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老李住在我家对门已经有三十多年了。我记事起,他就一个人住在那间三楼的老房子里,单元门口的门铃上只有他一个人的名字:李国栋。
老李住在我家对门已经有三十多年了。我记事起,他就一个人住在那间三楼的老房子里,单元门口的门铃上只有他一个人的名字:李国栋。
“你又送饭啊?”楼道里碰见王大妈,她拎着垃圾袋,身上还带着一股刚炒过辣椒的味道。
“嗯,老李这两天吃不下饭,医生说要多喝点汤。”我晃了晃手里的保温桶。
“你这么忙还管他,他家那几个儿女却一个影子都看不见,真是…”王大妈摇摇头,还想说什么,但楼上有人下楼的脚步声,她犹豫了一下,最后只是叹了口气,提着垃圾下楼了。
老李的门上至今还贴着2018年的福字,边角已经卷了起来,但他从不揭掉。敲门后,里面响起一阵拖鞋踢踏的声音,然后是钥匙转动的声音,老李打开了门。
“又麻烦你了,”老李的脸色比上周更差了,灰白的头发凌乱地搭在前额,身上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格子衬衫,“进来坐坐吧。”
我端着保温桶进去,老李的房子和往常一样,电视开着,但声音调得很小,几乎听不见。茶几上放着几个药瓶和一杯水,旁边是一份折起来的报纸,上面的日期已经是上个月的了。
“今天感觉怎么样?”我一边把保温桶放在桌上,一边问。
“老样子。”他走到窗边摆弄着一盆仙人掌,那是小区里唯一一盆能在他手里活过三年的植物。
我打开保温桶的盖子,倒了一碗鸡汤。“趁热喝吧,对身体好。”
老李点点头,慢慢地坐到桌边,但没有马上喝汤。他看着窗外,那里什么特别的景色都没有,只有对面楼栋的墙和几扇窗户。
“萱萱今年上初三了吧?”他突然问。
“嗯,下学期就要中考了。”提起女儿,我的声音里有掩不住的骄傲。
老李笑了笑,那笑容让他的脸上多了几道皱纹。“时间过得真快啊,我记得她小时候…”他的话没说完,咳嗽打断了他。咳嗽声很重,整个人弯下腰去,脸色涨得通红。
我赶紧拍拍他的背,递给他水杯。几分钟后,咳嗽才慢慢停下。
“老李,你这病不能再拖了,明天我陪你去医院复查吧。”
他摆摆手,“不用了,医生都说了,这病…没治了。”
我想说些什么,但老李突然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皱巴巴的信封,递给我。“小刘,我想请你帮个忙。”
信封上写着一个名字:李明辉,下面是一串电话号码。
“这是我儿子,你能帮我联系他吗?”老李的声音很平静,就像在谈论天气一样。
我愣住了。三十年来,我从未听老李提起过家人,更别说儿子。小区里有传言说他年轻时犯过什么事,被家里人断绝了关系,也有人说他打过老婆,孩子们恨他。但这些都只是传言,没人真正知道老李的过去。
“你…有儿子?”我小心翼翼地问。
老李低头喝了口汤,像是没听见我的问题。“电话号码可能已经换了,地址应该还是那个。麻烦你跑一趟,不用说我病了,就说…我想见他一面。”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只能点点头。
离开老李家时,电梯里有股消毒水的味道,最近因为疫情反弹,物业又开始每天消毒。我盯着信封上的地址:横河镇建设路76号。那是县城边上的一个小镇,开车大概需要一个小时。
周末,我借口去看客户,开车去了横河镇。建设路不难找,是镇上的主要道路之一。76号是一栋三层小楼,一层是家五金店,门口堆着各种水管和电线。
一位戴着老花镜的中年妇女正在柜台里算账,看到我进来,抬头问:“买什么?”
“我找李明辉。”我说。
妇女的眼神立刻变得警惕起来:“你找他干什么?”
“我是…他父亲的邻居。”
“他爸爸?”妇女放下笔,摘下眼镜,上下打量着我,“他爸爸让你来的?”
我点点头,拿出那个信封。妇女看了一眼,嘴唇抿得紧紧的,然后冲着楼上喊:“明辉!明辉!有人找!”
几分钟后,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走下楼来。他穿着一件褪色的T恤和运动裤,手上沾着机油,显然刚才在修理什么东西。他和老李长得很像,尤其是眉毛和眼睛,但更加结实,脸上的线条也更加坚硬。
“你是?”他擦了擦手,问道。
我简单地介绍了自己,然后说明来意:“你父亲想见你一面。”
李明辉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变化,就像我告诉他今天天气不错一样。“他还好吗?”
“不太好,”我犹豫了一下,还是说了实话,“他生病了,可能…时间不多了。”
李明辉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知道了,谢谢你来告诉我。”
就这样?我有些困惑,这个儿子对父亲病重的消息竟然如此冷淡?
似乎看出了我的困惑,李明辉叹了口气:“他一个人住了这么多年,现在突然想见我,是不是有什么东西要交代?”
