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怎么看病

摘要：医疗是非常重要的民生问题，古人已经很有卫生意识了，但没有人能保证一辈子都无病无疾。一旦生病，能否看得起病，就是人们最关注的现实问题。而这一问题，也被历代统治者高度重视。

医疗是非常重要的民生问题，古人已经很有卫生意识了，但没有人能保证一辈子都无病无疾。一旦生病，能否看得起病，就是人们最关注的现实问题。而这一问题，也被历代统治者高度重视。

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在古代普遍存在。古代医者的医术参差不齐，大多医者水平有限，医术好的郎中看诊的价格一般也很高，名医更是可遇而不可求。另外，要看好病必须长期吃药，这就意味着一笔长期持续的开销。因此，看病费用对古代大多数家庭来说，都是一笔不小的负担。寻常人家生病，若非危及性命，一般情况下都是能扛就扛，不去就医。

历代统治者对这一点很早便心知肚明，因此历朝都设有相应的免费医疗制度或临时性政策，来解决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

早在周朝，朝廷就设有“掌养万民之疾病”的“疾医”一职，但因疾医数量少，难以涵盖万民，因此更为常见的方法就是朝廷赐药。尤其是在遭遇瘟疫和重大流行性疾病的时候，朝廷往往会通过赐药于民的方法，来保障百姓的医疗权益。

赐药是历朝施行的一种仁政，从秦朝到清朝的史料中，都可见朝廷赐药的相关记载。例如《汉书》记载，西汉元始二年（2年），全国多地发生旱灾及蝗灾，当时掌权的王莽便以汉平帝的名义赐药给灾民，并提供相应的医疗服务。南宋绍兴十六年（1146年），京师发生疫病，宋高宗派出翰林院医官，免费给京城内外的百姓看诊并分发药品。除了朝廷，地方府衙也会不时为辖区内的百姓提供免费医疗服务。

魏晋南北朝时期，乱世纷争，战争频仍，百姓的医疗更成了突出的大问题。北魏朝廷尤其重视医疗问题，于是创造性地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面向基层的政府性医疗机构——“别坊”。前朝虽然也有为百姓提供免费医疗的机构，但多是临时性的。别坊则不同，它是专为穷人提供医疗服务的常设机构，而且医药费用全部由朝廷来负担。

为保障别坊医疗人员的医术水平，北魏朝廷还设立了医者的分类考核制度，按诊疗水平的等次给予不同的奖惩。这同样是历史上的一项创举。

然而，北魏的别坊只针对京畿地区，对于边远地方的百姓，就只能通过分发朝廷医署精编的“医疗手册”来进行基本的医疗辅助。显然，这种方法所能提供的帮助微乎其微。

到了唐朝，随着各方面国力的增强，医疗卫生机构也相应完备起来。为了更好地在百姓生活中普及医药卫生常识，开元十一年（723年），唐玄宗“亲制广济方颁示天下”。考虑到一部分百姓家里买不起笔墨，无法抄写医方，皇帝还下诏，在地方乡间要道处都要公示医疗卫生知识。

不仅如此，唐朝还以立法的形式来规范医者的职业行为，保障医疗水平。“诸医违方诈疗病，而取财物者，以盗论”，就是说医者若有因财而诈称患者病情严重的，以盗窃罪论处。这是针对有意为之的情况，无意的误诊误判也同样会有法律惩处。如此一来就大大保障了百姓的基本医疗权益。

由个体经营的药店，古时很早就已经出现了，到了北宋，开始出现官方开办的药店。官办药店专为百姓提供价格低、疗效好的成药，受到百姓欢迎。

北宋熙宁三年（1070年），在宰相王安石推动的新法之中，新实施的“市易法”将药品纳入国家专卖行列。当时设有合剂局、太平惠民局和施药局等官办药店，不仅为民售药，也提供一定的诊疗服务。

不单是医药，宋朝还设置了保障贫困百姓就医的安济坊。这安济坊与我们所熟知的东坡先生也有一段渊源。元祐五年（1090年），苏轼正任杭州通判，当地疾病流行，为了给穷人就医提供方便，苏轼领头在当地建起了病坊，名为安乐坊。崇宁二年（1103年），安乐坊由官府接管，更名为安济坊。此后，安济坊这类带有慈善性质的医馆纷纷在地方建立。明清所设立的养济院也是由此演化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