提的是，田先生的转型并非“割裂式”的转身，而是将新闻人的优势与文学的特性深度融合。他曾在采访中说：“新闻是‘记录当下’，文学是‘重构过往’，但核心都是‘对人的关怀’。”这种理念贯穿于他所有作品中，从早期的《川军出川抗战纪事》，到近年的《成都巷战》，再到这两部新作，他始终以“在场者”的视角切入历史——不是站在上帝视角评判对错，而是钻进历史的“毛细血管”，让保路运动中的袍哥、张献忠军中的士兵、抗战时的川军将士，都成为有血有肉、有挣扎有信仰的 “具体的人”。这种“贴着地面写历史”的方式，让他的作品既具备新闻的“真实质感”，又拥有文学的“情感厚度”。

2017年田闻一悉尼留影（图源：四川方志图库）

二、文学写作的三重特质：历史的温度、地域的根脉、人性的深度

如果说新闻是“用事实传递信息”，那么文学则是“用细节传递情感”。田闻一先生的作品之所以能穿越时间，成为读者心中的“经典”，核心在于其构建了独特的“田氏文学特质”——这既是他作为新闻人转型作家的优势所在，也是其作品价值的核心载体。

（一）历史的温度：让“冰冷史料”长出“情感血肉”

历史往往以“事件”的形式存在于典籍中：“1911年，四川保路运动爆发”；“1644年，张献忠在成都建立大西政权”——这些干巴巴的文字，记录了事实，却省略了“人”的感受。而田闻一的文学创作，恰恰是为这些“冰冷史料”注入“情感血肉”。

在《寸步不让》中，他写侯天轩深夜读尹昌衡密信的场景：“大红蜡烛燃得正紧，烛泪顺着铜制烛台往下淌，信上‘赵屠户图穷匕见’的字迹被烛火映得发颤”。这里没有宏大的历史叙事，只有一个捕头兼袍哥大爷的“私人时刻”——烛泪的细节、字迹的颤抖，背后是一个人在时代洪流中的焦虑与担当。同样，写“成都血案”发生后，百姓手捧光绪牌位请愿的场景：“白发老人跪在督署门前，牌位上的‘光绪皇帝’四个字被泪水打湿，红漆晕成一片模糊的血迹”——他没有直接控诉赵尔丰的残暴，而是通过“牌位上的红漆”这一微小意象，将百姓的绝望与愤怒具象化。这种“以小见大”的写法，正是新闻人“抓细节、显本质”的职业敏感在文学中的升华——他知道，最震撼的历史，往往藏在最具体的“个人体验”里。

《寸步不让·辛亥保路悲歌》 田闻一 著 成都时代出版社出版

在《大西皇帝张献忠》中，这种“温度感”更为明显。他写张献忠撤离成都时的大火：“锦官城的雕梁画栋在火中噼啪作响，曾经卖蜀锦的商铺门楣上，‘锦绣中华’的匾额被烧得卷曲，像一只绝望的手伸向夜空”。这里没有简单地批判张献忠的“残暴”，而是通过“匾额的变形”这一细节，折射出一座城市的毁灭与一个时代的崩塌。更难得的是，他还写了张献忠军中普通士兵的视角：“小兵李二狗摸着腰间半块没吃完的蜀饼，想起成都巷子里卖饼的阿婆，突然不知道这场仗到底为了什么”——通过一个小兵的“食物记忆”，让宏大的历史叙事有了“普通人的情感锚点”。这种写法，打破了“历史只有英雄与暴君”的二元对立，让读者看到：历史不仅是“事件的集合”，更是“无数人的命运交织”。

（二）地域的根脉：让“四川故事”升华为“中国叙事”

作为土生土长的四川作家，田闻一先生的作品始终带着浓厚的“巴蜀基因”，但他从不局限于“地域猎奇”，而是将“四川故事”放在中国历史的大背景下书写，让“地方叙事”具备“全国意义”。这种“立足地域、放眼全国”的视野，正是他作为新闻人“全局观”的体现——他深知，任何局部的历史，都是整体历史的“切片”。

在《寸步不让》中，他对四川地域文化的呈现堪称“活态的民俗志”。他写袍哥的“切口”：“‘月亮坝头耍关刀——明砍’‘菜刀打豆腐——两面光’”，既还原了袍哥组织的语言特色，又通过这些俗语暗示人物的性格与处境；写成都的“盖碗茶”：“铜质茶船稳笃笃骑在桌上，茶盖轻推茶汤，茉莉花在碧水中打转”，不仅是场景描写，更暗含了四川人“慢生活”与“急保路”的矛盾统一。更重要的是，他将四川保路运动放在“辛亥革命”的大背景下——孙中山曾说“若没有四川保路同志会的起义，武昌革命或者要迟一年半载”，田先生正是抓住这一关联，通过成都的局部斗争，折射出全国革命的连锁反应。他写“水电报”顺锦江而下，“木牌上的字迹被桐油护着，穿过都江堰，掠过乐山，直达重庆”——这条水路，既是四川的地理脉络，也是革命火种传递的“血管”，让“四川保路”不再是孤立的“地方事件”，而是“武昌起义的前奏”，具备了“中国叙事”的厚度。

