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小越啊，我想在你这房子上加个我的名字。＂母亲坐在我家客厅的沙发上，眼圈红红的，声音有些发颤，＂不是我要这房子，是想留给你孩子...＂
母亲的心愿
＂小越啊，我想在你这房子上加个我的名字。＂母亲坐在我家客厅的沙发上，眼圈红红的，声音有些发颤，＂不是我要这房子，是想留给你孩子...＂
这是个寒冷的冬夜，窗外北风呼啸，夹杂着几片零星的雪花。老小区的暖气管道发出＂咯噔咯噔＂的响声，像是老人断断续续的叹息。
我给母亲倒了杯热茶，看着水汽氤氲中她那张布满皱纹的脸。在昏黄的灯光下，那些皱纹更加明显，像是岁月刻下的年轮，记录着她一生的艰辛。
我叫钱长明，是家中老大，今年已经四十有六。我们老家在苏北一个叫杨柳镇的小地方，那里的人大多靠着几亩薄田过活，男人们农闲时便外出打工，女人们则守着家里的老人孩子，忙着针线活儿。
九八年那会儿，我所在的国营纺织厂改制，一大批工人下岗。那时我三十出头，赔偿款到手，心里没了主意。家里人都劝我回老家种地，我却不愿意。
＂男子汉总得闯出个样子来！＂那时候我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拿着仅有的几千块钱，我跑到城里批发些布料，到周边镇上赶集叫卖。
那几年真是苦日子，冬天十指冻裂，夏天汗流浃背。有次从镇上回来，在公交车上晕了过去，把随身带的钱袋子丢了。整整一周的收入，就这么化为了乌有。
我记得那天回到县城的出租屋，趴在桌子上哭了一场，想着是不是该放弃了。就在那时，桌上的BP机响了，是母亲发来的呼机，那次她破天荒打了长途电话给我。
＂长明啊，娘不懂你做的生意，但娘相信你能行。＂电话那头，母亲的声音透着坚定，＂你爹生前常说，咱钱家的男人有股子倔劲，认准的事，九头牛都拉不回。＂
就是这么一句话，让我重新燃起了斗志。后来我从布料批发扩展到了服装加工，租了个小作坊，雇了几个下岗女工，靠着勤快和诚信，慢慢有了固定的客源。
零三年，我攒下了人生的第一桶金，在县城买了这套八十多平的电梯房。那时候，县城刚开始有电梯楼，还是个新鲜事物。买房那天，我特意带着母亲去看，她在电梯里紧张得直抓我的胳膊。
＂长明啊，这楼太高了，住着害怕。＂母亲站在六楼的窗户前，望着远处的景色，语气里透着几分忐忑。
我拍拍她的肩膀：＂娘，这里好着呢，您看，朝南的窗户，阳光多好。冬天暖和，夏天有电扇，比老家那个漏风的瓦房强多了。＂
母亲却摇摇头：＂我一辈子住平房，住不惯这高楼大厦。再说了，城里人说话我都听不懂，像个哑巴似的，多难受。＂
她执意要回老家住，说要照顾弟弟钱长顺一家。弟弟比我小三岁，老实巴交，当年初中没毕业就回了老家，接手了祖辈的几亩薄田，后来娶了村里的姑娘，生了个闺女。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去，直到零八年，我儿子小越上小学了，家里没人照看。那时候，我媳妇忙着帮我打理店铺，早出晚归。几番思量，我还是决定接母亲来城里住，帮忙看孩子。
＂娘，您就帮帮我们吧，小越上学没人接送，我和他妈都忙。＂我在电话里软磨硬泡。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母亲才松口：＂那行吧，我去帮你们看看孩子，等他大些我就回来。＂
