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据说，以前中国人见面第一句话都是说： “ 吃了吗，您？ ” 如果直译成英语： “Did you eat?” 很多专家会纠正你，说应该翻译为： “How are you?” 如果再逐字从英语翻译成汉语就成了： “ 怎么 - 是 - 你？ ” 这当然是个笑话。通常

一、人不说话不行吗？

据说，以前中国人见面第一句话都是说： “ 吃了吗，您？ ” 如果直译成英语： “Did you eat?” 很多专家会纠正你，说应该翻译为： “How are you?” 如果再逐字从英语翻译成汉语就成了： “ 怎么 - 是 - 你？ ” 这当然是个笑话。通常我们笑笑就过去了，也有人会稍微想一下，为什么问候语不能直译？大多数的解释是，不同的问法本质上都是见面时的问候与寒暄，人家并不真的在意你是否吃了，等等。这个解释当然能应付一些人，好像问题解决了，但另一个问题又来了：人们为什么要互相问候呢？或者进一步地问，人不说话不行吗？

北大中文系教授洪子诚说：不行。他在回忆文章《我还能说话吗？》中讲述了他生病几天后的情形 （《两忆集》， 190 页） ：

第二天清晨醒过来时，我想到，我已经有四天多没有开口说过一句话了，心中骤然出现一个念头：我还能说话吗？这个念头在刹那间令我惊慌。我急忙拉开窗户，对着那片殷红的屋顶，直着喉咙大声地“啊——”了一声。

不久之后，在香港出版的一份杂志上，我看到我国一位知名学者写他在瑞典讲学的文章。其中谈到，他所在的那所大学的宿舍区，每到周末深夜十二点，学生们都会同时拉开窗子，向着夜空高声喊叫，以证明孤独的人的存在，并以此作为建立交流的方式。读到这里，我会心一笑。原来，人的感觉、念头，有时会是这样地相似。

张楚在歌里唱到 “ 孤独的人是可耻的 ” 。诚如洪子诚先生所感受到的，说话是为了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人与人得通过交流才能达成合作，通过语言才能更便利地合作，并最终从动物界中脱颖而出。

《张楚：孤独的人是可耻的》专辑封面（来源：douban.com）

二、说话就是合作

我们每天都要说话，通过说话跟其他人交流，通过交流才能达成合作，从而使我们的社会得以运转，取得前所未有的进步。

合作原则是理解语言的钥匙。通常所谓的字面意思是所有的人都要遵守的，比如， “ 手 ” 不能理解成 “ 脚 ” ，不能用 “ 忽然 ” 表示 “ 美丽 ” 的意思，不能说 “ 了我茶喝把完 ” 这样的句子，大家都遵循的这些规则其实就是合作的举动。这是最基础的社会合作。

合作也是人们会话时遵循的首要原则。仍然以问候为例，早上一出门，遇到个熟人，人家问： “ 吃了吗，您？ ” 不管你心情如何，或者有什么事，你都会答应一声。换个角度，你主动跟人打招呼： “ 吃了吗，您？ ” 人家不回答，自顾自地说： “ 今天天儿真不错！ ” 或者装作没听见，扭头走了。你一定会觉得有问题。你这种感觉其实就来自交流会话时的双方合作原则。

这个原则是由美国著名语言哲学家格莱斯 （ H. P. Grice ） 于一九六七年在哈佛大学的演讲中首先提出来的，后来发展出一套完整的语用学理论体系 （ Pragmatics ） ，他明确提出：“我们可以提出一个初步的一般原则，参与者 （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 一般都会遵守。那就是：使你的话语，在其所发生的阶段，符合你参与的谈话所公认的目标或方向。 ” 如果某个说话者不遵循这个原则，总是跟别人不一致，就会造成相应的社会后果，轻则被孤立，重则被送进精神病院。

遵循语言交流的原则，才能达成说话者与听者的合作，否则会造成混乱（来源：langsci.cut.ac.cy）

通常，为了符合总的合作原则，语言交流要遵循四个方面的准则：

（一）质的准则。这要求说话者尽可能说真话。从消极的角度来说，至少不要说自知虚假的话，不要说没有根据的话。很显然，不说真话，本质上就是不合作。从小学教育开始，老师们都会反复强调作文要有真情实感，其背后的根本道理就在于此。

（二）量的准则。根据谈话当前的目的，提供足够充分且不过量的信息。比如说，人口普查员入户调查，问你们家有几个人，你不能多说，也不能少说。而且只需要提供人口数，不用提供这些人都干什么工作，或者身体怎么样等额外信息。所谓啰唆，就是提供了过量信息。当然，啰唆也是相对的，取决于当前交流的目的。

