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众所周知，戴笠是国民党军统的核心掌舵者，终其一生都以凭借暗杀、监视、囚禁等铁腕手段，追随老蒋与共产党军作对。

众所周知，戴笠是国民党军统的核心掌舵者，终其一生都以凭借暗杀、监视、囚禁等铁腕手段，追随老蒋与共产党军作对。

然而，其实在他主导的无数镇压行动中，共产党人的坚贞不屈始终是他统治的“心腹之患”。

尤其叶挺、廖承志两位革命先辈，更是以远超常人的信仰定力与抗争精神，成为戴笠在公开报告与私下谈话中多次提及的“最棘手对手”。

而这种“棘手”的背后，正是军统特务体系对共产党人信仰力量的深刻“忌惮”。

为何会这么说呢？

众所周知，军统并非简单的“情报机构”，而是蒋介石维护独裁统治的“暴力工具”。

而在戴笠的逻辑中，“反共”的关键在于“摧毁信仰”，因为他坚信，只要通过威逼利诱、酷刑折磨，绝大多数人都会屈服。为此，他要求特务“先破其志，再毁其人”。

可是谁知道，直到叶挺、廖承志的出现，彻底打破了戴笠的这一逻辑。

1941年“皖南事变”的爆发，是戴笠与叶挺交集的起点，也是他“忌惮”情绪的开端。

当时，新四军军部及所属部队9000余人在皖南遭国民党军围歼，而时任军长的叶挺，为保护剩余将士，主动前往国民党军驻地谈判，却被无理扣押，此后，由戴笠主导的军统负责了这个任务。

当叶挺刚被关押时，戴笠就嘱咐手下人，对他要严加看管，吃饭穿衣要适当限制，意思是先让叶挺吃点苦头，磨磨他的锐气。

而5个月后，戴笠又将叶挺接到重庆，安置在林森路上的一所阔绰洋房里。这次，戴笠特别派了专人负责伺候叶挺的饮食起居，可谓细心周全。

其实戴笠的打算是，先让叶挺吃点苦，然后再他给点甜头，让他知道要想过好日子就得听国民党的话。

于是过了几日，戴笠派沈醉去探望，想看看叶挺有什么反应。

“叶军长，我们戴局长说了，你缺什么少什么，只管向他提出来，尽量满足。”沈醉向叶挺客气地说道。

哪知叶挺听了，没有说话，更没有搭理，沈醉只好无趣离开。

显然，戴笠这一招没有起到预期的效果。于是他立马又派军统少将特务张超前往“劝降”，而且开出的条件堪称优厚。

当时而张超在谈话中甚至暗示“蒋委员长十分欣赏军长的军事才能，只要点头，过往恩怨一笔勾销”。

但叶挺却掷地有声地回答：“我叶挺参加革命，为的是民族解放，不是为了一官半职，要我投降，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

眼看一计再不成，戴笠又生一计。他找到了时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北省主席的陈诚，让陈诚出面做叶挺的工作。

据悉，陈诚和叶挺曾是保定军校的同学，毕业后又一起在粤军中任职，而叶挺出任新四军的军长，还是陈诚向蒋介石“推荐”的。

本来戴笠是想利用陈诚和叶挺的这层关系打动叶挺，劝他归顺。然而谁也叶挺一见陈诚，非但不念旧情，还当面把陈诚骂了个狗血喷头。

可以说当消息传回重庆，戴笠简直难以置信。在他认知里，多数被囚禁者面对“高官厚禄”都会动摇，而为何叶挺油盐不进？

于是，戴笠亲自飞往上饶，与叶挺进行了一次长达3小时的谈话，试图以“老朋友”的姿态拉拢。

在谈话中，戴笠提及两人早年在粤军的交集，甚至承诺“只要军长写一份‘悔过书’，我可以担保你立即恢复自由，与家人团聚”。

但都被叶挺一一驳斥：“悔过书？我有什么可悔过的？我率领新四军抗日，何过之有？该悔过的是你们——你们背叛抗日统一战线，屠杀抗日将士，这笔账，历史会记下！”