就这样，母亲拎着一个旧布包，里面装着几件褪了色的衣服和一些零碎物件，来到了县城。这一来，就是六年。
＂娘，这房子写不写名字都一样，都是您的。＂我笑着给她添了点热水，茶叶在杯中上下翻滚，散发出淡淡的香气。
母亲摇摇头，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不一样的，长明，不一样的。＂
她的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茶杯边缘，那是一个普通的白瓷杯，杯壁上印着一朵模糊的红花，是我们家用了多年的老物件。母亲总是用这个杯子，即使家里换了好几套新茶具，她还是喜欢这个旧杯子。
＂你们年轻人不懂，房子上有名字，那是根啊！＂母亲抬起头，眼中闪烁着我看不懂的光芒，＂老了的人，总想找个依靠。＂
我有些不自在地站起身，走到窗前，拉上了窗帘。县城的夜晚，霓虹闪烁，远处高楼的灯光连成一片，像是繁星坠入了人间。
那天晚上我没睡好，翻来覆去想着母亲的话。枕边的媳妇小声问我：＂你妈是不是提什么过分的要求了？＂
＂没有，就是想在房子上加个名字。＂我叹了口气，＂我觉得没必要，反正这房子也没人跟她抢。＂
媳妇沉默了一会儿，说道：＂老人家可能觉得没有安全感吧。不过，房子加了她的名字，以后万一要卖......＂
她没往下说，但我明白她的意思。现在房价涨了好几倍，这套房子要是将来卖了，也是笔不小的数目。
＂行了，睡吧，明天还得早起送小越上学呢。＂我转过身，不想继续这个话题。
第二天是周末，我骑着那辆陪伴我十多年的老凤凰自行车，沿着县城的柏油马路，往老家的方向骑去。虽然已经有了辆小面包车，但每次回老家，我还是习惯骑车，那感觉像是回到了年少时光。
路过县城最繁华的那条商业街，两旁的商铺已经开始营业，早点摊的烟火气扑面而来。几个穿校服的学生在一家卖盗版光盘的小店前驻足，叽叽喳喳地讨论着什么。
出了县城，道路逐渐变窄，两旁的树木更加茂密。春天刚刚到来，嫩绿的新叶从枝头探出头来，好奇地打量着这个世界。
老家的瓦房显得更加破旧了，檐角的青砖上长出了青苔，门前的石板也被雨水冲刷得发亮。院子里，几棵老槐树依旧挺立，只是树干上的皱纹似乎更深了。
推门进去，弟弟正在院子里劈柴。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工装，脸上的皱纹比实际年龄看起来要多。见我来了，他撂下斧头，脸上露出有些勉强的笑容。
＂哥，稀客啊！＂弟弟从裤兜里掏出一包皱巴巴的红塔山，抽出一支递给我，＂来，抽根烟。＂
接过烟，我掏出打火机为他点上，然后自己也点了一支。烟雾在空气中缭绕，遮住了彼此的面容。我们兄弟俩就这么沉默地抽着烟，谁都没有先开口。
＂听说娘要在你房子上加名？＂终于，弟弟打破了沉默，吐出一口烟圈。
这话让我愣了一下：＂你怎么知道的？＂
＂赵婶子昨天去城里卖鸡蛋，遇见娘了，回来就传开了。＂弟弟深吸一口烟，眼睛盯着远处，＂哥，你是不知道，现在村里人都在议论，说娘偏心，只顾着你家那头。＂
雨丝斜斜地飘下来，打在瓦檐上，发出细微的＂哒哒＂声。弟弟的话让我心里不是滋味。我们兄弟俩从小就很亲近，虽然我考上了高中，后来又去了县城的纺织厂，但每次回家，总会给他带些城里的小玩意儿。
＂长顺，你也知道，我这房子....＂我想解释些什么，却不知从何说起。
弟弟摆摆手，脸上露出苦笑：＂哥，我不是那意思。娘偏疼你，从小就是，我早就习惯了。＂
