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谈及抗战时期中日装备差距，人们目光多聚焦于坦克大炮的悬殊，却常常忽略另一个领域-轻武器的较量。抗日战场上中国军人手持劣势兵器与强敌搏杀的悲壮场景，同样令人惊心和叹惋。但鲜为人知的是，抗战初期的轻武器领域，中国军队并非全然落于下风，单论性能，部分装备甚至优于日军

谈及抗战时期中日装备差距，人们目光多聚焦于坦克大炮的悬殊，却常常忽略另一个领域-轻武器的较量。抗日战场上中国军人手持劣势兵器与强敌搏杀的悲壮场景，同样令人惊心和叹惋。但鲜为人知的是，抗战初期的轻武器领域，中国军队并非全然落于下风，单论性能，部分装备甚至优于日军同类产品。这种情况下，为何在连排级对抗中，中方仍然倍感吃力？轻武器其名曰“轻”，其背后却是两国两军战争意志、军工体系、后勤保障与训练水平的沉重比拼。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前，通过推进武器制式化和大量进口装备，国民党军精锐部队在轻武器领域相比日军并不逊色。

国民党军精锐部队装备的各类轻武器

以步枪为例，1932年的全国制式武器会议选定德国M1924式步枪为制式步枪，并命名为“中正式步枪”，该枪枪身比日军普遍使用的三八式步枪更短，携带时的机动性更具优势。

轻机枪方面，中国早在1927年就开始大规模引进性能优异的ZB-26轻机枪（俗称捷克式）。根据捷克布尔诺工厂”档案，至1937年前，中国已接收该型机枪17956挺。此外，中国军队还装备了比利时的勃朗宁FND、法国的哈奇开斯、瑞士的启拉利、丹麦的麦德森等其他进口型号。从性能来看，这些进口轻机枪都优于当时日军广泛装备的大正十一年式轻机枪（俗称“歪把子”）。

从装备数量看，精锐部队轻机枪配备相当充足，基本实现满编。根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二十六年调整师编制表（增补之部）》记载：在调整师（为整编后的精锐力量）中，第2师含补充旅共有轻机枪567挺，教导总队有321挺，其他17个师都是324挺，基本上能做到每班一挺轻机枪。在“七七事变”中率先与日军交火的第29军，轻机枪配备同样非常充实。根据1936年7月25日由日军情报机关制作的《宋哲元部二十九军编制装备实力统计表》，第37师拥有轻机枪843挺，第38师拥有轻机枪856挺，第132师拥有轻机枪565挺，第143师拥有轻机枪846挺，数量上甚至超过了调整师。

中国军队基层分队还有一个装备优势-装备了冲锋枪和全自动驳壳枪。调整师的班长和排长通常配备一支“花机关”冲锋枪（德国MP-18/28冲锋枪仿制型）。为弥补冲锋枪数量的不足，国民政府还购买了2万支毛瑟M712冲锋手枪（俗称快慢机驳壳枪）装备部队。其他地方部队中，冲锋枪/冲锋手枪的装备量也不少，比如按日军情报，第29军37师便装备有冲锋枪224支。

使用“花机关”冲锋枪的红军战士

总体而言，在轻武器领域，抗战爆发前夕的中国精锐部队装备水平确实不亚于日军，由于大量装备冲锋枪/冲锋手枪，部分部队在近战火力上甚至超过了日军。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当时中国部队中具备类似调整师装备水平的并不多，大部分部队装备都是良莠不齐的。《民国二十五年整军计划》显示：当时整编60个师共需554580支步、马枪，虽然这些部队当时已有599239支，但其中481169支（占比80.3％）为汉阳造、老套筒等老旧型号，射速不足标准毛瑟步枪的60％。计划新补充的118070支步、马枪中，85000支为德国1936年紧急调拨的库存，33070支则由金陵兵工厂仿制生产。

