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康熙田黄石“致中和”玺丨中国嘉德2025春拍

摘要：康熙帝玄烨是清朝入关后的第二位皇帝，具有相当高的文化素养，在学习汉族文化方面取得了卓然成就。和汉族文人刻治闲章以明志趣的传统一样，康熙帝在位的六十一年中刻治了不下一百三十方宝玺，成为反映其一生政治思想、个人意趣和闲暇生活方面的重要实物资料，对我们认识康熙皇帝其

关于康熙田黄石“致中和”玺

文/郭福祥

康熙帝玄烨是清朝入关后的第二位皇帝，具有相当高的文化素养，在学习汉族文化方面取得了卓然成就。和汉族文人刻治闲章以明志趣的传统一样，康熙帝在位的六十一年中刻治了不下一百三十方宝玺，成为反映其一生政治思想、个人意趣和闲暇生活方面的重要实物资料，对我们认识康熙皇帝其人大有裨益。

清康熙“致中和”寿山田黄石甪端钮椭圆玺

5.8×3.8×5 cm；152.5g

RMB: 8,000,000-15,000,000

钤印：清康熙御笔《行书内花园题槐花诗轴》，故宫博物院藏。

出版著录：

1.《康熙宝薮》，清乾隆时期宫廷御制本。

2.《故宫博物院藏清代帝后玺印谱》第三册康熙卷，P9，故宫博物院编，紫禁城出版社出版，2005年。

3.《中国雅趣品录•印石选》P188，第87号，鸿禧美术馆出版，1990年。

4.《鸿禧集珍—一九九六年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P119，鸿禧艺术文教基金会刊行，1996年。

来源：

1.香港拍卖会，1989年11月16日，编号524。

2.鸿禧美术馆旧藏。

此方田黄石瑞兽钮玺印高5厘米，印面纵5.7厘米，宽3.7厘米，印文为阳文“致中和”三字。惟印文局部残损，这是比较遗憾的事情。尽管如此，我们从材质、钮雕，印文等方面与北京故宫所藏《康熙宝薮》中此玺的著录情况进行对比，还是可以发现二者具有一致性，可知其为康熙帝御用宝玺中的一方。

清《康熙帝读书像》轴，故宫博物院藏

此玺一般作引首章使用，钤印实例见故宫博物院藏康熙十七年御书《内花园题槐花诗轴》。作为康熙皇帝重要的御用宝玺，要充分理解此玺的价值，就必须对此玺制作的历史背景有所了解。故在此文中拟对相关问题进行考察。

戊午（1678年）季夏，

行书《内花园题槐花》，故宫博物院藏。

关于康熙御用玺印的制作情况，在相关的文献中可见零星的记述。法国耶稣会传教士张诚曾受康熙皇帝之命与传教士安多、苏霖等进宫教授康熙数学知识，因此得以参观养心殿，在那里他曾仔细观察了其室内陈设，包括康熙帝的御用玺印。他在日记中写到：“我还见到皇上的大部分印玺，都放在极为精致的黄袱印匣中。里面的印章大小不一，种类各异，有玛瑙、白玉、碧玉、水晶等，上刻文字大半是汉文。”此事发生在康熙二十九年（1690），可知此时康熙已经制作了相当数量的玺印。张诚的记载还表明，在康熙时期皇帝的御用宝玺很大部分是存放于养心殿内的。这是皇帝非常私密的活动场所，其中存放的都是极具个人趣味的东西，外界难得一见。

紫禁城养心殿正殿内景

关于康熙御用宝玺制作记载最详细的当属“戒之在得”玺。“康熙五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圣祖仁皇帝命大学士王顼龄、王掞，尚书王鸿绪至南书房，谕以明年为康熙六十年。采择经语，可刻小玺者。诸臣尊旨恭拟进呈，俱不当意。有顷，朱笔批出‘戒之在得’四字，谕云；‘朕之得之天者厚矣。自古帝王所希者也。朕今何思何虑？惟守宣尼四字明训’。诸臣拜手叹美。云：‘圣德如天，忧入圣域而学不倦如此’。明年五月在避暑山庄命臣照篆文，梅玉凤刻玺……。”说明康熙皇帝本人对御用玺印的印文选取和印章制作是有相当多的参与的，可以充分体现出其个人意志和心理。这可以帮助我们在康熙皇帝自身的语境之下理解此方“致中和”玺。

“致中和”语出《中庸》。“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语句虽短，却是对儒家中庸哲学思想的高度概括。“中”指不偏不倚的中正状态，要求人在情感、行为上避免极端，即“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和”则强调不同事物间的和谐共处，通过动态调整实现融洽关系。二者结合则为“致中和”，既包含对内在心性的节制与修养，也指向对外部矛盾的调和能力。无论是人还是社会，当达到“中和”状态时，天地运行便各安其序，自然万物便繁衍生息，一切便会处于理想境界。“致中和”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思想之一，也体现出儒家思想对个人修养、社会和谐以及自然法则的深刻理解，具有深远的文化价值和实践意义。在康熙看来，儒家中和思想也是古代帝王治理国家的大要。