他的话像是一把钝刀，慢慢地在我心上割着。我忽然想起小时候，每次分饭，母亲总是悄悄把自己碗里的肉夹到我碗里，却没有给弟弟同样的待遇。那时我以为那是因为我是哥哥，现在想来，却不是那么回事。
＂娘不是偏心，她......＂我想替母亲辩解，却被弟弟打断。
＂算了，不说这个了。＂弟弟站起身，拍了拍裤子上的灰尘，＂娘在你那里住得还习惯吗？＂
我点点头：＂挺好的，小越上学她接送，家里饭菜她也包了。就是有时候想家，念叨这边的老姐妹们。＂
弟弟笑了笑，眼睛里闪过一丝我看不懂的情绪：＂那就行。对了，娘前些日子回来，在老屋里坐了大半天，也不知道在看什么。＂
听到这话，我心里一动。老屋是我们兄弟俩长大的地方，父亲在世时，我们一家四口就住在那个不足六十平的老房子里。父亲走后，母亲一个人撑起了这个家，把我们兄弟俩拉扯大。
后来，弟弟结婚了，在老房子旁边盖了新房，老房子就空了下来，只是偶尔有人去打扫一下。
＂我去看看。＂我站起身，冲弟弟点点头。
走出弟弟家，雨下大了。我来不及找伞，只好小跑着往老屋方向赶去。老屋就在村子的东头，紧挨着一条小溪，是村里最早的一批砖瓦房。
路过村委会旁边的大喇叭，正在播放着一首老歌，是邓丽君的《甜蜜蜜》。歌声在雨中显得格外清晰，勾起了许多往事。记得小时候，每到过年，村里的大喇叭就会放这首歌，全村人都会哼上几句。
拐过一个弯，老屋出现在眼前。灰色的砖墙，深褐色的木门，门上的红漆已经斑驳脱落。我在门前站了一会儿，深吸一口气，推开了门。
屋内的陈设还和儿时记忆中的差不多，只是多了些灰尘，少了些生气。老式的木桌椅，墙上挂着的黑白照片，角落里的煤油灯，一切都显得那么熟悉又陌生。
我在屋子里转了一圈，忽然看见了母亲的身影。她撑着把旧伞，独自站在雨中，望着那条即将拆迁的老街发呆。老街是村里最古老的一条街，曾经是杨柳镇的集市所在地，如今因为城镇化建设，要被拆除了。
我把车停在路边，远远地看着她。母亲走进了老屋，那是她住了大半辈子的地方。我悄悄跟了进去，看见母亲从怀里掏出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几张泛黄的老照片。
她坐在那张陪伴了一家人几十年的老木桌前，小心翼翼地取出照片，一张一张地看。照片上是我小时候穿着新衣服的样子，那是我考上高中后母亲给我买的唯一一套新衣服。
那年秋天，为了凑我的学费，母亲偷偷卖掉了她唯一的一枚金戒指，那是父亲在世时送给她的二十周年结婚纪念物。我还记得当时发现金戒指不见了，问母亲，她只说丢了，眼神却躲闪着不敢看我。
后来是村里的赵婶子无意中说漏了嘴，我才知道母亲为了我的学费，付出了多大的牺牲。那时候家里穷，弟弟因为成绩不好，初中毕业就回家种地了。而我，被寄予了全家的希望。
＂长明这孩子，从小就懂事。＂母亲自言自语，声音里带着哽咽，＂他爹走得早，他就担起了家里的担子。十六岁就会帮着割麦子了，那小手都磨出血泡了也不喊一声疼。＂
我站在门口，雨水顺着屋檐滴落，模糊了我的视线。母亲的背影在昏暗的光线下显得那么瘦小，肩膀微微佝偻，像是承受了太多的风雨。
＂长明，你这孩子，就是太倔。＂母亲继续自言自语，翻出了另一张照片，＂都说让你回来种地，你非要去闯。也是命好，这些年总算有出息了。＂
照片上是我大学毕业那年，穿着学士服，站在学校门口的样子。那是我唯一的一张大学照片，因为家里实在太穷，连照相的钱都要精打细算。
＂长顺这孩子也不错，就是命苦，没赶上好时候。＂母亲叹了口气，收起照片，＂我这老婆子，也不知道还能活几年，趁着还能动，多帮衬帮衬孩子们吧。＂