《大西皇帝张献忠》同样如此。他写成都的“芙蓉城”特质：“九月，满城芙蓉开得像火烧，蜀王府的琉璃瓦在花丛中闪着金光”，既展现了成都的地域之美，又暗示了“温柔富贵乡”与“战乱残酷性”的对比；写四川的“湖广填四川”背景：“张献忠之后，成都成了虎狼之地，直到百年后，湖北移民带着犁耙来到这里，才重新种出水稻”——他没有停留在“张献忠剿四川”的单一事件，而是将其放在“四川人口变迁史”的长河中，让地方历史与全国移民浪潮相连。这种“地域叙事”与“全国视野”的结合，让他的作品既“有四川的味道”，又“有中国的广度”——读者读的是“四川的故事”，悟的是“中国历史的规律”。

（三）人性的深度：“历史人物”去“标签化”，成为 “复杂的个体”

新闻报道往往需要“明确的立场”，而文学则需要“开放的解读”。田闻一先生的作品最可贵之处，在于他打破了历史人物的“标签化”形象，用新闻人的“客观视角”与文学的 “共情能力”，挖掘出人性的“多面性”——他不回避英雄的“缺点”，也不美化反派的“恶”，而是让每个人都成为“矛盾的集合体”。

在《寸步不让》中，赵尔丰的形象塑造堪称“打破刻板印象”的典范。历史上，赵尔丰素有“赵屠户”之称，是镇压保路运动的“刽子手”。但田闻一没有将他写成“纯粹的恶人”，而是写出了他的“复杂性”：他是“雪域将星”，在康藏七年“平叛乱、护领土”，为捍卫国家主权立下功勋；他也是“清廷鹰犬”，在保路运动中“开枪镇压手无寸铁的百姓”，双手沾满鲜血。田先生写他深夜躺在“马架子”上的独白：“我在康藏流血，为的是大清；现在镇压川人，也是为了大清——为何到头来，我成了‘屠户’？”这种内心的挣扎，让赵尔丰不再是“历史课本上的反派符号”，而是一个“被时代裹挟的悲剧人物”。这种客观的人物评价或者说客观的人物塑造视角，使他的文学叙事超越新闻叙事，具有了打动人心的力量。同样，写尹昌衡，他既写其“拔剑斩赵尔丰”的英雄气概，也写其“婚礼设伏”的权谋算计，更写其“收服张德魁”时的宽宏大量——通过这些细节，一个“有勇有谋、亦正亦邪”的青年都督形象跃然纸上。

在《大西皇帝张献忠》中，这种“人性深度”的挖掘更为大胆。他没有将张献忠写成“纯粹的暴君”，而是写出了他的“矛盾性”：他是“起义领袖”，在长沙宣布“钱粮三年免征”，让农民欢呼雀跃；他也是“毁灭者”，撤离成都时一把大火烧了“扬一益二”的繁华都市。“他摸着碑上‘天有万物与人’的字迹，突然问身边的王志贤：‘我到底是救了人，还是害了人？’”这种自我怀疑，让张献忠摆脱了“暴君”的单一标签，成为一个“在权力与良知中挣扎的普通人”。更难得的是，他还写了张献忠身边“小人物”的人性微光：王志贤冒死进谏，劝他“勿滥杀”；柳娘娘为保护百姓，不惜与张献忠决裂——这些角色的存在，让“大西政权”的历史不再是“张献忠一个人的舞台”，而是“无数人用良知与命运抗争的战场”。

这种对“人性复杂性”的尊重，正是田闻一作为新闻人转型作家的独特优势——他习惯了“不轻易下判断”，而是“多维度呈现事实”，这种思维让他的文学创作避免了“非黑即白”的简单化，而是具备了“引人深思的开放性”。读者在他的作品中，看不到“绝对的好人”与“绝对的坏人”，只能看到“在历史洪流中挣扎的人”——这正是文学超越新闻的价值：新闻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而文学告诉我们“为什么会发生”，以及“人在其中的感受”。

三、转型的示范性：新闻人转型文学的“可借鉴路径”

田闻一先生从资深新闻人到成熟作家的转型，不仅是个人创作生涯的成功，更为众多“新闻人转型文学创作”提供了可借鉴的路径。在当下“信息爆炸但深度缺失”的时代，这种转型的自觉性和示范性尤为珍贵——它证明：新闻人的“事实敏感”“细节捕捉能力”“人文关怀”，都可以成为文学创作的“富矿”；而文学的“情感表达”“叙事技巧”“人性挖掘”，也可以让新闻人的“专业优势”得到更长久的释放。

