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远去，中国崛起……

摘要：极力吹捧胡适的人是想干啥呢？在对胡适的评价方面，现在网上好像有股势力，或者说有那么些人，简直是怀着极度的热忱，要把胡适捧到一个超级高的位置上去。讲真的，这种势头很是可疑，就像一只突然冒出来的怪鸟，让人忍不住想探究它的来路。他们老是拿胡适在早期新文化运动中的贡献

极力吹捧胡适的人是想干啥呢？在对胡适的评价方面，现在网上好像有股势力，或者说有那么些人，简直是怀着极度的热忱，要把胡适捧到一个超级高的位置上去。讲真的，这种势头很是可疑，就像一只突然冒出来的怪鸟，让人忍不住想探究它的来路。他们老是拿胡适在早期新文化运动中的贡献当基本依据，还总是搬出胡适说过的话，来证实胡适有多了不起。这股势头仿佛是要把胡适抬高到近代中国文化第一人的高度，就像要把一只普通的鸟吹嘘成凤凰一样。

这些人或者这种做法的一个动机就是给当年的所谓民国招魂。新中国成立之后，胡适受到了严肃批判。也许当年的某些批判在细节上有点过头，有点粗糙，但从本质上讲，对胡适的总体评价还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新中国从来没有否定过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的贡献，不过也就仅此而已。他极度推崇美国，对杜威的实用主义深信不疑，对于西方所谓的民主也是极力颂扬。然而，在抗日战争期间，他的投降主义主张从未放弃，他反对全民族的抗日斗争。在他看来，和平才是第一位的，民族的存亡反倒成了其次，这就好比一个人在房子着火的时候，不去救火，却在担心房子里的花瓶会不会碎掉。

曾经有一段时间，历史虚无主义特别猖狂。他们否定中国革命，否定中国共产党，否定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那时候他们的气焰十分嚣张。为此，他们不惜为腐朽反动的国民党反动派招魂，拼命鼓吹所谓民国的风采。可事实表明，那个所谓的民国，不过是个半殖民地半封建、被帝国主义肆意蹂躏、让中国人民饱受深重苦难的地方，就像一片荒芜的沙漠，没什么值得称道的。

历史虚无主义者遭到了中国人民的迎头痛击，他们曾经嚣张的气焰被打压下去了一些。但是他们可不会就此罢休，还想着卷土重来。这次，他们找到了胡适，把胡适当作他们让旧中国“还阳”的工具。不过，这种疯狂的叫嚷肯定是不会得逞的，就像一只蚂蚁想撼动大树一样。

新文化运动本身是相当复杂的。对于当时面临帝国主义瓜分威胁的旧中国来说，很多知识分子都呼吁要做出改变，特别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糟粕部分要进行批判和抛弃，这在某种程度上是正确的、合理的。但是，要解决中国面临被列强瓜分的威胁，仅仅从文化上进行所谓的改变或者变革，显然是不够的。最终，中国必须经历一场疾风骤雨般的革命，才有可能让中华民族获得真正的独立，中国人民获得真正的解放。

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提倡了某种进步，批评了某种落后，这一点无可厚非。然而，当新文化运动遇到十月革命之后，陈独秀、李大钊等先进的知识分子准备接受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迎接中国庶民进行伟大革命的时候，胡适就不干了。他主张所谓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如今，那些极力吹捧胡适的人，还拿胡适当年的这句话，当作胡适的正面形象。可是，胡适所谓的少谈些主义，就是要那些先进的知识分子不要宣传马列主义，更不要运用马列主义来探寻中国革命的道路。至于多研究些问题，那得看研究什么问题，是只研究胡适所关注的学术问题，还是研究解决中华民族获得独立自由的问题呢？胡适对后一类问题大概是没什么兴趣的。

大师远去，中国崛起！民国时代的大师胡适之流，在中国人民的苦难史上兴风作浪，还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丑态百出。中国人民清醒过来之后，胡博士的博士帽就成了笑柄，就像一个吹破了的气球。

西方想给中国捧出个“莫大师”，可惜中国人民根本不买账。某些人中国人也曾经捧出了一个季大师，靠一本《牛棚杂忆》名声大噪，财源滚滚。可惜昙花一现之后，就父子反目成仇，众叛亲离，惹出一场没由头的官司来，成为了众矢之的，遭到千夫所指，万人唾骂，钉在历史的耻辱柱子上了。

我们需要真正的大师，比如钱学森先生、黄旭华先生等。只有对国家、民族有巨大贡献，忠心耿耿、精忠报国的人，才是人民崇敬的大师。

中国的大师，绝对应该是人民心中的英雄，是人民口碑中的爱国精英，而不是被洋人扶植起来的傀儡。

同样，对民国所谓大师的评价标准应该只有一个，那就是在抗日战争中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在民族危亡的时候，只会空谈误国的所谓民国大师，虽然他们自己都过得很不错，活得很滋润，八面玲珑，手眼通天！

但是，他们对中华民族有什么贡献呢？他们拯救国家了吗？他们不过是独占知识、独善其身罢了。当时人民普遍文化不高或者没文化，所以有些文化人，甚至出国留学人员，就自以为自己是大师了。

比如情场裱糊匠胡适大师，何尝又不是这样的高人。霞飞坊的留声机播放着《菩萨蛮》，江冬秀在厨房切着茭白。胡大师西装内袋还装着夫人亲手绣的鸳鸯帕——这戏码他演了三十年。黄包车拐进静安寺路小巷，车窗突然伸出半截像藕一样的手臂，丹蔻鲜红得就像北平学生血书上的印泥。

“小曼啊...”他摸着那手腕上的翡翠镯子，想起上月在志摩婚礼上递过去的烫金帖子。徐诗人捧着陆小曼就像捧着一尊唐三彩，全然不知这美人瓶早被胡博士摩挲得起了包浆。美国女记者韦莲司的来信此刻正在大使馆密码箱里锁着，与对日妥协方案的公文叠在一起，信纸上“亲爱的Su”字迹被汗水晕开，像化了的胭脂。

六国饭店的舞池里，胡适大师搂着某位总长夫人旋转时，忽然对记者叹道：“我国女子最伟大之处，在于肯替丈夫补袜子。”第二天《申报》果然刊登了《胡适之先生谈新贤妻主义》，配图是他前天半夜从饭店侧门溜出的背影，呢帽压得比道德底线还低。

卖国株式会社。1935年华北告急时，胡董事长在《独立评论》上拨着算盘：“战必败，败必亡，不如作价而沽。”那算珠拨得噼里啪啦响，惊动了南京紫金山上的花岗岩。汪精卫读罢拍手称赞，转头对陈璧君说：“胡适之算账，比皇军参谋本部还精细三分。”

等到珍珠港的炮火映红华盛顿夜空，我们的大使先生正忙着阻拦《租借法案》的军火列车。他握着日本驻美大使野村吉三郎的手解释：“东亚共荣嘛...”这话说得太急，把雪茄烟灰抖在了宋美龄寄来的求援信上。后来美国档案解密，人们发现1942年援华物资延迟的公文上，总有“H.S.”字样的铅笔批注——恰似他写给情人们的密信署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