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经过几轮博弈,美国对华畸形关税已沦为“数字游戏”。结合特朗普政府近日的行动来看,其意图仍是通过外交孤立、经济胁迫、贸易管制等多重手段围堵中国。关税、贸易拉锯战背后,实质上也是两大经济体在产业体系韧性、社会稳定性、技术创新能力等关键领域的深层较量。就目前而言,中
IPP评论是国家高端智库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IPP)官方微信平台。
导语:
经过几轮博弈,美国对华畸形关税已沦为“数字游戏”。结合特朗普政府近日的行动来看,其意图仍是通过外交孤立、经济胁迫、贸易管制等多重手段围堵中国。关税、贸易拉锯战背后,实质上也是两大经济体在产业体系韧性、社会稳定性、技术创新能力等关键领域的深层较量。就目前而言,中国应着眼于哪些领域,为可能的一系列外部风险提供长期稳定的“护城河”?
IPP研究员林辉煌认为,中国应对关税战有两大底气来源,一是总体工业生产能力这一“发动机”;二是乡村体制这一“稳定器”。其中,中国的总体工业生产能力作为基础性优势,能够降低成本并保持全球供应链依赖;而乡村体制作为一种弹性机制,能够帮助消化城市化和全球化进程中的风险,保障社会稳定。他强调,中国要充分发挥自身比较优势,这样一来,不管外部环境如何变化,我们自可岿然不动。
中国的总体工业生产能力
这次特朗普挑起的关税战,实际上跟每个人是息息相关的。比如广东作为贸易大省,外贸依存度60%多,受到关税战的影响是相当大的。不管做哪个领域的研究,对关税这个重要的问题都得有一些把握,否则很多研究判断也很难做好。我们说要做战略研究,战略研究就需要迅速掌握那些重要事实,这样才能做出准确的战略判断。包括关税在内的经济体制对于所有研究都是基础性的,所有的社会科学研究都跟它有相关性或者会受它影响。
我认为,中国的核心竞争力之一是它的总体工业生产能力。总体工业生产能力是一个国家经济的底盘,特别是对于大宗工业产品的生产能力,它是不可替代的。这种能力的可怕之处在于,它可以把工业生产的成本降到极低,所以一些开始很贵的东西,只要中国一生产,就可以变得很便宜。
2024年,我国全部工业增加值完成40.5万亿元,制造业总体规模连续15年保持全球第一。图源:新华社
总体工业生产能力是应对外部世界风险最重要的稳定器,外部世界再怎么变,我们的工业生产能力在这里摆着,其他国家很难完全离开我们。尤其是中高端制造业,它对我们供应链的依赖程度是非常高的。换句话说,在全球范围,很少有几个国家拥有中国这样的总体工业生产能力,这就是苹果很难完全将供应链从中国撤出的原因。
总体工业生产能力不仅具有基础性,还具有民生性。所谓的民生性是什么?我们可以不用高端产品,但是我们日常生活中需要用到各种普通的工业产品,像塑料、电器、服装、家具。每个人都需要这些工业产品。从这个意义上讲,传统工业还具有跨周期性,在其他行业受到市场剧烈波动的情况下,传统工业(尤其是食品工业)反而能够保持稳态,这也是经济安全的一个体现。
第137届广交会开幕。本届广交会参展企业约3.1万家,其中出口展参展企业首次突破3万家,吸引超20万名境外采购商预注册。图源:新华社
我们经常有一种“创新焦虑”,老是觉得我们没有创新能力,尤其是没有原始创新能力。当然,对原始创新也要有紧迫感,但是更重要的是维护好创新的底盘,也就是总体工业生产能力。我们能够把大部分工业产品做到成本更低,质量更高,这实际上也是重要的创新——应用层面的创新,甚至是更为重要的创新能力。
中国强大的总体工业生产能力,建立在整个产业链的完整性和成熟度基础之上,也由此培育了大规模的技能人才。这些技能型人才,不是三两天就可以培育出来的,也不是一两家企业花多少钱就可以买来的。它是一整个人才池子,长期浸泡在整个产业链之中,产业技能就是这样被不断训练出来的,大量的创新就是在这里萌生的。这些人才大量聚集在长三角和珠三角,因此很多制造业企业都会选择留在这些地方。
目前,我国技能人才总量超过2亿人,高技能人才超过6000万人。图源:新华社