听到这话，我的心像是被什么东西狠狠地揪了一下。母亲的话里透着深深的疲惫和无奈，那是岁月和生活在她身上留下的痕迹。
我悄悄地退了出去，不想打扰母亲的私人时刻。雨越下越大，我站在屋檐下，望着雨中的村庄，突然感到一阵说不出的孤独和伤感。
回城的路上，我一直在想母亲的话。她口中的＂出息＂，是指我这些年在城里站稳了脚跟，有了房子，有了事业。但这些，真的是她心中最看重的吗？
次日，母亲的老友赵婶来访。赵婶是村里为数不多会打电话的老人，每次来县城，都会来我家坐坐。两位老人坐在阳台上晒太阳，一边嗑着瓜子，一边拉家常。
＂老姐姐，你这咳嗽怎么还不见好啊？＂赵婶关切地问道，声音不自觉地提高了几分，这是农村老人特有的说话方式。
＂没事，老毛病了。＂母亲摆摆手，眼睛望着窗外飞过的一只麻雀，＂城里空气不好，住久了不习惯。＂
我在厨房准备午饭，无意中听到赵婶说：＂老姐姐，你这病得趁早治啊，上次医生不是说了，要定期复查吗？长顺家不是也要接你去住吗？＂
＂别提了。＂母亲叹气道，声音低沉下来，＂我住这里是因为长明家离菜市场近，离你们这些老姐妹也近。去长顺那儿，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再说了，小越上学我得接送，那孩子粘人，每天非要我去接不可。＂
这话让我手中的碗差点掉在地上。原来弟弟也邀请过母亲同住，而母亲拒绝了，却对我说是来帮忙带孩子。这个发现让我心里一阵酸楚。
＂你这老姐姐，就是心偏。＂赵婶笑骂道，声音里却带着几分羡慕，＂长明这孩子有出息，你就偏疼他。大孙子也有出息，听说上次考试又是第一名？＂
母亲笑了，脸上的皱纹舒展开来，露出一种我很少见到的骄傲：＂可不是嘛，那孩子聪明，跟他爹一样，心里有股劲儿。以后准能考上好大学。＂
谈起孙子，母亲的话就多了起来，滔滔不绝地讲着小越如何聪明，如何懂事，眼睛里闪烁着自豪的光芒。
＂对了，听说长明要给你上房产证？＂赵婶突然压低声音，＂这可是好事啊，以后你就有依靠了。＂
母亲的表情突然变得有些尴尬，摆摆手：＂别瞎说，我这把年纪了，要那房子做什么。我就是...就是想着......＂
她没有说完，但我明白了她的心思。在她那一代人的观念里，房子是根，是家族的延续，也是老年人最大的依靠。
吃过午饭，赵婶告辞了，我送她到小区门口。临走前，赵婶拉着我的手，悄悄地说：＂长明啊，你娘那个病，你知道吧？＂
我摇摇头，心里突然升起一丝不安：＂什么病？＂
＂去年在村卫生室查出来的，肺有点问题。＂赵婶叹了口气，＂本来医生让她去县医院好好检查，她死活不肯，说花那冤枉钱做什么，命该多长就多长。＂
这个消息像晴天霹雳，震得我半天回不过神来。母亲一直很少生病，即使有点小毛病，也从不声张，总是自己去村卫生室拿点药吃了事。我竟然完全不知道她的身体状况。
＂长明，你娘疼你，你可得好好待她。＂赵婶拍拍我的肩膀，眼中含着泪，＂老姐姐那么疼你，你可别辜负了她的心意。＂
我点点头，心中五味杂陈。回到家，看着母亲在沙发上打瞌睡的身影，一种强烈的愧疚感涌上心头。我竟然不知道自己的母亲生病了，还在考虑要不要在房子上加她的名字。
那个晚上，我彻夜未眠，想了很多很多。想起小时候，母亲为了供我上学，做过多少苦工；想起父亲去世后，她一个人是如何把我和弟弟抚养大；想起后来，她独自一人留在村里，只在每年过年时才能团聚的日子。