学者刘凤翰在《整编陆军抗日御侮》一文中进一步指出：整军计划中的“118070支”缺口，在1937年淞沪会战前仅完成60％，实际只到位70842支，这导致了国民党军各师装备的步枪五花八门。据《陆军第六十九师装备统计表》记载，该师所用的步、马枪中，汉阳兵工厂所造的占60％，巩县兵工厂所造的占14％，德国造的占10％，其余杂枪则占16％。

日军装备的大正11式（歪把子）轻机枪

同期的八路军装备则更为简陋，而且严重缺乏子弹。时任第129师参谋处长李达回忆：第129师当时全师9367人，开赴前线时的子弹总数为102828发，平均每人仅有10发子弹。第120师情况类似，时任参谋长周士第在日记中记载，第120师共有9595人，装备步马枪4091支、轻机枪143挺、重机枪35挺、冲锋枪68支、驳壳枪788支、手枪91支、迫击炮4门、刺刀117把，各种子弹276955发。平均每连仅有4挺轻机枪，每营只有不到3挺重机枪，每团只有1门迫击炮，平均每支步枪只有30发子弹，全师只有1/35的步枪有刺刀。

弹药供应问题更为严峻。国产的汉阳造步枪由于迟迟没有改进，只能使用老式的七九圆头弹，同其他步枪与轻机枪广泛使用的轻尖弹并不通用。而真正适合短步枪（中正式步枪）和重机枪的重尖弹，国民政府压根不能自产，进口货打一发少一发。据《抗战各年度械弹消耗、补充比较表》，抗战时总共消耗子弹约17亿发，最多的1939年消耗3亿3970万发，仅补充了2亿5731万发，消耗量达补充量的1.6倍。此外，很多部队还混用了大量的日式6.5毫米、意式6.5毫米、英式7.7毫米、法式8毫米等非制式口径枪械，大大增加了后勤供应困难。

国民党军队装备的“中正式”步枪

刺刀短缺问题同样突出。由于钢材质量和刺刀卡榫加工精度等原因，国民政府长期未能完全解决刺刀国产化问题。以生产了110万支步枪的汉阳兵工厂为例，根据《军政部兵工署历年工作报告》记载：在最初的10年中，该厂生产了各类步枪130726支，却只生产了2310把刺刀，配套率低至1.77％。针对缺乏刺刀、刺刀质量不佳等问题，国民政府不得不通过为军队配发大刀的方式予以解决。据时任国民党中央军第89师师长的王仲廉回忆，1937年7月，国民政府军政部曾紧急调配了1017把“抗战建国刀”（即大刀）给担任突击队的中央军第89师533团使用，其他部队的情况可想而知。

为对抗日军轻型装甲车辆，国民政府曾从德国进口了3000万发K型穿甲子弹。然而，由于发射该型子弹的中正式步枪属于短步枪，枪管长度只有600毫米，低于正常毛瑟步枪的740毫米，导致其发射K型穿甲子弹时火药不能完全燃烧，穿甲性能大打折扣，无法有效克制日军轻型装甲车辆活动。比如淞沪会战中，一辆日军94式轻型坦克被命中了250多发子弹，仅有6发实现了穿透。

轻机枪方面，国民政府虽然很早就引进了捷克式轻机枪（ZB-26），但却一直没有解决完全国产化的问题。布尔诺兵工厂在1939年编撰的《ZB-26生产与出口报告》中披露，截至1931年9月前，出口到中国的捷克式轻机枪达4483挺。然而，捷克人为了多卖自己的产品，一直没有转让生产技术。好在当年的进口捷克式有个特点，就是每挺都带有备用枪管。比如在1928年，张作霖通过日本三井物产为中介订购了1200挺捷克式，就有配套的枪管2400根。这些备用枪管的实际去处，一般都是被兵工厂用来制造第二挺轻机枪。据《中国近代兵工史》记载，1931年，天津大沽兵工厂已能月产300挺捷克式，后续仿制工厂更是多达30余家。