原始创新当然非常重要,但是它的成本极大,风险极大,我们要投入资源,但是更要注重应用层面的资源投入。因为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还处在关键的发展爬坡阶段,要更重视在应用层面提升总体工业生产能力,也就是我们反复说的“发展极在政策上要优先于创新极”。在规划整个经济体的发展重心,以及整体经济政策时,要对创新要有清醒的判断,要更多回应应用级别的创新,把这个做到极致,也可以“所向披靡”了。
这样的话,我们跟美国竞争的时候,是有比较优势的。中央说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其实就是这个意思,我们把自己的优势打磨的足够好,人家就离不开你。
二战以来,我们迅速进入一个全球化的时代,而国际贸易的增长是整个全球化最重要的推动力之一。经济全球化是什么意思?就是让各国专注于做自己最擅长的产业分工,分工以后最大的好处就是降低整个经济体系的成本。术业有专攻,每个人把自己擅长的领域做到最极致之后,就有可能同时实现成本最低和质量最好。
霍华德·马克斯说,全球化经历了25年的黄金期,美国耐用品的实际价格下降了40%,所以它是全球化的受益者。全球化不仅压低了通胀,也让所有美国家庭都能够以低价获得高质量产品。低价和高质量产品,评价产品竞争力的核心就是这两个指标。
路透社与益普索联合发布的最新民调显示,
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全球多国商品全面加征关税的政策引发民众广泛担忧。图源:新华社
大家都说中国在价格上太卷了,我认为这完全不是问题,价格低本身是优势,关键是能否同时做到高质量。如果我的质量跟你一样,我的价格比你低,我还能活下去,那说明我更有竞争力。现在流行说质价比,就是同时强调质量和价格。
美国的关税战想要什么?想要通过关税抬升,建立经济壁垒,然后回到所有事情都我自己做的“小国寡民时代”,这是典型的孤立主义和地方主义。实际上,要回到这种孤岛是不经济的,也不科学。美国能够在高端领域去创新,实际上也是因为其参与全球的经济分工;中国可以在应用级别做到最好,这也是一种经济分工。不是说美国不能搞制造业,其实美国也有很多很强的制造业,只是说它没有必要啥都做。美国想活成中国的样子,不现实。
我们还是要拥抱全球化,但是我们也看到现在地方主义和民粹主义越来越盛行,这反映的是什么问题?反映了当前全球经济秩序依然有问题,大家对现有的经济分工和利益分配秩序是不满意的,认为自己如果继续这种分工,分到的利益是不公平的。发展中国家经常抱怨自己老是停留在做低端的东西,在整个经济利益的分配中大头都被那些发达国家拿走了,而自己始终停留在低度发展阶段。现在美国也不满意,它分配到高端经济利益,觉得还不够,还想要制造业回流,消除贸易逆差。
美国这样做当然是违背规律的,但是这也从某种角度反映了全球各地孤立主义的情绪,所以我们要去反思的是,从全球治理角度上看,如果有一天中国成为全球化的引领者,该如何去构建一个更合理的全球经济秩序?我们的研究,是可以去回应这个问题的,为中国的崛起做理论储备。
至少有一点是肯定的,在中国拥有强大的总体工业生产能力的情况下,它是应该站出来抵制不正义流氓经济秩序。这样做当然会有代价,但是不这样做的代价恐怕会更大。我们不是与全世界为敌,仍然向全世界开放,只要彼此能讲道理。我相信正义的秩序最终总是能够赢得人心的。
我们明确了自己的比较优势,拥有强大的总体工业生产能力,而且始终对这个世界保持开放,这样我们就可以有理有力地抵制不正义的经济流氓行为。归根结底,我们还是要专心致志做好自己的事情,并且努力做到极致。
关税战的深层动因与深远影响
刚才讨论的是第一个大问题,就是直接讲关税对各方的影响和中国的应对。
第二个大的问题是关税战的深层动因与深远影响,中国应该如何应对?这里我主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达利欧的观点,他说大家现在关注的都是些具体的问题,具体问题当然也要关注,但是他认为真正值得深思的不是这些政策表面的震荡,而是导致它们出台的深层动因,以及未来可能酝酿的更大级别的系统性的动乱。
今年以来,美元指数已下跌了约8%,接近三年来的最低水平。图源:新华社
达利欧列举了几个深层的动因,第一个是货币与经济秩序的坍塌,他认为关税战反映的是整个以美元为主的货币经济秩序正在坍塌。美国的政府债务正在迅速增长,已经到达了难以掩盖的一个临界点,这预示着旧的货币秩序将被颠覆式的重塑,而我们才刚刚走到这场变革的起点。这是他的一个大判断,也就是现在美国想努力挣扎自救,但是它这么一做,大家对于美元的信心就更弱了。所以说整个经济体系要坍塌,这个是非常值得去关注的。