（三）关联准则。所说的话语要有关联，跟所谈的主题有关系。在小学语文课本里有一个寓言故事《我要的是葫芦》，邻居的话 “ 叶子上生了蚜虫，快治一治吧 ” 是接着 “ 葫芦 ” 说的，其中默认了治蚜虫跟长葫芦是有关系的。其实，那人也听懂了邻居的话，但他对这种关联感到 “ 很奇怪 ” ，所以接下来的回答是质疑并否定这种关联，强调自己要的是葫芦，而叶子上的蚜虫跟葫芦没关系。

（四）方式准则。说话尽量采用清楚明白的方式，也就是通常所谓的 “ 简明 ” ，从消极角度来说，就是在说话时要尽量避免含混不清，避免有歧义，避免冗长的表达，避免杂乱无序。

在通常的沟通中，我们都得严格遵守合作原则及这些准则。如果不遵守，那就是退出了社会默认的合作原则。偷偷地退出，就是说假话，说谎话，就不符合社会规范，是不道德的行为。但在特定的交际情形下，故意对合作原则下的某个准则进行 “ 公然 ” 的违反，就会产生 “ 言内意外 ” 的效果，这种 “ 公然 ” 的违反方式被社会接纳后，则会形成约定俗成的修辞格。例如，李白《秋浦歌》中的名句： “ 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 ” 如果李白是一名美发师，用 “ 白发三千丈 ” 这样的句子来回答顾客头发的长度，会让人觉得莫名其妙，如果他是故意这么说的，那就是不合作，大概率会被顾客打骂。但是在这首诗歌的表达语境下，可以明显看出其交际语境不在于给出头发的准确长度，而且下句中明确点出了 “ 愁 ” 的表达意图，诗人李白故意把 “ 白发 ” 的长度偏离到极度不合常规的情况上去。既然李白不是不想合作，那他一定是要故意表达点什么。在我们的文化中， “ 三 ” 通常是一个约数，这已经开始暗示读者了，作者不是在测量头发的长度；从 “ 白发 ” 很容易联想到 “ 愁白了少年头 ” 这样的意涵；也就是，李白用极度的三千丈来度量愁的长度，以表面违背量的准则这一手法将情感具象化，引发读者对愁绪之深有更强烈的共鸣。这种手法约定俗成之后，就是通常所谓的 “ 夸张 ” 。

动画电影《长安三万里》中的李白（来源：douban.com）

对合作原则之下的准则所做的故意偏离需要默契，这其实就是 “ 识破意图 ” 的递归性使用，是一种高级的合作。说话者确信听话者明白自己的意图 （故意用错成语来搞笑） ，听话者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利用这个 “ 梗 ” 生成新的类似话语或者进一步类推，一方面确认自己的心领神会，另一方面可能制造新梗。如果各位去温习一下经典美剧《老友记》 （ Friends ） ，其中有一个桥段，是当乔伊发现钱德勒与莫妮卡在交往后形成了第一个梗：乔伊知道了，其他几位不知道这件事；发生一系列趣事后，瑞秋发现了这件事，但钱德勒和莫妮卡不知道瑞秋已经知道了，而且瑞秋不让乔伊告诉他们，凭借这个信息差来戏弄他们；如此这般，直到所有的人都知道了所有人知道这件事情。如果我们仔细从合作角度来看这一系列精彩的演绎，就可以明白 “ 自己知道 ” 和 “ 知道别人也知道 ” 是完全不同的事情，只有后者才能为有意的合作奠定基础。

《老友记》中，关于“识破意图”的递归性使用的桥段（来源：douban.com）

三、黑猩猩也能合作吗？

既然我们谈到了社会与合作以及与语言沟通的关系，马上就有问题来了，其他动物也有社会，其他动物也有沟通，是不是我们得承认动物也有语言？

谈到这个问题时，不能不提到的一本书就是弗朗斯 · 德瓦尔 （ Frans De Waal ） 的《黑猩猩政治》，一九八二年出版后引起学界巨大反响。经过数千小时的观察和记录，德瓦尔揭示了黑猩猩群体复杂的社会行为，尤其是黑猩猩在权力斗争中利用了各种策略，如试探、联盟、离间等，令人大吃一惊。以前这些词语只能用于人类社会，也是作为高级社会性的表现来跟其他动物的群体活动相区分，从德瓦尔的描述中，我们似乎得承认这一界限并不存在，因为黑猩猩们所具有的这些政治智慧与人类已经不相上下了。著名动物学家和人类行为学家德斯蒙德 · 莫里斯 （ Desmond Morris ） 非常赞同德瓦尔的洞见： “ 政治的根比人类更古老。 ” 并以此作为他推荐序文的标题。

