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修复历史：是技术赋能还是记忆篡改？

摘要：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它可以让残破的文献重现，让模糊的影像变得清晰，其“生成”与“修复”能力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重塑人类理解世界与感知历史的方式。当人工智能成为“重见历史”的技术介质，就可能在无形中扮演记忆选择的操作者和叙事重组的隐性介入者。然而，技术赋能并不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它可以让残破的文献重现，让模糊的影像变得清晰，其“生成”与“修复”能力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重塑人类理解世界与感知历史的方式。当人工智能成为“重见历史”的技术介质，就可能在无形中扮演记忆选择的操作者和叙事重组的隐性介入者。然而，技术赋能并不意味着历史真实性的自然延续，唯有在技术理性与文化反思协同共构的框架下，方能真正守护历史的纹理与人类的记忆自由。

原文：《守护历史的纹理与人类的记忆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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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持续推进“人工智能+”行动。人工智能的“生成”与“修复”能力，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重塑人类理解世界与感知历史的方式。随着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等四个部门对《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的联合发布，技术治理与信息边界规范成为社会关注的重点。人工智能不再只是提升效率的工具，而逐步演变为深度参与公共表达、介入文化想象与重塑历史感知的结构性力量。然而，历史从不是脱离时代的客观实物，而是与人类的认知结构、文化表达方式与集体记忆系统共生共构的存在。当人工智能成为“重见历史”的技术介质，它也可能在无形中扮演记忆选择的操作者和叙事重组的隐性介入者。或许，唯有在技术理性与文化反思协同共构的框架下，方能真正守护历史的纹理与人类的记忆自由。

使历史从“存在的痕迹”滑向“可能的版本”

历史从不是冰冷静止的遗迹堆叠，而是被感知、诠释并持续参与的动态过程。泛黄的纸张、裂痕斑驳的碑刻、影像中模糊的光影等印记不仅传递信息，更传递时间本身的触感。这些痕迹给人们一种“历史的在场感”，仿佛与久远年代的人和事短暂相遇。这些痕迹承载着岁月的摩擦，是历史的“皮肤”，是文本与影像中最为真实的部分。然而，当人工智能以“清晰”“完整”为目标介入修复工作时，这些时间的沉积往往成为首先被抹除的对象。算法在修复中所追求的是符合逻辑和美学的数据补全，是一种“最有可能如此”的再现，而非“曾经如此”的保存。正如游戏《黑神话：悟空》中对古代神话场景的数字复现，虽然其视觉冲击力令人惊叹，却也在某种程度上展现出一种经过高度计算的“理想古代”——它既熟悉又陌生，既逼真又虚构。历史影像和文献若在人工智能修复下朝着类似方向演化，便容易陷入对“理想历史”的建构，而非忠实呈现历史原貌。

从认知真实的角度看，人们理解历史并不只依赖内容，更依赖其被感知的方式。未经修复的手稿纸张的粗糙、字体的晕染、水渍的侵蚀，往往比文字本身更能唤起人们对过去的联想。这种“带着时间感”的历史不是精致还原的模型，而是带着岁月重量的残片和证据。当人工智能去除了“噪音”、重构了残缺，让一切变得清晰、规整，它也在无形中改变了人们与历史的关系：模糊被等同为缺陷，破损被视作障碍，历史被转化为一种光滑的视觉产品，而非一段沉淀与伤痕共存的真实记忆。这种偏差在影像修复中尤为明显——黑白照片不仅是技术限制的产物，更反映了当时的媒介特性、文化选择与时代风格。当颗粒感、灰度层次与曝光瑕疵被“技术优化”取代，历史便从一种特定时间与技术环境下的产物转化为经由现代计算逻辑生成的“视觉模拟”。技术赋予了历史新的观看方式，却也在不知不觉中重塑“真实”的标准，使历史从“存在的痕迹”滑向“可能的版本”。在这一过程中，我们理解的已不再是历史的本质，而是技术所塑造的幻象。

消解文化复杂性，磨平历史个性

人工智能修复不仅是对历史资料的整理与补全，更是对历史叙事的一次无形干预。其生成逻辑并不忠实于历史语境本身，而是基于算法模型、统计概率与当代审美取向进行选择与优化。在算法眼中，“合理”意味着符合技术规则与数据规律。人工智能填补破损的文字时可能默认采用主流语言习惯而将边缘语言排除在外；修复残破古籍时，它或许会以现代版式进行重构，从而消解手写文本的独特气息；为旧照片增色时，基于西方图像数据库建构起来的色彩体系也可能在无意识中取代了东方原生的视觉语言。然而，历史从不单凭文字或影像存在，它的书写方式、材料选择、色彩基调，都是文化自我表达的一部分。当人工智能以“最优化”的方式进行修复时，可能无意间抹去了历史原有的文化特质，使其更符合现代的感知习惯，却远离了历史最初的真实肌理。

更值得警惕的是，当修复标准趋向全球统一，历史的多样性也可能在技术的规整中悄然消散。人工智能以效率与一致性为导向，其运作天然倾向于规范化与普适化，进而导致修复结果朝向审美同质化的方向演进。历史资料在形式上变得更加清晰整洁，背后却是文化差异的削弱，甚至是某种“全球记忆图谱”的隐性成形。一段原本承载族群记忆的文本，一旦被技术按照“通用样式”处理，其原初的文化信息也将随之淡化。技术并非中立，它以逻辑和效率之名介入历史书写，其结果却可能是文化复杂性的消解与历史个性的磨平。当所有被修复的历史都趋向一种相似的“美化面孔”，我们看到的将不再是历史的多重视角，而是一个由算法统筹编排的单一世界记忆模板。在这一过程中，历史的“物理真实”被整齐替换，而文化记忆的原生态被技术合成所遮蔽。这种修复保留了历史的外形，却可能失去了它的灵魂。