第三次长沙会战中使用ZB-26轻机枪的国民党士兵

但这种做法导致前线的绝大多数捷克式失去了备用枪管。在激烈战斗中，作为基层火力的轻机枪一旦枪管打红过热，只能被迫停射冷却。这个问题初期尚不严重，因日军的“歪把子”轻机枪性能更为落后，不仅需要使用减装药的专用机枪弹，射击时还需要涂油，连续射击200发左右就需要冷却5分钟以上，在实战中比不上捷克式。然而，日军在不断改进装备。据《九一八后国难痛史》记载，“九一八事变”时，日军在沈阳厂仓库、北大营第七旅、卫队统带部等地，合计抢去了至少2046挺捷克式轻机枪。受其启发，日军在1933年启动了新型轻机枪的竞标，并在1936年正式定型，命名为九六式轻机枪。

九六式轻机枪采用30发弹匣，比捷克式多了10发，拥有火力持续性的优势。在1937年8月日军上海特别陆战队的作战记录中，就出现了“配备新型30发弹匣轻机枪”的记述。此外，参战的日军第3师团、第11师团等精锐部队，其步兵分队也已部分配备了九六式。例如第3师团第18联队在《战斗详报》中记载：“新型轻机枪在杨树浦巷战中，以30发弹匣实现连续射击，压制了“支那军”捷克式轻机枪的火力点”。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纂的《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还记载：“1937年8月下旬，上海派遣军，各师团开始接收九六式轻机枪，其30发弹匣在密集城区作战中表现优异”。

当时，九六式轻机枪还普遍装备了日本光学等工厂生产的2.5倍瞄准镜。据国军第88师《战斗详报》记载：“日军新型轻机枪火力持续性强，且配备光学瞄准具，对我军火力点构成重大威胁。”侵华日军的作战记录中也多次提到“携带瞄准镜的轻机枪小队”。当年不少中国军队士兵被日军在数百米外打中，其实就是加装了瞄准镜的九六式轻机枪和三八式步枪所为。此事后来以讹传讹，变成鬼子兵能在800米外用三八式步枪的机械准星一枪爆头，大大影响了国民党军基层士兵士气。

日本兵工厂中的九六式轻机枪

训练方面差距亦十分显著。按日本陆军《步兵射击教范》（昭和14年版）要求，日军新兵射击训练需要消耗357发子弹，但大部分都是训练弹和空包弹，其中实弹只有172发，实弹中大多数又是复装弹，真正消耗的新出厂实弹只有45发。而中国军队由于缺乏空包弹和专用训练弹，只能使用实弹进行射击训练，严重影响了训练效率。根据国民政府20世纪30年代制定的《步兵训练大纲》，新兵在入伍训练期间大量采用“空枪瞄准”训练，只需完成三次共15发的实弹射击。由于实弹射击训练严重不足，中国士兵的射击水平普遍低于日军。

即使在中国军队最具优势的冲锋枪领域，问题依然存在。由于兵工署将冲锋枪列为“非紧急需求”，导致这类枪械在全面抗战时期完全停产。根据国民政府兵工署1948年编纂的《抗战时期与三十六年全年至三十七年一至六月平均每月械弹生产损耗数量表》，冲锋枪在1937年7月至1944年12月的产量为零，而同期冲锋枪的月均损耗则为1120支，处于越打越少的状态。国民党军对此的解决方案，是用能连发的驳壳枪代替。不过，驳壳枪只有10/20发弹匣可供选择，枪管长度更是只有140毫米，相比拥有20/32/50发弹匣、200毫米以上枪管的冲锋枪，火力不可同日而语。日军则根据中方驳壳枪有效射程近的缺点，组织步、机枪在远距离围攻驳壳枪手，使其很难获得发挥近战火力优势的机会。

除了武器本身的差异，双方具体编制不同，也是导致中国军队基层分队在实战中处于劣势的重要原因。当时的中国军队是较早采用轻机枪下班编制的部队，最精锐的德式调整师每班14人，配有冲锋枪1支、轻机枪1挺、步枪11支。