这些年来，我一直以为自己在孝顺母亲，接她来城里住，给她买新衣服，每月给她零花钱。但现在看来，这些都只是表面功夫，我从未真正理解过她的内心世界，她的恐惧，她的期待。
春节时，全家难得聚在一起吃饭。我特意订了县城最好的酒店，弟弟一家也来了，还有几位母亲的老朋友。餐桌上摆满了丰盛的菜肴，这是我们家有史以来最奢侈的一次团圆饭。
席间，弟弟有些醉了，语气带着埋怨：＂娘，您老实说，是不是心里更疼哥？＂
母亲放下筷子，眼睛盯着桌布上的一个小污渍，久久不语。我知道这个问题一直是弟弟心中的结。小时候，母亲确实对我更加关注，可能是因为我学习好，又是长子，肩负着改变家庭命运的希望。
＂你哥比你大，自然多疼几分。＂母亲最终开口，语气平静，＂但你是我的儿子，从我身上掉下来的肉，我怎么会不疼你？＂
弟弟低下头，眼圈红了：＂那您怎么不去我家住？非要跟着哥去城里受罪？＂
＂傻孩子，＂母亲笑了，眼中闪烁着泪光，＂我去城里是帮你哥看孩子。再说了，你家那院子里不是养了条大狗吗？我怕狗，你又不是不知道。＂
听到这话，弟弟愣了一下，然后突然大笑起来：＂那狗早死了，都三年了！娘，您真是拿这当借口啊。＂
饭桌上的气氛顿时活跃起来，大家都笑了。母亲也跟着笑，但我注意到，她的笑容里带着一丝难以察觉的苦涩。
酒足饭饱，大家各自散去。我送弟弟一家到酒店门口，拍拍他的肩膀：＂兄弟，别多想，娘是真心疼你的。＂
弟弟点点头，眼中的醉意已经褪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释然：＂哥，我知道。只是有时候，心里不平衡。你总是能得到最好的，而我......＂
他没有说完，但我明白他的意思。我们兄弟俩虽然同样出身贫寒，但命运却给了我们不同的路。我考上了高中，后来去了县城工作；而他，早早辍学，一辈子就在那片土地上耕种，过着祖辈一样的生活。
＂长顺，咱们是兄弟，有什么事一起扛。＂我掏出一个红包，塞到他手里，＂这些年，你照顾娘，我心里一直感激。这是一点心意，别嫌少。＂
弟弟推辞着，最终还是收下了红包。我知道，他家的日子不宽裕，女儿今年要上高中，各种费用都是负担。
回到家，我去母亲住的房间拿她的药。打开衣柜，发现里面整整齐齐地码着几床新棉被，被面都是没拆过的新料子。掀开一看，棉花又厚又软，显然是上好的材料。
床底下放着一个老式的木箱，上面落了一层薄灰。我好奇地打开，发现里面放着各种各样的小物件：一个旧铁皮饭盒，是我上初中时用的；一套发黄的练习本，上面歪歪扭扭地写着我的名字；一双已经褪色的红色毛线袜，是母亲亲手织的，我上学时穿过。
在箱子最底层，我翻出一个布包，用的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流行的蓝白相间的格子布，边角已经磨损。打开一看，里面竟然是一沓沓钱，包着儿子出生那年的报纸，整整齐齐地码放着，有些已经发黄变脆。
＂这是...攒了二十多年了...＂母亲不知何时站在了门口，满脸通红，像是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都是想着给你儿子的。我这辈子没见过什么世面，没什么本事，就只会省吃俭用攒点钱，想着给孙子留点念想。＂
我鼻子一酸，眼泪险些掉下来。那一刻，我仿佛看到了母亲年轻时的模样：为了给我攒学费，把每个月的余钱小心翼翼地藏起来；为了我能穿上像样的衣服，自己穿着补丁叠补丁的旧衣裳；为了我的未来，放弃了自己所有的梦想和希望。
＂娘，这些年，您受苦了。＂我走过去，轻轻抱住她瘦弱的身躯。