康熙皇帝朝服像

大致从康熙十年开始，命大臣进讲四书，起先隔日一讲。康熙十二年二月初七日，学士傅达礼等以开日讲奏请，获得批准。康熙皇帝谕：“人主临御天下，建极绥猷，未有不以讲学明理为先务。朕听政之暇，即于宫中披阅典籍，殊觉义理无穷，乐此不疲。向来隔日进讲，朕心犹为未足，嗣后尔等须日侍讲读，阐发书旨，为学之功，庶可无间。”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康熙与诸文臣学士日讲四书，“视朝毕，旋御便殿，经史大义，躬先讲解，后命讲官敷陈，仍温旨谕勉，令直陈无隐。”最终完成《四书解义》，刊刻成书。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康熙十六年三月十四日的懋勤殿日讲上命侍讲学士张英、康熙十八年二月十日的保和殿经筵大典上命讲官胡密子、项景襄两次进讲“致中和”。想必康熙皇帝对此有自己的阐发，认为《中庸》为孔子之传，子思独得其宗。“性教中和，天地万物之所以位育，九经达道之所以行也。”可见康熙皇帝对“致中和”这一关涉国家治理的命题极为重视。应用在国家治理上，则是提倡宽而有制的中道之治，“每思人君承天子民，时育万物，自当以宽厚为根本，始可成敦裕之治。但不可过于纵驰，所贵乎宽而有制耳。”这几乎成为康熙临民施政的重要准则，也是其治国的基础。由此我们可以理解，康熙皇帝为什么会以“致中和”为印文，刻制了两方御用玺印，此玺就是其中的一方，另外还刻治了一方“中和”小玺。从前面所述康熙皇帝对御用玺印制作的参与情况，推想康熙皇帝选取“致中和”“中和”等刻制玺印，钤用于御笔书画之上，当是有所考虑的，从中可见康熙皇帝的所思所想。

此玺的材质和印钮雕刻也反映出康熙时期寿山石雕刻的历史状况。对于寿山石雕的历史而言，清前期无疑是一个极为繁荣的时代。这一时期诸多文人关注、参与寿山石雕艺术活动，皇帝对其亦特别垂注，使其成为一个参与者层次广泛，人员众多的艺术门类。加之福建一带文人荟萃，文化发达，这一切都会影响到匠人们对艺术的理解和创新，使得福建寿山石雕从一开始便站在了一个极高的起点上。而在寿山石雕刻历史上，康熙时期则是十分重要的转折点。康熙朝是寿山石开采和雕刻的高峰时期。随着寿山石的大量开采，知名度的提升，寿山石也通过地方官员的进献进入宫廷，成为宫廷雕刻的原材料之一。依托宫廷造作的雄厚实力，加之皇帝的直接参与和监督，技艺高超的宫中匠人精益求精一丝不苟的努力，宫中寿山石雕刻在汲取同时代的牙雕和木雕技法的基础上得以快速发展，显现出相当高的工艺水平。这在此方“致中和”玺的材质和印钮雕刻中也有充分体现。

首先，寿山石的使用反映出康熙时期御用玺印所用材质的选择性特点。康熙时期的毛奇龄在谈到早期寿山石开采和使用时，曾言：“明崇祯末，有布政谢在杭尝称寿山石甚美，堪饰什器。其品以艾叶绿为第一，丹砂次之，羊脂、瓜瓢红又次之。然未之见也。久之，有寿山寺僧于春雨后从溪涧中拾文石数角，往往摩作印，温润无象，故名不大著。”到康熙时则“以田坑为第一，水坑次之，山坑又次之。每得一田坑，则转相传玩，顾视珍惜，虽盛势强力不能夺。”这一状况也影响到宫廷。康熙皇帝的御用玺印有相当的部分是用寿山石制作的。值得关注的是，康熙御用玺印中黄色系寿山石的使用，如2003年香港佳士得拍卖一组康熙皇帝的御用小玺，共计12 方。在这1 2方小玺中，有6方是寿山石材质，且均为黄色寿山石，其中有4方是田黄石材质。这些材料证实康熙时期包括田黄石在内的黄色系寿山石是很流行的用于制作御用玺印的材质。此方“致中和”玺也是如此，为田黄石材质。

其次，印钮雕刻反映出康熙时期寿山石雕刻的风格特色。此玺印钮采用圆雕技法，所雕瑞兽呈蜷卧之态，体貌丰腴，筋力遒健，大胆夸张，给人以神秘之感。毛发繁密有致，足爪锐利，行刀流利，刻画细密，神态栩栩如生。所有这些特点，都与故宫博物院所藏的康熙时期的异兽印钮雕刻风格相一致，显示出雕刻者高超的工艺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