日军八九式重掷弹筒

日军方面，虽然早期采用每小队（排）2挺轻机枪集中编制的原则，但受实战经验影响，也迅速开始了轻机枪“下班”。日本陆军省1930年发布的《步兵分队编成要领》规定：“每个分队（班）应配备1挺轻机枪，由4人机枪小组（射手、副射手、2名弹药手）与9名步枪手组成”。这一文件标志着日军从制度层面确立了每班一挺的配置原则。至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关东军步兵分队已基本实现每班1挺配置。关内的“华北驻屯军”因装备滞后，仍以每小队2挺为主。“九一八事变”中，关东军步兵分队的“歪把子”机枪小组在沈阳北大营战斗中，首次以班组火力压制东北军的集中冲锋。据日军战后总结报告称：“每班1挺轻机枪显著提升了分队独立作战能力”。这一经验促使日军加速在关内驻军推广该配置，至1932年“一·二八事变”时，“上海派遣军”的步兵分队已普遍配备轻机枪。

日军的轻机枪“下班”，只是拉平了与中国军队的差距，真正对中国军队基层分队形成火力压制的，是日军装备的掷弹筒和望远镜。日军每个小队均配有1个掷弹筒分队，配备2至3具掷弹筒。当时日军装备的掷弹筒主要有两种：大正十年式掷弹筒是滑膛的，射程不过220米；后来改进的八九式重掷弹筒则是线膛的，最大射程可达700米，有效射程一般为500米。一名熟练的掷弹筒手可在20秒内发射全部8枚榴弹，其杀伤半径大约在5至8米，1941年生产的掷弹筒弹破片约为403片，1944年生产的破片约为657片，杀伤力非常强。据冀中军区1940年至1941年统计，仅掷弹筒破片伤就占到了我军战伤总数的32.5％。

望远镜的普及率差异同样关键。与连级甚至营级军官才有望远镜的中国军队不同，日军不仅中队长和小队长都有望远镜，就连多为军曹（中士）或曹长（上士）的分队长，也都是装备有望远镜的。日军九三式望远镜，也叫士官镜或曹长镜，是二战时期侵华日军特意为曹长等士官定制的一款军用望远镜。根据日军步兵甲等、乙等联队的装备表，每个步兵中队都装备了12具九三式望远镜，基本能做到中队内士官人手一镜。如此高的望远镜装备率，与九三式相对较低的成本有关。当时日本一具棱镜双筒望远镜的价格在80日元左右，而日本军方给日本光学株式会社的4x40毫米望远镜订单价则是每具30日元。这种减配的低价望远镜设有分划板，可进行简单的密位测距。抗战前期日军掷弹筒手和轻机枪手之所以射击较为准确，除训练因素外，也有九三式望远镜测距指挥的因素。

日军九三式望远镜

在实战中，中日两军步兵分队遭遇时，日军士官往往可通过九三式望远镜提前发现我方行动，从而占据主动。双方交火后，日军则可凭借九六式轻机枪的30发弹匣和2.5倍瞄准镜，在远距离压制全靠机械瞄具和只有20发弹匣的捷克式轻机枪。与此同时，日军掷弹筒也会不断轰击中国军队轻机枪阵地。一旦作为火力支撑的捷克式被打哑，中方即会陷入被动。

对于以上情况，南京国民政府在开战前是视而不见，完全缺乏有效应对措施的。直至战争初期付出代价后，才开始谋划相应的反制措施。例如对于日军的掷弹筒威胁，国民政府在全面抗战前并没有重视，直到1938年，方生产了民二七式掷弹筒。不过，民二七式掷弹筒是由日军已经过时的大正十年式掷弹简仿制改进而来，射程与大正十年式一样，仅有220米，不仅处于日军轻武器精确射程内，还很容易被日军的八九式重掷弹筒压制，实战效果有限。