美元秩序实际上面临着一个“特里芬难题”,这个概念是由经济学家特里芬在1960年提出的。他认为,作为全球的储备货币,美元替代了黄金成为一个虚拟的资产,它必须保持足够的国际流通量,以满足全球贸易的需求。但是这就必然导致美国国际贸易的持续逆差。也就是说,美国的贸易逆差是由它的货币决定。因为美国的货币要输出,也就是他要找别人买东西,肯定就会造成贸易逆差。
美国没有考虑到美国卖出去的货币是很多的,他看到的只是实物贸易,他们实物卖出去的少,但是他的货币卖出去很多,全球都在买他的货币。因此,美国和美国人可以大量负债。美元不够,再多印一些钱就是。最终的结果就是削弱人们对美元的信心。这里有一个矛盾点:美国的优势是美元,然后美元大量输出以后导致逆差,美元越印越多之后,大家对美元的信心也会削弱。达利欧就认为美元现在就到了这么一个临界点。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16日表示,特朗普政府的贸易政策可能使美联储陷入半个世纪以来未曾有过的困境。图源:新华社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思考中国该如何应对,是不是要建立替代美元的人民币国际秩序,还是说应该重新回到黄金主导的秩序?这些都是战略性的问题,是一个大国崛起的时候必须解决的大国问题。
厦门大学教授赵燕菁就认为,中国要趁这个机会,联合全世界建立一个没有美国的全球化。他认为美元潜在的竞争者里面,人民币是少数真正拥有主权的货币,而且无论从经济规模还是生产能力来看,人民币都是世界货币有力的竞争者,一旦中国抓住机会完成货币国际化,就可能在极短的时间内进入到发达国家的行列。
赵燕菁主张让人民币去取代美国的国际地位,而且他认为中国跟美国不一样,因为中国现在整个生产能力是非常强的。但问题是中国一旦做了这个事情之后,原来的生产优势会不会受到影响?毕竟美国原来的生产能力也很强,但是金融起来之后,制造业很自然地就会受到抑制。我认为这个问题还需要深入研究。
我们跟任何一个发达国家都不一样,我们是一个人口大国,而且是社会主义国家,对于金融和制造业的关系,要时刻保持清醒。现在我们的金融体系还是相对封闭的,它也是一个安全阀,谨防别人跟我们打金融战。
金融是很关键的一个问题,大国崛起之后,必然会重塑全球的经济秩序,而全球的经济秩序里面,金融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呢?要继续保持那种吸血属性吗?
我认为,现在我们的金融要解决的首先还是国内的问题,主要还是产业金融的问题,或者叫供应链金融的问题。换言之,我们的金融体系要更好的去回应、服务产业发展。正如之前所言,我们的比较优势是总体工业生产能力,需要把它做得更强,金融体系应当服务而不是伤害这种能力。
中国人民银行4月13日发布的数据显示,3月末,中国社会融资规模同比增长8.4%;人民币贷款余额同比增长7.4%,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保持稳固。图源:新华社
达利欧的第二个判断是美国国内政治秩序的分裂。因为教育机会、生产力、财富和价值观的分裂,美国分裂成了两个对立的阵营,一个是右翼的民粹主义,一个是左翼的民粹主义。双方都在争夺话语权和国家主导的地位,不惜破坏制度根基。
达利欧还认为,在各种混乱的情况之下,在一个分裂的社会里面,很容易产生特朗普这种强势领导人,从而取代民主体制。民粹主义本来就很分散,情绪化,谁也搞不定谁,那就需要一个强权的人物出来尝试搞定一切,特朗普就是这么应运而生的。
特朗普反精英、反全球化口号,将国内社会经济问题简化为民粹主义叙事,吸引了大量拥趸。图源:新华社
对中国来说,这确实是非常生动的一课。那么,这对中国的启发在哪里?中国需要注意避免这种社会分裂,不管是扶贫也好,教育也好,医疗也好,整个财富分配也好,还有价值观,要谨防出现这种分裂。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重新去理解我们的发展体制,要格外重视公共服务供给和机会的公平,避免走上美国这样的道路。一旦一个社会分裂以后,所有政策都会失效。
