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50年11月7日,安东机场的警戒哨突然握紧了步枪,30架涂着“中国空军”的战机发动了引擎,机翼下的红星在晨雾中若隐若现。
1950年11月7日,安东机场的警戒哨突然握紧了步枪,30架涂着“中国空军”的战机发动了引擎,机翼下的红星在晨雾中若隐若现。
机械师伊万诺夫用俄语低声叮嘱飞行员:“记住,你叫王建国,来自沈阳航空学校。”
当这批米格-15以中队为单位掠过鸭绿江时,美国侦察机刚刚向东京总部发回电报共军空军未见大规模异动。
此时距离志愿军入朝刚过了18天,麦克阿瑟在东京的记者会上晃着烟斗说道:“我已命令部队向平壤全速推进,要让孩子们赶在感恩节回家吃火鸡。”
这个五星上将不知道,在他标注安全的后方空域,隐藏了一场持续三年的空战。
直到1992年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公布国防部第A-332号文件,这段覆盖着“绝密”印章的历史才浮出了水面。
1950年9月29日凌晨,平壤郊外的地下指挥所里,金日成握着钢笔的手在颤抖。前线战报显示:美军第7师已突破临津江防线,南朝鲜军先头部队距离平壤仅50公里。
他在给斯大林的信中写道:“我们的飞机已经全部损失,恳请您立即派遣空军部队。”
这封信通过特殊加密渠道传到莫斯科时,斯大林正在黑海别墅的葡萄园散步。
“直接参战?”他用烟斗敲击着地图上的三八线,“美国人会把这视为第三次世界大战的信号。”
国防部长华西列夫斯基提出折中方案:“我们可以穿着中国军装,用中文呼号作战。”
10月15日深夜,克里姆林宫的红色电话突然响起,斯大林向中国驻苏大使王稼祥通报:“第64航空军将以志愿军名义进驻东北,代号黑鸟。”
在哈尔滨的秘密营地,27岁的苏联空军少校亚历山大・波波夫对着镜子戴上八角帽。翻译递给他一本《志愿军战士手册》:“从今天起,你叫刘卫国,籍贯山东威海。”
他抚摸着胸前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胸章,突然问:“如果我牺牲了,墓碑上会刻我的真名吗?”
这个问题直到42年后才有人回答,1994年,他的家人在旅顺苏军烈士陵园找到了刻着“刘卫国”的墓碑。
“注意!12点钟方向发现米格机!”美军飞行员约翰逊中尉的喊话划破无线电。60架银灰色战机从云层中鱼贯而下,和传统志愿军空军不同,它们采用苏军特有的菱形编队,2号机始终和长机保持150米间距。
当第一枚机炮炮弹命中F-86的油箱时,美军指挥塔听到了陌生的呼号:“雄鹰3号,我已击落敌机!”那是带着俄语口音的中文。
这场空战持续27分钟,美军第5航空队损失了14架战机,苏军飞行员尼古拉・苏霍夫在日记中写道:我们的米格-15在6000米高空就像老鹰抓兔子,但必须小心别飞过平壤以南,美国人的雷达可能会发现我们的基地。
在朝鲜北部的群山之中,苏军工兵用三个月时间挖通了3个地下机场。这些纵深长达800米的隧道里,停放着300架米格-15,墙壁上用中俄双语标注着“禁止吸烟”“保持肃静”。
雷达兵米哈伊尔・彼得罗夫回忆:“我们每天要监听2000条无线电信号,一旦发现美军侦察机靠近,就用中文向志愿军指挥部报告老鹰盘旋。”
据俄罗斯解密档案,整个战争期间,苏联累计投入了12个空军师、7.2万人次飞行员,以损失335架战机、299人牺牲的代价,击落了联合国军飞机1319架。
这些数据被记录在《苏联空军在朝鲜》的机密报告里。
1951年5月的一个深夜,华盛顿兰利总部的破译专家突然冲进局长办公室:“我们监听到了俄语对话!”
在朝鲜半岛上空的空战录音中,偶尔会出现comrade(同志)这样的俄语词汇。杜鲁门总统盯着情报摘要,用红铅笔写下批注:保持沉默,避免局势失控。
此后美军战报中,所有米格机相关战绩都被归类为“中共空军”。
1951年7月1日,斯大林同时向毛泽东和金日成发出电报。在给中国的电文中,他强调所有苏联军人必须严格遵守伪装纪律,不得暴露真实身份。
而在给朝鲜的密信里,他罕见地承认了我们的飞行员正在为社会主义阵营的安全而战。这种矛盾的表述,是冷战时期大国博弈的缩影。
1992年6月,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的记者会上突然提到:“根据最新解密文件,苏联在朝鲜战争期间共派遣7.2万名军人参战。”
这话一出,美联社当即发出快讯:“冷战最大秘密之一揭晓”。而此时距离最后一名苏军飞行员撤离朝鲜已经过去了40年。
在旅顺苏军烈士陵园的第17排,202座墓碑整齐排列。其中编号19的墓碑上刻着:王援朝,1930-1952,但他的真实姓名是安德烈・科兹洛夫,牺牲时只有22岁。
直到2005年,俄罗斯国防部才允许家属在墓碑背面刻上俄文原名。
当我们重读抗美援朝的历史,不能忽视苏联空军的隐秘支援,但更要记住:在长津湖零下40度的雪地里,是穿着单衣的志愿军战士用肉身挡住坦克。在上甘岭的坑道里,是抱着炸药包的突击队员用生命守住阵地。
就像彭老总在《朝鲜战争回忆录》中写的:西方侵略者几百年来只要在东方海岸上架起几尊大炮就可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这种独立自主的精神,才是这场战争留给后人最宝贵的遗产。
如果没有苏联的米格机群,志愿军的后勤压力可能会更大,但如果没有中国军人的牺牲精神,再多的外部支援也无法改变战局。
那些曾以“王建国”“刘卫国”之名战斗的苏联青年,以及无数连名字都没留下的志愿军烈士,共同书写了一曲超越意识形态的英雄赞歌。
来源:3C捕快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