真正扭转双方基层步兵曲射火力对比的，是民三一式60毫米迫击炮的装备。该炮在1941年9月以法国布朗德M1935型迫击炮为蓝本仿造成功，并于1942年命名并装备部队。其射速18至32发/分，最大射程1444米，火力数据全面领先日军掷弹简。

相对于拥有完善兵工体系的南京国府，缺少武器弹药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则从无到有、自力更生，建设起了人民兵工体系，不仅自行解决了手榴弹的生产和子弹的复装问题，还自产了大量步、机枪。针对短步枪枪身短、单刃长刺刀难以生产的问题，人民兵工创造性地在自产的八一式马步枪上采用了三棱长刺刀设计，一举解决了相关难题。

国民党军队装备的民三一式60毫米迫击炮

真正把掷弹筒、迫击炮等曲射武器发扬光大的，同样也是人民兵工。据《中国近代兵工史》记载，在1940年10月，八路军军工部部长刘鼎就绘制出了一门类似掷弹筒的小炮草图。此后，工程处的唐成仪、石崇江等人经不断试验，在1940年底手工制作出了样品。与国民政府不同的是，八路军一开始选择仿制射程更远的八九式重掷弹筒。受限于材料和钢质问题（我军当时制造掷弹筒的钢材来源是铁轨），我军把日式线膛掷弹筒改成了滑膛结构，又将发射筒长度由原来的280毫米增加至400毫米，筒壁也相应加厚，在1941年上半年生产了225具。掷弹筒仿制成功，1941年1月，晋察冀军区工业部也完成了“50毫米掷弹筒榴弹”的仿制工作，该弹采用了更好的发射药，配合加长的筒身（注：发射筒长度进一步增至500毫米），使得我军仿制的掷弹筒射程达到900米。

后续改进持续进行：1943年春，梁沟四所又在发射筒下面安装了两脚架，最远射程达950米；1944年，技师温承鼎和吴奎龙又将原有的拉发设计改为压发，减少了射击时的摆动，同时在筒身侧面增加了一个简易圆盘式分度表瞄准器，研制成功了精度更高的“鼎龙式掷弹筒”；1944年6月，军工部四所的技术人员又将掷弹筒口径扩大到60毫米，并在1945年春开始试生产。加装两脚架和瞄准盘后，这种武器其实已是标准的60毫米迫击炮了。

新四军也在积极自产掷弹筒。1941年3月，新四军4师师长彭雪枫视察炸弹厂时得知试制的掷弹筒已经成功，不过射程只有60到80米。其后，新四军自制掷弹筒射程和产量不断提高，到了抗战中后期，新四军各师兵工厂几乎都能生产掷弹筒。仅新四军2师兵工厂在1944年末到1945年上半年，每月就能生产50毫米掷弹筒30具。4师兵工厂从1939年底至1945年底，则生产出了300具掷弹筒。

八路军自制的“鼎龙式掷弹筒”

在迫击炮方面，由于新四军根据地更靠近敌人统治的经济发达地区，因此其通过深入敌占区采购无缝钢管的办法，获得了自行生产迫击炮的关键原材料。其中，新四军1师派遣张渭清小组前往上海采购无缝钢管的行动，成为经典影片《51号兵站》的故事原型。利用这批无缝钢管，新四军1师兵工厂共造出73毫米口径迫击炮70多门、52毫米口径迫击炮270多门，装备部队后有效压制了日军的掷弹筒。

反观日军方面，到了抗战后期其经济已濒临崩溃，加之缺乏工业原料，武器质量出现大幅下降。比如后期生产的九三式望远镜，目镜上不再有密位分划板，无法用于测距。老兵的持续消耗，也导致日军掷弹筒的命中率越来越低，在战场上逐渐被中方轻型迫击炮压制。为节省成本，日军后期生产的九六式和九九式轻机枪也不再配备光学瞄准镜，远距离精准射击的优势不复存在。此消彼长下，日军在基层火力上的优势逐步消失。

来源：军师军茶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