最终，戴笠彻底明白了：叶挺的信仰绝非“名利”所能动摇，而利诱之法，实在难以奏效。

最终，待利诱失败后，戴笠转而采用“压迫手段”。

他下令将叶挺从上饶转移到重庆渣滓洞的单人禁闭室，房间仅6平方米，无窗无桌，仅铺一张稻草床，每日只提供两顿粗粮，禁止与任何人接触。

同时，他让特务对叶挺进行“精神折磨”——白天用强光照射，夜晚用噪音干扰睡眠，甚至故意在饭中混入泥沙。

对此，戴笠认为，即便意志再坚定的人也会崩溃。

可是叶挺的应对，再次颠覆了戴笠的认知，叶挺在禁闭室中用指甲在墙上刻下诗句，后来整理成《囚歌》。

甚至更让戴笠恼火的是，叶挺还在狱中“影响”了看守他的特务。

据渣滓洞狱警刘德山的回忆（1949年后整理的史料），叶挺从不骂特务，反而会给他们讲抗日的道理：

“你们也是中国人，为什么要帮着独裁者打中国人？新四军在前线抗日，你们却在这里看守抗日将领，良心过得去吗？”

就这样，一些年轻有觉悟的特务开始偷偷给叶挺送报纸、改善伙食，甚至帮他传递家书。

对此，戴笠真正的领教了叶挺的精神力量，原来早就突破了监狱的高墙，这是比“不投降”更可怕的“威胁”。

据悉，当戴笠在最后一次给蒋介石的报告中提及叶挺时，是这样描述的：

“杀之，恐引发全国抗议；放之，又怕他继续领导革命；劝降，已无任何可能。”

显而易见，这种“进退两难”，正是戴笠对叶挺“忌惮”的极致体现。

此外，戴笠对廖承志的“忌惮”，则更多源于其“信仰的感染力与韧性”。

众所周知，廖承志，作为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与何香凝之子，早年便投身革命，并且曾多次被国民党逮捕。

其中1942年至1946年的囚禁经历，直接由军统负责，而戴笠对这位“出身名门却甘为共党”的年轻人，始终充满“既不解又忌惮”的复杂情绪。

1942年5月，廖承志被军统特务逮捕。当戴笠得知后，第一时间想到的不是酷刑，而是“亲情劝降”。

因为他认为，廖承志出身豪门，母亲何香凝是国民党元老，必然“顾家念亲”，只要何香凝出面劝说，廖承志大概率会投降。

于是戴笠亲自登门拜访何香凝，以“保护廖承志安全”为由，恳请她给儿子写“劝降信”。

哪知何香凝当场拒绝，怒斥戴笠：“我儿子为抗日救国被捕，何罪之有？要我劝他投降，除非我死！”

然而，碰了一鼻子灰的戴笠，仍不死心，他又转告廖承志：“只要你写一份‘脱离共党’的声明，就能立即见到母亲”。但廖承志不为所动。

对此，戴笠叹气道：“廖仲恺先生一生反蒋，没想到儿子比他更顽固。亲情都无法动摇，此人难办矣！”

其实廖承志虽身陷囹圄，却从未停止革命活动。他利用自己精通英语、日语、俄语的优势，在狱中开设“秘密课堂”，同时偷偷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

据当时的狱友回忆，廖承志每天都会给大家讲“八路军在华北抗日的故事”“延安的新生活”，甚至用火柴头在纸上画地图，讲解国内外形势。

当戴笠得知后非常恐慌，下令“严加看管，禁止任何交流”，但特务们根本无法阻止。

因为廖承志会通过“暗号”与狱友沟通，甚至在放风时用眼神交流。

尤其更让戴笠头疼的是，廖承志还“策反”了部分特务：他给年轻特务讲“国家未来”。

最终，戴笠开始用“酷刑威胁”逼廖承志屈服，但还是没能成功。

就是这次审讯后，戴笠在给蒋介石的报告中，首次用“忌惮”形容廖承志：

“廖承志虽年轻，却极具煽动性，其在狱中仍能影响他人，若长期关押，恐生事端；若处决，又恐何香凝闹事，引发舆论谴责，实乃心腹之患。”

可以说这种“既不敢杀，又管不住”的困境，成为戴笠对廖承志“忌惮”的核心原因。

由此可见，虽然戴笠坚信“人性本弱，只要足够高压或足够利诱，就能掌控一切”。

但叶挺、廖承志用行动证明：当一个人拥有坚定的信仰时，其肉体的折磨与物质的诱惑都会失去作用。

因此，戴笠的军统看似强大，实则是“纸老虎”，因为它缺乏民意基础与道德正当性。

来源：夕史朝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