我个人更感兴趣的是德瓦尔提供的两个黑猩猩一起搭梯子绕过电栅栏去摘树叶的情形，这也成为动物之间也有高级协作的经典证明。黑猩猩尼基爬到一棵枯死的橡树上掰掉一根分叉的树枝，黑猩猩鲁伊特从尼基手中接过树枝，并把开叉的那一端立在地上，尼基大概认为这样不合适，拿过树枝，将分叉向上，搭在树干上，越过电栅栏，相当于搭建了一个梯子，然后尼基紧握着树枝，扶稳 “ 梯子 ” ，鲁伊特从上面爬过去摘树叶。这一场景似乎呈现出媲美人类社会合作的各种要素，先去制造工具 （树枝梯子） ，解决遇到的障碍 （电栅栏，梯子稳定性） ，两个黑猩猩一个扶着，一个去爬，简直就是配合默契的小伙伴，它们是怎么做到的？这样的合作显然需要沟通，一方得明白另一方的意图才可以配合，尼基怎么知道要去扶住梯子？鲁伊特如何知道在梯子稳住后自己去爬树摘树叶？想象一下人类的合作，其中一个一定会喊： “ 哥们儿，帮我扶着梯子，我上树去摘叶子。 ” 可惜的是，该书没有提供更多的细节来说明，也没有更多类似的例子。这样的合作究竟是不是一次偶然的行为？

两只黑猩猩合作摘树叶的场景（《黑猩猩的政治》，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版）

无论如何，这本书和这个合作的例子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兴趣，后来的研究也越来越多。不少学者观察到更多的黑猩猩在大自然里聚合成小团体来捕猎猴子等小动物，有些研究者认为他们在进行目标一致而角色互补的合作，因为其中一个大猩猩会首先追逐猴子，其他黑猩猩则有的去围堵，还有的会埋伏在猴子逃窜的路上，最终将猴子抓获。但是从二十一世纪初开始，托马塞洛 （ Tomasello ） 等学者开始质疑这种说法，他们认为这些互补角色的赋予可能是源自研究者的过度解释。这个黑猩猩合作捕猎猴子的故事完全可能有另一种讲法： “ 某只猩猩开始追猴子！因为它看到其他猩猩也在附近 （它知道这样成功的概率更大） ，于是其他猩猩轮流占据猎捕猴子时的最佳位置。在这个过程中，每只参与的猩猩都尽量让自己猎取猴子的机会增大，它们并非先前曾一起计划过要共同猎捕猴子，也没有彼此先协议好一致的目标或谁该扮演什么角色。 ”

更为重要的是，大量针对黑猩猩的实验证明它们的合作能力很差。在猩猩合作时，同时的行动通常是偶然出现的，它们只能执行目标一致的共同行动，还没有实验证明它们可以分别扮演互补功能的不同角色来行动。如果将猩猩与幼儿相比，可以发现幼儿愿意互换角色，而猩猩通常不理会人类互换角色的游戏，比如，先是人来举盘子，猩猩负责放玩具，之后，由猩猩来举盘子，人来放玩具上去，猩猩根本不管，只是自顾自行动而不理人。对这些实验的一个合理解释就是，人类具备从全局视角来理解共同合作行动的能力，而猩猩则只能从自己的角度出发来理解自己的行为，并用他者的观点来看同伴的行为。只有从全局的视角，才能清楚大家的目标是一致的、角色是互补的，这样配合才能共同完成任务。

动物学家教会黑猩猩用图像符号拼句子（ The Emergence of Language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 William S-Y. WANG [Ed.], W. H. FREEMAN AND COMPANY, 1991）

就此而言，我们可以重新考虑黑猩猩合作摘树叶的案例：绝大部分的工作都是尼基在主导，鲁伊特处在边缘的辅助位置，甚至可以说，一切都是尼基规划好的，完全没有跟鲁伊特商量；更重要的是，鲁伊特爬上树后，是否摘了树叶，以及如何分配树叶这一涉及界定合作的关键环节都在报道中付之阙如；类似的案例再没有发现过，如果尼基和鲁伊特都具有合作的意图，其合作共事的情形理应会有更多表现。或许，这个案例跟猩猩团体猎猴一样，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 “ 有意合作 ” 。

四、语言异同的社会基础

“ 有意合作 ” 的社会为我们准备了语言发展的基础，但仍然没有说明为什么会有不同的语言。如前所述，不同的语言会有不同的问候方式，到这一步，文化传统的解释或许就会派上用场，也就是，不同的文化关心的问题不同，大意是：在中国的传统里，民以食为天，所以人们最关心的是吃饭问题，见面就要问是否解决了这个问题；在英语的传统里，人们的状态最重要，大家相互关心的是精气神，至于你是否饿肚子，那是个人隐私问题。