母亲挣脱我的怀抱，擦了擦眼角的泪：＂什么苦不苦的，我这辈子，看着你们兄弟有出息，就是最大的福气。＂
老街拆迁那天，我特意请了假，陪母亲去收拾最后的东西。那条街承载了她大半辈子的记忆：年轻时在街头的小摊上买过的第一件新衣服；和父亲第一次约会的小饭馆；我和弟弟小时候最爱去的糖果店。如今，这一切都将成为历史，被推土机无情地碾平。
那屋子里堆满了旧物，但母亲只带走了一样东西——父亲在世时拍的全家合影。照片上，我和弟弟还是两个小不点，站在父母中间，笑得那么开心。那是一九八零年拍的，父亲刚刚被分配到县农机站工作，家里日子刚有起色，特意去县照相馆拍了这张照片。
＂这照片，是咱们全家唯一的一张合影了。＂母亲小心翼翼地把照片用报纸包好，放进布包里，＂你爹走的那年，我差点把它烧了，后来想想，留着也是个念想。＂
回家路上，母亲无意中说起：＂你知道吗？你上大学那天，我把你的录取通知书和我唯一一件新衣裳一起收起来了，那衣裳我一直没舍得穿。＂
我听了，心里一震：＂为什么要和衣服一起收起来？＂
母亲笑了笑，眼神望向远方：＂那衣裳是你爹给我买的，说等你考上大学那天穿。后来他走了，你还是考上了。我想穿给他看，可又怕他在地下看不到，就收起来了，和你的录取通知书放在一起，也算是完成了他的心愿。＂
晚上，我翻出母亲的旧箱子，在最底层找到了那封早已泛黄的录取通知书，旁边是一件素色的衣裳，还带着些许樟脑丸的气味，洗得发白却从未穿过。那是一件普通的蓝色碎花布衣裳，是八十年代农村妇女喜欢的款式，没有任何花哨的装饰，却是母亲心中最宝贵的财富。
那一刻，我终于明白了母亲想要在房子上加名字的真正原因。那不是为了财产，而是为了一种归属感，一种被儿女认可的心安。在她的观念里，有了名字的房子，才是真正属于她的家，才能给她带来安全感。
第二天一早，我去了房管所，主动给房子加上了母亲的名字。回家路上买了她最爱吃的桂花糕，还在路边的小摊上买了一束康乃馨。
＂娘，房子加您名字的事办好了。＂我把证件递给她。
母亲接过证件，手有些颤抖。她看了半天，眼泪滴在那张纸上，晕开了一小片水渍。
＂长明啊，＂她擦了擦眼泪，声音哽咽，＂我知道你一直都懂我的心思。＂
阳光透过窗户洒在她银白的发丝上，给她镀上了一层金色的光芒。我忽然明白，母亲要的不是这套房子，而是一种归属感，一种被儿女认可的心安。她这一生，付出了太多，却从不求回报。如今年迈，只希望在有生之年，能有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家，能够安心地走完剩下的路。
＂娘，这房子是您的。。＂我握住母亲的手，感受着那粗糙的皮肤和突起的骨节，那是岁月和劳作在她身上留下的痕迹。
母亲笑了，眼中的泪水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像是星辰坠入了凡间。她轻轻地拍了拍我的手：＂傻孩子，娘这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看到你们过得好。如今你有了房子，有了事业，有了可爱的孩子，娘就满足了。＂
窗外，一只麻雀落在树枝上，欢快地鸣叫着。春天已经来临，万物复苏，生机勃勃。我知道，不管未来如何变化，母亲的爱将一直伴随着我，如同这春天的阳光，温暖而永恒。
来源：小马阅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