达利欧的第三个判断是国际地缘政治正在重构。美国一国主导的全球合作体系正在退场,取而代之的是以国家利益为中心的单边主义的模式。或许可以认为这将是一个更多元的世界秩序,没有谁能够一家独大,所有国家和区域都需要合作对话。大国和小国共同领导的世界,而不再是由一个国家来主导世界秩序,后者被证明实际上是有问题的。
达利欧讲的第四个深层动因是自然风险与科技突变。现在全球面临的自然风险、自然灾害越来越多,大家对这种生态环境的不确定感越来越强。还有人工智能所带来的对整个社会的重新塑造,影响也非常大,比如就业,比如军事,比如人的生活本身。
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
第三个问题也是最后一个大的问题:关税战与我们的研究有什么关系?我总结了三点:
第一个就是中国现代化离不开健全的经济发展体制,而经济发展体制离不开对内外贸的研究。
通过这个研究,通过观察整个关税战,我们是要去研究中国应该如何可持续发展,以及中国该如何跟这个世界相处。我们要把自己的优势真正做到最强,这样就能够在世界上立足,不管外面世界有多困难,我们一样可以岿然不动。同时,当你有能力的时候,你要输出什么?你要怎么跟这个世界去打交道?如何建立一个互利互惠的全球经济秩序?
第二个就是要重新评估中国的乡村体制在应对全球经济危机中的作用。
我们在发展的过程中,有内部的危机,也有外部的危机,这个时候乡村对我们意味着什么?所以我要把它叫做“乡村体制”。这样一个乡村体制,它不是要维持贫穷,而是作为一种经济社会的空间分化,作为一种弹性机制,它能够为我们保留一个回旋空间,帮助我们去消化城市化和全球化进程中必不可少的风险。
在乡村体制中,集体土地制度是非常重要的。通过这个制度,广大农民能够有一个生存的最底线的保障,而且这种保障不是货币能够替代的。在城市化的过程中,不能把一切资源全部都货币化、金融化。
数据显示,2024年,我国乡村消费品零售额达66729亿元,同比增长4.3%,增速高于城镇0.9个百分点。图源:新华社
把所有资源全部货币化是什么意思?比如说养老,如果都靠养老金,都靠社会保险,这就是养老的货币化。实际上这是扛不住的,欧洲国家扛不住,我们这种发展中的大国更是扛不住。所以才需要保留小农经济,它就是在起着这样一个叫做“货币时代的非货币功能”,特别重要。我认为,越是货币化的时代,我们就越需要有这种非货币化的功能,以此来抵消货币化的风险。
我们要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关税战。中国拥有强大的总体工业生产能力,这是中国最大的比较优势之一。中国另外一个大的优势,就是它的乡村体制。这种乡村体制实际上已经消化,正在消化,也将继续消化中国城市化、全球化所产生的经济社会风险。关税战直接影响到很多企业,影响到很多人的就业,农民工在城市因此失去工作的时候,至少他有农村可以回,而不至于在城市流离失所。
在这个时候我们回到乡村体制这个问题上,虽然说表面看起来它跟关税战没有直接相关,但是它其实在默默地起着作用。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它给拎清楚,从而也确立起乡村研究的重大时代价值。从乡村看中国,我们一定要知道中国在很长的一个时间段里面都需要有乡村体制,我们要基于此来建立中国的自主知识体系。
总体工业生产能力,这是我们的“发动机”,庞大的乡村体制,这是我们的“稳定器”,这是中国应对关税战的两大底气来源。这两大优势构成我们理解中国、理解中国核心竞争力、理解中国发展体制的关键所在。我们把这两者分别叫做“发展极”和“稳定极”。当然,我们还有一个“创新极”,创新极也要去推进,但是我们一定要清醒,做创新极不能影响到发展极和稳定极的功能。
乡村体制本身是可以有很多理论的,我们庞大的远郊村、城中村,实际上也构成了一种乡村体制,它在支撑中国的城市发展和工业发展的过程中,发挥着重大的作用,这是我们有抵抗关税壁垒的信心来源。