（一）“事实核查”的职业习惯：文学创作的“压舱石”

新闻人最核心的能力是“对事实的敬畏”，这种习惯在文学创作中，成为田闻一作品的“压舱石”。他从不凭空虚构历史细节，而是坚持“每一个细节都有史料依据”——写保路运动的“金钱板”唱词，他查阅了四川省档案馆藏的《四川保路同志会传单汇编》；写张献忠的“圣谕碑”，他多次实地走访广汉房湖公园，测量尺寸、核对文字；写川军出川抗战，他采访了数十位幸存老兵，记录下“草鞋、绑腿、蜀饼”等具体物象。这种“考据精神”，让他的作品避免了“历史虚无主义”的陷阱，成为“可信赖的文学”。

这种“事实核查”的能力是最宝贵的“先天优势”。很多人认为“文学可以虚构，不需要考据”，但田闻一的实践证明：“合理的虚构”必须建立在“扎实的事实基础上”——没有对“保路运动时间线”的准确把握，就写不出侯天轩“枕戈待旦”的紧迫感；没有对“张献忠军队编制”的了解，就写不出小兵李二狗的“生存困境”。新闻人转型作家，最该保留的就是这种“对事实的执着”——它不是“束缚”，而是“让文学落地”的根基。

（二）“在场者视角”叙事方式：让读者“走进历史”

新闻人擅长“用在场者的视角记录事件”，这种方式在文学中，成为田闻一作品的“感染力来源”。他从不站在“上帝视角”俯瞰历史，而是让人物“自己说话”——通过侯天轩的眼睛看保路运动的紧张，通过李二狗的感受看张献忠军队的残酷，通过川军士兵的日记看抗战的艰难。这种“沉浸式叙事”，让读者不再是“历史的旁观者”，而是“历史的参与者”——仿佛自己就站在成都的巷陌、抗战的战壕里，感受着那个时代的呼吸与脉搏。

这种“在场者视角”，正是新闻人“深入一线采访”的职业习惯在文学中的转化。新闻人擅长“蹲点”“跟踪”“倾听”，这些能力让他们能够“钻进人物的内心”，写出“真实的感受”。对于转型作家的新闻人而言，这种“视角优势”不应丢失——它让文学不再是“悬浮的想象”，而是“接地气的体验”，让读者在“共情”中理解历史，而非在“说教”中记住历史。

（三）“人文关怀”的核心坚守：让作品“穿越时间”

无论是新闻还是文学，核心都是“对人的关怀”。田闻一先生的作品之所以能“穿越时间”，成为读者心中的“经典”，根本在于他始终坚守这一核心——他写保路运动，不是为了“歌颂革命”，而是为了“记住那些为路权牺牲的普通人”；他写张献忠，不是为了“翻案”，而是为了“理解那个时代人的生存困境”；他写川军抗战，不是为了“炫耀功绩”，而是为了“不让那些草鞋士兵被遗忘”。这种“人文关怀”，让他的作品超越了“地域”与“时代”的限制，成为“关于人的普遍叙事”。

对于新闻人转型作家而言，这种“人文关怀”是“连接新闻与文学的桥梁”。新闻记录“人的当下”，文学重构“人的过往”，但核心都是“关注人的命运”。田闻一的实践证明：只要守住“对人的关怀”，新闻人的转型就不会是“从零开始”，而是“优势的延伸”——新闻的“事实感”让文学更“扎实”，文学的“情感力”让新闻的“关怀”更“长久”。

现在，当我们谈论田闻一先生的作品时，我们谈论的不仅是几部新闻纪实作品，更不是谈论几部历史小说，更是一种“新闻人转型文学”的成功范式——它证明：新闻的“事实”会随时间老去，但文学的“情感”会永远青春；新闻的“事件”会被遗忘，但文学的“人性”会永远鲜活。它们不仅是“四川的文化名片”，更是“中国历史文学的重要收获”。

作者简介

庞惊涛，自署云棲阁主。1992年开始文学创作，2021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四川省作家协会散文委员会委员，成都市作家协会文学评论委员会主任，成都文学院签约作家，钱学（钱锺书）研究学者，蜀山书院山长。著有钱锺书研究随笔《啃钱齿余录》《钱锺书与天府学人》、历史人文随笔《青山流水读书声》《看历史——大区域视野下的人文观察》、文学评论《蜀书二十四品》等著作。作品入选国内文学集十余种。先后获得首届“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意义”书评大赛特等奖、川观文学奖、嘉陵江文学奖等奖项。

本文内容系原创

来源：方志四川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