记忆的主体性与多样性被技术逻辑重写

历史并非稳定可还原的事实集，而是被持续构建、选择与诠释的过程。从古代编年体到现代档案体系，历史记录始终受制于当下的政治格局、文化认同与知识权力结构。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指出，记忆并不是对过去的忠实再现，而是在社会关系中被组织和再生产的系统。在这一基础上，人工智能修复不再是一个中性的技术过程，而是主动参与记忆生产的历史“共同作者”。当人工智能决定哪些资料值得修复、如何修复、修复至何种程度时，它不仅介入了历史资料的外在形态，更介入了叙事本身的构建逻辑。某些内容因图像清晰或文本完整被优先还原，另一些则因“数据不充分”被搁置遗忘。修复的本质因而不只是复原，更是一种筛选机制，它重新定义了哪些记忆应被保留、哪些被延后，哪些可以公开、哪些应当静默。这种可见性的分配不再基于史料价值，而取决于技术操作性、传播效率与接受度。修复表面上恢复了“完整”，实则重绘了观看路径，使历史结构顺应算法逻辑与主流文化的期待。

其中，人工智能更深层的角色是记忆权力的代理人。在算法主导的信息系统中，历史叙事的机制已发生转变：从由学者与档案员构建的知识系统，转向由工程师与平台设定的“叙事参数”。科技公司作为“算法主人”，拥有重新定义过去可见度的能力。它们决定哪些图像被增强、哪些文字应识别、哪些版本适用于“公共记忆”的框架。当这种能力与商业、政治或意识形态利益交汇，修复可能成为“历史治理工具”。政治敏感的影像可能被“技术性失焦”，私人信件也可能因不符模型范式而被“自动排除”。这将“是否能看见历史”变为“是否被允许看见”。同时，算法修复也导致历史认知滑移，使解释性工作变为模型输出。人工智能可增强图像、补全文字，却无法识别创伤记忆的伦理边界，也无法理解残缺作为记忆的一部分。记忆的权属也由见证者、研究者转移至能“编码记忆”的平台与机构。它们掌控修复的尺度与入口，使历史成为可筛选与管理的信息集。最终，历史不再自证其真，而需经由技术再现“合法化”；记忆不再以集体经验为核心，而以视觉标准和传播效率为目标。在这样的转向中，历史的形态仍在，记忆的主体性与多样性却已被技术逻辑悄然重写。

守护——技术规范与伦理约束的平衡

人工智能可以让残破的文献重现、模糊的影像变得清晰，使被时间侵蚀的史料重新焕发生命力，但技术赋能并不意味着历史真实性的自然延续。相反，在技术介入中，历史的形态、内涵与社会记忆建构方式都在悄然变化。历史修复不仅是技术补全，更是一种选择：哪些史料值得修复、哪些细节应被恢复或淡化，这些决定影响着公众的历史认知与社会记忆的走向。正如历史学家皮埃尔·诺拉提出的“记忆之场”所言：记忆并非被动存储，而是在不断的社会互动与权力运作下被重塑。人工智能修复某段历史实际上也在影响社会如何理解这段历史，而这种影响往往取决于技术开发者、文化机构与政策制定者的价值取向。若缺乏伦理边界，修复就可能从保护变为改写，沦为“再演绎”而非“再现”。因此，应设立严格的伦理审核机制，确保修复目标是保护历史，而非出于商业、美学或意识形态需要进行选择性构建。技术可以重塑影像，但不应重塑历史；可以补全细节，但不能填补事实。只有在伦理框架中，人工智能修复才能真正服务于历史的延续，避免成为操控记忆的隐性手段。

透明机制亦不可或缺。当前，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等四部门联合发布了《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推动显著标识与分类管理，强化技术责任与公众知情权。在信息过载背景下，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具备更强的传播力，更易被误认为“未经加工的历史”。例如，一段着色的旧影像若无推测标注，可能覆盖对黑白时代的真实记忆；一份经人工智能润饰的史料文本，若不呈现原貌，也可能在无形中替代原始信任。为此，技术开发者有责任嵌入清晰的标注机制，确保公众在接触人工智能修复内容时能够区分原始与生成、事实与预测。同时，修复项目应当保留前后版本的可查阅路径，使每一次技术介入都具备可追溯性、可批判性与可反思性。然而，更深的守护来自公众的历史素养。技术是否成为操控工具取决于受众是否具备足够的辨识力，不仅包括史实知识，更包括对图像真实性、生成逻辑与技术边界的认知。唯有当人们不将“更高清”视为“更真实”，不将“更流畅”误认作“更可信”，历史主体性方能在技术浪潮中保持清醒。

因此，人工智能修复的未来，不仅是算法路径的优化，更是文化责任的重塑。它不应成为记忆治理的隐性手段，而应成为人类维护历史多样性、复杂性与开放性的工具。在“还原”与“塑造”之间、在“可见”与“应见”之间，人工智能修复应始终站在保护真实性与激活社会记忆的立场之上，方能真正延续历史的生命，而非将其格式化为一个被计算定义的“过去版本”。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947期第6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本期责编：潘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