我们在潮州调研的时候,关注到当地的玩具产业,为什么那里玩具产业在全球那么有竞争力呢?就是因为它整个产业根系延伸到乡村里面去了,非正规属性特别强。农村里那些婆婆,那些刚生下小孩没地方去的妇女,还有小孩,都参与到这些玩具的手工拼接之中。玩具产业延伸到乡村,我们叫没有围墙的工厂,它出现了什么结果?结果就是它的成本极低,低到令人发指。农村那些劳动力本来就是不计成本的,闲着也是闲着,接点手工活基本上就是赚点零花钱,同时也把这些人组织起来,而不至于天天去打牌,不会精神空虚去信邪教,小孩的劳动教育也有了,老人的身体也得到了锻炼,乡村因此就保持了活力。
潮州是国内最大的日用瓷生产出口基地之一,潮州火车站所在的枫溪镇聚集了陶瓷生产及相关配套企业5000多家,年产值500多亿元。图源:新华社
这是很厉害的一个地方,我们很多出海的企业、产业,你看它很传统,而且都是扎根乡村的,乡村还在滋养着它,这导致什么后果?不管你关税再提高多少,我都没关系,因为成本低到令人发指。这个也是乡村体制实际发挥的一个作用。
我们回到自己的研究里面,回到我们的乡村体制研究里面,关税战就变得特别有趣了。通过乡村体制去理解全球,理解我们的全球竞争,理解中国乡村体制在全球竞争中的作用,研究的意义一下子就变得高大上了。我们始终认为,乡村研究本身就是高大上的一个工作,不是一个低等的研究,更不是一个没有前途的研究,它是真正的战略研究,是真正的前沿研究。这就是自主知识体系的话语权。
乡村从来都不是一个被动的形象,很被动的在那里躺着。我们需要一个积极主动的乡村体制,它积极参与到中国的城市化,积极参与到中国的全球化,积极参与到中国应对整个世界的风险之中。
要深刻意识到,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还需要发展,它的现代化远未完成。当它在追逐现代化过程中,它的环境上是越来越恶劣的,整个经济也在放缓,关税战就是全球混乱的一种典型情况。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就要重新评估中国乡村体制的功能,这是特别重要的一个问题意识。
第三个议题是,全球中国时代是否即将到来,以及如何进行理论与政策储备。
这就需要我们去研究新现代化理论,也可以叫中国式现代化,就是基于中国经验所产生的现代化理论。西方主导的现代化理论是基于他们自己的崛起经验,对解释他们的现代化那是没问题的。但是中国在现代化的过程中,面临的问题是很不一样的,它所处的时代不一样,整个国家体制、人口基数都不一样,我们需要有基于中国发展经验的新现代化理论,用来解释它的发展,指导它的发展,指导它的现代化,同时对全球也输出新的现代化方案。我们要去做新现代化理论的研究,同时也要做政策科学的研究。
全球中国时代是不是已经到来了,假如到来了,我们应该怎么办?我们能不能提供理论方案,能不能提供一整套的政策储备?比如说我们的乡村应该怎么办?我们的区域不平衡应该怎么办?我们的产业转型升级到底是一个什么问题,要不要大跨步的往原始创新去走?有了战略方向,就决定了国家整体资源的配置结构。
从经验研究开始,我们首先应该知道事实,知道它的逻辑。从经验研究进入到政策研究,然后进入到战略研究,最后是理论研究,理论研究绝对是最高级的,因为掌握了理论,实际上就掌握了话语,掌握了解释体系。
有了理论,就可以有战略思维,就可以指导战略,有了战略以后就可以转化成具体的政策。这四者不是说先完成一个再完成一个,它是同时进行的,几个层面反复交叉,不断提炼,不断试错。有些判断错了就错了,错了我们改就是了。我们从来不说掌握了真理。
我们围绕关税战梳理了一些信息,最后还是要回到我们的研究上来,我们关心的还是我们的研究。我们对这个世界很关心,也要意识到我们可能很难改变这个世界,但是我们可以输出我们的判断和理论,至于这个世界是否因此改变,那不是我们能决定的。
IPP公共关系与传播中心
排版 | 周浩锴
审阅 | 刘 深
终审 | 刘金程
关于IPP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IPP)是一个独立、非营利性的知识创新与公共政策研究平台。IPP围绕中国的体制改革、社会政策、中国话语权与国际关系等开展一系列的研究工作,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知识创新和政策咨询协调发展的良好格局。IPP的愿景是打造开放式的知识创新和政策研究平台,成为领先世界的中国智库。
来源:IPP评论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