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今天的你，买菜时顺道拎两斤白糖，几块钱的事，眼都不眨一下。可在两三百年前的清朝，糖是另一幅模样：是康熙赏给治水功臣的宝贝，两斤冰糖就叫极高礼遇；是地方官进京的硬通货，“岭南糖霜” 是参见皇上的重头戏；更是很多老百姓苦一年都未能尝一口的稀罕物。

在中国历史，有样东西勾着全天下人的舌尖 —— 那就是糖。

今天的你，买菜时顺道拎两斤白糖，几块钱的事，眼都不眨一下。可在两三百年前的清朝，糖是另一幅模样：是康熙赏给治水功臣的宝贝，两斤冰糖就叫极高礼遇；是地方官进京的硬通货，“岭南糖霜” 是参见皇上的重头戏；更是很多老百姓苦一年都未能尝一口的稀罕物。

那么，从汉代的糖，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汉代：糖是 “药材”，不是零食

中国的糖史，能追溯到汉代。《汉书・地理志》里说，岭南盛产犀牛角、象牙，还有 “果”—— 这里的 “果” 就包括甘蔗。

那时候人会制糖，但办法很简单：把甘蔗榨汁，倒进陶锅里，用小火慢慢熬，熬成琥珀色的糖浆，叫 “蔗饧”。

可那会制糖太难了：甘蔗只长在气候温暖的岭南地区，熬糖技术也差，产量少得可怜。糖只能当药材用。《神农本草经》写得明明白白：“甘蔗，味甘寒，主除烦热、解消渴”。

先秦到汉代，没人把甘蔗和 “吃甜” 挂钩，寻常人根本碰不到。

真正像样的制糖手艺，要等唐宋才成熟。

唐代时，岭南开始大片种甘蔗，有了专门的 “蔗田” 和 “熬糖户”。他们把蔗汁反复熬、反复提纯，能做出颗粒状的红糖。药典《新修本草》里说，蔗糖“久服益人”，还提了 “久服”—— 说明当时已经会控火候、密封存糖，能放更久了。

甜味终于走进贵族生活：宫廷宴会上，用糖腌荔枝、杨梅做蜜饯；佛寺过浴佛节，熬糖粥分给信众；杜甫写诗提 “香饭兼苞芦”，没明说糖，却藏着唐代贵族讲究 “调味” 的心思，而糖正是调味的关键。

可糖还是太少了，岭南的红糖（沙糖）要走水路、陆路运到长安，一斤糖的价钱，和一斤粗丝差不多。老百姓想尝一口？根本是奢望。

到了宋代，糖的地位又高了些。南宋临安城里，出现了专门卖糖的 “糖铺”。《梦粱录》里记着，提到了乳糖、十般糖、十色花花糖、十般膏子糖、秋千稠糖、吹糖等饴糖制品，还有糖做的蜜煎果子、糖糕、糖粥，种类十分丰富。

但这些都是富人才舍得消费，当时临安工匠一天挣 20 到 30 文，一斤砂糖却要 50 文 —— 抵得上工匠两天的工钱，而那些精致的冰糖，价钱还要翻倍。

从宋人周密在《武林旧事》记载的内容中，可以推断出“糖霜、糖蜜，宴席必备”，婚宴、寿宴上没有糖点，可能会被说 “失礼”，就像现在高端宴席没有茅子，显得没排场。

文人雅士也爱糖，苏轼写诗把糖霜比成琥珀，“冰盘荐琥珀，何似糖霜美”—— 足见糖有多珍贵。

元明：糖税占财政比重不小，单价还是不便宜

元明时期，南方糖业发展起来，制糖慢慢成了规模。

元朝统一全国后，岭南的熬糖技术传到江南、福建。《马可・波罗游记》里有写，福州地区的制糖业很繁荣，称当地能生产“非常白的糖”，且还是一种贡品；《农桑辑要》也收录了甘蔗的种植方法；这说明甘蔗在推广，糖自然是缴税的重要商品。