2004年，美国华人博物馆从问候语“吃了吗”切入，策划了一场有关美国中餐馆的展览（来源：mocanyc.org）

问到这一步，我们就可以马上感知到语言不仅仅是语言、文化不仅仅是文化了，它们的背后都有个社会，不同的社会中人们之间的关系不同。用费孝通的分析来讲，中国社会长期以来是个乡土社会，由于农耕与地缘的关系，每个人都以自己为中心，与他人形成亲疏不同的差序格局，而西方的团体社会则以个人为本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可以用一捆柴来比喻，几根一把，几把一扎，几扎一捆，都是条理清楚的。以此为背景，可以透视语言与社会的关联。

最早指出要在社会中研究语言的应该是语言学家拉波夫 （ William Labov ） ，学界尊他为社会语言学的创始人，但他本人很不买账，他认为语言学必须关联社会，如果提出社会语言学这个说法，似乎暗示着有些语言学研究可以不讨论社会，那怎么能行呢？在拉波夫等学者的大力倡导下，人们才充分认识到语言必须跟社会联系到一起。语言的一致说明了社会的趋同与团结；语言的差异则说明了社会的区分与背离。

五、数字化时代的语言、社会与合作

今年我家买了新能源车，车上装了一个辅助的 AI ，孩子给 AI 取了个名字叫 “ 格里格 ” 。每天一上车，我们就跟格里格打招呼，以前需要动手操作的事情，现在动动嘴就可以了。

“ 格里格，打开座椅加热。 ”

“ 主驾座椅加热已经打开。 ”

“ 格里格，播放音乐。 ”

“ 好的，为您播放巴赫的 C 大调前奏曲。 ”

…………

从现在的社会来看，语言至关重要，我们每天都要说话，不仅是跟人说话，也开始跟机器说话。有语言学家已经宣称： “ 人 - 机 - 机 - 人 ” 交际成为交际常态时，人在生活、生产的诸多领域都需要与机器进行语言合作，人类进入 “ 人机共生 ” 时代。

机器参与社会交际后，我们的语言与社会将发生怎样的改变？无论我们是悲观还是乐观，这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黑镜》第二季第一集中，主角玛莎的男友艾什因车祸去世，人工智能模仿艾什的口吻与她对话（来源：medium.com）

在短短数月与车载 AI“ 格里格 ” 对话互动后，我发现了一些现象。比如我要求 “ 调高两度 ” ，格里格会回应说： “ 屏幕亮度已经调高。 ” 我意识到其分不清 “ 亮度 ” 与 “ 两度 ” 。接下来，我说： “ 空调调高两度。 ” 回应是： “ 空调调高二度了。 ” 为了避免麻烦，之后我就会按照格里格的规则来下指令： “ 调高二度。 ” 其他一些指令，格里格也有固定的套路，比如， “ 座椅加热调到最小 ” ，而不是 “ 调到最低 ” 。

我突然意识到，如果按照这种模式互动下去，我得服从格里格的语法，这种互动是单向的，都是以我的妥协为代价。这不是真正的社会互动。但反过来说，如果 AI 都按照我的规则来，那也不是真正的互动。如何设置良性循环的互动或许才是当前面对 AI 时真正的核心问题，而不是去追问 AI 是不是有意识。

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邱泽奇从另一个角度提出了数字化媒介大规模进入我们的社会后带来的巨大影响。回顾一下日常的情形：学生坐在课堂里，打开电脑，挂上聊天工具，听着 （或者忽略） 老师喋喋不休的讲课，用键盘记着笔记 （或者跟朋友聊着一会儿去哪儿吃饭） ；靠在地铁车厢壁上，跟朋友 （或者陌生人） 打着网游；在手机上看着新闻，然后在留言区 “ 喷 ” 作者或者另一个匿名的网友。在《重构关系——数字社交的本质》 （北京大学出版社二〇二四年版） 一书中，邱教授深入讨论了当社会全面进入数字化时代后，在场与不在场的分离进而发展到在场与同场及不在场三种场景的分离与融合，使得传统社会关系的建构受到冲击。

数字化交际本质上改变了人类交际的时空生态，而语言作为复杂适应系统会进一步调整，这必然导致语体上的分立与整合，不再是经典的交际双方同时在场的口语以及双方不同时在场的书面语的两大分野，而是更多的混合式语体，这样的分立与整合最终会造成社会个体在合作关系上的重构。

如果我们回到最初，一个完整的交际合作由五个要素构成，即发出者、信息、媒介、接收者、效果 （发出者的意图实现与否） 。数字化社会通过改变媒介这一链接的形态，造成交际合作时五个要素运行机制的变化，但这五个要素仍然缺一不可。或许可以说，这是理解任何社会交际的五把钥匙。

来源：知趣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