我摇摇头:“我不知道,他只是说想见你一面。”
李明辉的妻子——刚才那位妇女——插话道:“你别去!当初他是怎么对你妈的,你都忘了?”
李明辉没有回应妻子,只是问我:“他什么时候走?”
我愣了一下才明白他在问什么:“医生说…可能就这个月了。”
李明辉点点头:“我会去的,但不是现在。”
离开五金店时,我心里五味杂陈。这对父子之间究竟发生过什么?为什么老李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才想起联系儿子?为什么他的儿子知道父亲将死,却说”不是现在”?
回去后,我没有立即去见老李。直到三天后的晚上,我才敲开了他的门。老李似乎瘦了一圈,脸颊深深地凹了进去,但他看上去精神还算不错,甚至还刮了胡子。
“你见到明辉了?”他一眼就看出来了。
我点点头:“见到了,他说…他会来看你。”
老李的眼睛亮了一下,随即又暗了下去:“他会来的,我知道。”
接下来的日子,老李的状况时好时坏。有时候他能下楼散步,有时候连起床都困难。医院的医生来过几次,都是摇头叹气地离开。我每天都会送饭过去,有时候坐下来陪他聊天。慢慢地,我从老李断断续续的话语中,拼凑出了一个故事。
三十年前,老李在县城开了一家小饭馆,生意不错。他有一个妻子和两个儿子。大儿子李明辉当时十四五岁,小儿子才七八岁。厨房的招牌菜是老李亲手做的红烧肉,据说县长都专门来吃过。
“那时候每天都忙得很,早上四点起来采购,晚上十点多才收工。回家的时候孩子们都睡了,第二天出门的时候他们还没醒。”老李看着天花板说,“日子倒也过得顺当。”
但好景不长。九十年代初,他和一个酒桌上认识的朋友合伙投资了一个项目,把饭馆的积蓄和借来的钱全都投了进去。结果那个所谓的朋友卷款逃跑了,老李一夜之间从老板变成了负债累累的债务人。
“当时欠了二十多万,在那会儿可是天文数字。”老李的声音变得嘶哑,“催债的天天上门,有一次差点把我打死。妻子受不了了,带着小儿子回了娘家,再也没回来。”
大儿子李明辉留了下来,辍学帮父亲干活还债。他们搬出了原来的房子,住进了城边的一间破屋子。那几年,父子俩靠打零工、卖小吃勉强度日,一点一点还着债。
“最艰难的时候,一天只吃一顿饭。明辉有时候饿得头晕,却把自己的那份留给我。”说到这里,老李的眼睛湿润了。
日子虽然艰难,但在老李看来,父子同心,终究能熬过这段苦日子。直到有一天,他发现家里的钱少了五百块。那是他们好不容易攒下来准备还债的钱。
“我以为是明辉拿的,那段时间他总和一些不三不四的年轻人混在一起。我…我打了他,很重。”老李停顿了一下,声音颤抖,“后来才知道,钱是我喝醉酒后自己拿去赌了,全输光了。”
那一顿打成了压垮父子关系的最后一根稻草。第二天,李明辉离家出走了,只给父亲留了一张纸条:“我去找妈妈和弟弟,你自己保重。”
此后,老李靠着各种方式,慢慢还清了债务,也联系上了前妻和小儿子。但前妻已经改嫁,小儿子认了继父。至于大儿子李明辉,他找了很久都没有消息。
“后来我听说他去了横河镇,但我不敢去找他。”老李摇摇头,“我对不起他,是我亲手把他推开的。”
我想起李明辉那张没有表情的脸,和他说的”不是现在”。我不知道该怎么安慰老李,只能沉默地听他讲述。
老李病情恶化得很快。半个月后,他已经下不了床了,连说话都很费力。医生建议送他去医院,但老李坚持要在家里。
“我还在等儿子来,”他气若游丝地说,“他答应过会来的。”
又过了三天,周六的早上,我正准备去老李家送早饭,电梯门打开,一个陌生男人站在里面。他四十多岁的样子,穿着一件深色夹克,手里提着一个塑料袋。
是李明辉。
“你来了,”我说,“你爸病得很重,医生说…”
“我知道,”他打断我,“我昨晚就到了,在医院问过了。”
我惊讶地看着他:“你昨晚就来了?为什么不直接去见你爸?”
李明辉苦笑了一下:“三十年没见,我需要…准备一下。”
我带他到老李家门口,敲了敲门,没人应。用钥匙开门后,我们发现老李蜷缩在床上,面色苍白,呼吸微弱。
“爸,”李明辉轻声叫道,“我是明辉,我来看你了。”
老李缓缓睁开眼睛,看到儿子的那一刻,他的眼睛亮了起来,干裂的嘴唇颤抖着,似乎想说什么。
李明辉在床边坐下,握住父亲的手:“不用说话,我都知道了。”
我悄悄退出房间,关上门,给他们父子留下私人空间。大约一个小时后,李明辉出来了,眼睛红红的。
“他睡着了,”他说,“医生说他撑不了多久了。”
我点点头:“你…还好吗?”