到了明代，制糖技术又有了突破。广东、福建的糖户发明了 “黄泥水淋法”：把蔗汁熬到半稠，倒进铺了黄泥的瓦槽里，用黄泥吸走杂质，做出雪白的白砂糖。

徐霞客在《粤西游日记》里写，广东的白砂糖 “白若霜雪，售于四方”，能赚不少钱 —— 白砂糖不仅好看，还形成了 “产 - 销” 链条，白砂糖不仅脱离了 “贵族专属” 的局限，更成了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商品，其销路甚至延伸至海外。

明代人喝茶会加糖调甜，做杏仁酪、核桃酥也必用糖。可糖还是不便宜：据万历年间《泉州府志》记载，一斤白砂糖大约 30 文上下；按当时的日均收入来看，足以抵得上普通农户一天的生活费。

所以明代科举宴上，会用 “糖饼” 犒赏新科进士，圆圆的糖饼藏着 “甜甜蜜蜜” 的意思，既是祝福，也暗示着 “糖是贵东西” 的心思。

清朝：糖先成 “奢侈品”，再慢慢走下神坛

真正让糖变成全民惦记的 “奢侈品”，是在清朝。

康熙年间，按照江南地区的物价估算，一斤白砂糖要 120 到 170 文。那时候一石大米（120 斤）才 1000 文 —— 算下来，一斤糖能换 十几斤大米。在老百姓眼里，吃糖跟 “吃银子” 没区别。

北京还有着 “冰糖与白银同价” 的说法：官员送冰糖，要用小银盒装，按 “两” 算，跟送银子一样。

为啥糖这么贵？有三个原因：一是产区少，清初产糖区主要集中在广东、福建；二是工艺落后，一口土灶一天只能熬二三十斤糖；三是运费高，从岭南运糖到京城，要走两个月水路陆路，损耗加运费，价格翻好几倍。

那时候想见到糖，大概只有三种场景：皇帝赏赐、官员送礼、豪门摆席。

到了乾隆朝，风向变了。

四川、江西、台湾等地纷纷开始大力发展糖业：四川靠嘉陵江灌溉，开了大片蔗田；江西赣南用山地气候种耐旱的 “竹蔗”；台湾更成了 “新糖仓”。《台湾使槎录》里有写，台湾三个县，每年产糖约六十多万篓，一篓装一百七八十斤，算下来年产糖上亿斤。

糖多了，价钱自然会逐渐降低。，从乾隆初年，江南地区一斤白糖七八十文；到了乾隆末年，降到四五十文。普通人家逢年过节，终于能买二两糖 —— 给孩子做个糖人，或者给年饭加一勺提味。

制糖工艺也有了大进步。在明代已有熬糖技术的基础上，工匠们进一步优化了蔗汁澄清、熬煮控温的细节 ，让糖的品质更细腻、杂质更少。种类也多了，除了白糖、红糖，还有麦芽糖。

甜食文化爆发：从《红楼梦》到街头小贩，糖价一降，甜食文化一下子就火了

清代富贵人家的餐桌上，糖点花样多到数不清。《红楼梦》里的 “糖蒸酥酪”“杏仁糖糕” 不是编的 —— 第五十三回里，乌进孝给贾府送租，清单上就有 “白糖一百斤、冰糖五十斤”，可见贾府多能吃糖。

乾隆的御膳档案里，常出现 “糖馅饽饽”“糖缠果子”“糖醋萝卜”，早餐必喝一碗冰糖炖燕窝。慈禧也爱甜食，每天起床后，第一口就是掐点熬好的冰糖银耳羹。

普通百姓也学会了 “少糖提味”：北京小贩把山楂串起来，裹一层熬化的糖，做成糖葫芦，一两文钱一串；苏州糕点铺用松子仁混合白糖制成松仁糖，口感香甜酥脆，是孩子最爱的零食；广东人把银耳、莲子、百合跟冰糖一起煮，做成 “糖水”，成了夏天解暑的标配。

甜味，从贵族的奢侈品，变成了城市中产的日常滋味。

外贸与洋糖：糖终于走进千家万户

真正让糖普及到每一户人家的，不是清朝廷，而是外贸。乾隆以后，中国的糖因为 “品质好、价钱低”，成了国际市场的抢手货。广州口岸的白糖、冰糖不断出口，远销欧洲（用于巧克力、甜点）和东南亚（满足当地华人的需求）。根据当时外贸档案和学者研究，18 世纪中后期起，广东、福建以及台湾的糖产量明显上升，出口规模逐年扩大。

出口需求大了，国内生产也跟着扩：广东、福建的糖户扩建糖廊，用 “多灶连煮” 等方法提高产量；台湾的糖商还组建 “糖船船队”，专门把糖运到海外。生产一扩，糖价又降了，形成 “出口 - 增产 - 降价” 的好循环。

到了道光、咸丰年间，很多地方的县志里都写着 “婚丧嫁娶必用糖饼、糖枣”：结婚时男方送喜糖，办丧事时分丧糖，孩子满月要撒满月糖。

更有意思的是，那时候医书里开始出现 “嗜糖损齿” 的提醒。《验方新编》里说 “小儿多食糖，易生龋齿”—— 这种 “担心” 本身，就说明糖已经很普及了。

值得一提的是，清代主要是红糖的出口量最大，而白糖和冰糖作为高端商品，出口量虽然低于红糖，但价值很高。

真正的转折点，在晚清，鸦片战争后，西方的 “洋糖” 开始涌入中国。太古、怡和等洋商在香港、上海开糖厂，采用蒸汽机榨汁、真空熬糖等先进技术，做出来的白砂糖又白又细，价钱还比土糖低。

广东不少县志记载，自外洋以机器制糖，土糖业大受其挫，粤省糖廊倒闭者十之七八，蔗农多改种水稻的情况—— 传统糖寮因为效率低、成本高，几乎被洋糖打垮。

但讽刺的是，洋糖的冲击，让最普通的百姓第一次真正吃得起糖。以前只有年节能舔一口的糖，现在平时花两三文钱就能买一小包，给孩子解馋；就算是最穷的农户，过年也能买半斤糖，给年糕上色、提味。

糖的平民化革命，彻底爆发了。

中国人的反击：从 “湖北机器制糖局” 到民国

面对洋糖的冲击，中国人没有坐以待毙，1894 年，张之洞在湖北办了 “机器制糖局”，从英国引进蒸汽机、榨蔗机，请外国技师来指导。虽然因为管理差、成本高，只开了三年就停了，却放出了 “我们自己能做洋糖” 的信号。

后来，从南洋回来的华侨黄奕柱专门从事糖生意，通过日兴行到各地糖厂收购蔗糖，转手交易获利，一定程度上瓦解了西方资本对当地糖业流通的垄断格局。

到 1912 年民国成立时，全国已有三十多家机制糖厂，一年能产十几万石糖。虽然总量还比不上洋糖（当时洋糖占中国市场七成），但星星之火已经起来了。这些本地糖厂开始具备一定的竞争力，慢慢在市场上赢得了自己的份额。

到清末民初，在广东、福建等产糖地区，一斤白砂糖价格降至 15 到 20 文，仅相当于当地 3 斤大米的价钱，普通人家偶尔炒菜加一勺提鲜，煲粥加一勺调味，甚至让孩子吃个糖画解解馋。

一口甜，藏着千年文明，糖的普及，不只是改变了中国人的饮食，更融进了社会文化。

晚清以后，糖成了很多菜肴的调味必备：红烧肉要靠糖炒出 “糖色”，糖醋排骨要糖和醋按比例调，就连部分北方地区的饺子馅，也要加一勺糖提鲜中和咸味。

各地的特色小吃更离不开糖：北京的驴打滚（黄豆面裹红糖浆）、上海的松糕（糯米粉加白糖蒸）、广东的糖不甩（糯米丸蘸红糖酱）、四川的三大炮（糯米团裹黄豆粉与红糖）—— 没有糖，就没有这些流传到现在的美味。

更重要的是，糖成了 “情感载体”：喜糖象征婚姻甜蜜，春节的糖瓜是 “粘住灶王爷的嘴，上天言好事”，祭祀用的糖糕是对祖先的敬意。糖不只是甜，还装着中国人的祝福和礼仪。

回头看中国糖的千年历史：从唐代的药用珍品，到宋元明的贵族专享，再到清代的轻奢品，最后到晚清民国的家常调味。它见证了制糖技术的革新，贸易路线的扩张，社会阶层的变迁，更记着普通百姓舌尖上最真实的渴望。

来源：酱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