李明辉深吸一口气:“三十年了,我以为我早就不恨他了,但见到他的那一刻,我才知道,恨从未离开过。”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泛黄的照片,递给我。照片上是一家四口:年轻的老李,他的妻子,还有两个男孩。“这是我唯一留下的家庭照片,我妈妈去世前给我的。”
“你妈妈…去世了?”我小心地问。
“嗯,十年前了。她临终前告诉我,当年离开不仅仅是因为债务,还因为我爸那段时间开始赌博,脾气暴躁,经常动手打人。”李明辉的声音很平静,“但她也说,我爸本质不坏,只是那段时间走错了路。她让我有机会要去看看他。”
“那你弟弟呢?”
“他在南方,有自己的家庭,不愿意和过去有任何联系。”李明辉摇摇头,“我理解他,毕竟他的记忆里只有黑暗的部分。”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只能沉默。李明辉继续说:“我昨晚在医院值班室睡的,脑子里全是过去的事。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原谅他,但我知道如果不来见他最后一面,我会后悔一辈子。”
他从塑料袋里拿出一个保温盒:“我煮了红烧肉,按照他当年饭馆的配方做的。他那时候总说,等我长大了要把配方传给我,让我接他的班。”
后来的几天,李明辉请了假,住在了父亲家里。白天我去上班,晚上下班后会去看看他们。老李的状况越来越差,大部分时间都在昏睡,偶尔清醒时,也只能说几句简单的话。
但每次我去,都能看到李明辉坐在床边,有时候读报纸给父亲听,有时候只是静静地陪着。有一次,我看到他在给父亲剪指甲,动作很轻柔,就像父亲当年照顾他那样。
一周后的深夜,我接到李明辉的电话:“我爸…走了。”
第二天早上,我去了老李家。李明辉正在收拾父亲的遗物。老李的东西很少,几件衣服,一些日用品,几本旧书,还有一个上了锁的小木箱。
“我找不到钥匙,”李明辉说,拿起那个小木箱。箱子不大,也不重,摇晃时里面有东西撞击的声音。
我想起老李生前经常摆弄的那个抽屉:“可能在床头柜里?”
李明辉打开床头柜的抽屉,里面除了药瓶和一些零碎物品外,还有一把小钥匙。钥匙打开了木箱,里面是一沓照片和一个笔记本。
照片是李明辉从小到大的各个阶段:上学的第一天,少年时代的学校合影,甚至还有一张看起来是高中毕业的照片。
“这…这怎么可能?”李明辉震惊地翻看着这些照片,“我离开后就再也没见过他,他怎么会有这些照片?”
我也很惊讶。老李从未提起过他如何获得这些照片。
李明辉翻开笔记本,那是一本日记。他随机翻开一页,读了起来:
“今天是明辉的生日,他应该30岁了。我在小区门口看到一个年轻人,和他小时候长得很像,忍不住跟了几条街,最后发现认错了人。回家后喝了一瓶白酒,醉得不省人事。明天头一定会很疼。”
李明辉的手开始颤抖,他继续翻页:
“昨天在报纸上看到横河镇一家五金店获得了’诚信经营’奖,老板叫李明辉。我不知道是不是我儿子,打了好几次电话过去,但都没敢说话就挂了。如果是他,我为他感到骄傲。”
“今天去医院检查,医生说肺癌晚期了,最多还有三个月。我想见明辉一面,但不知道该怎么开口。三十年了,他会原谅我吗?”
笔记本上还有更多的内容,李明辉没有继续读下去。他合上本子,眼泪终于落了下来。
“三十年,”他轻声说,“他一直没有忘记我。”
木箱底层还有一个信封,李明辉打开它,里面是一张房产证和一张银行卡。房产证上的房子就是老李现在住的这套,银行卡附带的纸条上写着密码,下面是一行字:“给明辉,这是爸爸唯一能留给你的了。”
“傻老头,”李明辉擦了擦眼泪,“我不需要这些…”
整理完父亲的遗物后,李明辉决定把老李安葬在县城的公墓里,就在他母亲的旁边。“他们争吵过,分开过,但最终还是应该在一起。”李明辉说。
葬礼很简单,只有少数几个邻居和我参加了。站在父亲的墓前,李明辉说的最后一句话是:“爸,我原谅你了,希望你在那边也能原谅自己。”
送走老李一周后,李明辉回到了横河镇。临走前,他把老李的房子钥匙给了我:“房子我不会卖,也不会住,就当是留个念想吧。偶尔帮我看看,别让它太冷清了。”
几个月后,我收到了一个包裹,是李明辉寄来的。包裹里是一本相册,收集了老李生前的一些照片,还有李明辉一家的近照。相册的扉页上写着:“再长的路,也有尽头;再深的恨,也有和解的一天。——谨以此念亡父。”
我把相册放在了老李家的书架上。偶尔过去开窗通风时,我会翻翻这本相册,想起那个固执的老人和他那段被埋藏了三十年的父爱。
窗台上,老李种的那盆仙人掌依然顽强地生长着,甚至开出了一朵小小的黄花。
来源:小马阅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