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王派《水浒》是扬州评话的重要代表。它继承了二三百年来扬州评话的艺术成果并作了新的发展。著名艺人王少堂先生在60多年的艺术实践中，不仅接受了扬州评话两大《水浒》书流派（邹光斗派的宋十回、石十回和卢十回以及宋承章派的武十回）的艺术经验，而且还广泛学习其他评话艺人（
王派《水浒》是扬州评话的重要代表。它继承了二三百年来扬州评话的艺术成果并作了新的发展。著名艺人王少堂先生在60多年的艺术实践中，不仅接受了扬州评话两大《水浒》书流派（邹光斗派的宋十回、石十回和卢十回以及宋承章派的武十回）的艺术经验，而且还广泛学习其他评话艺人（如康国华、朱德春等）的长处，同时又注意不断向内行请教，将自己的生活体验溶入评书之中，在演出中不断总结创新，终于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成为扬州评话《水浒》书中影响最大的一个流派，从其发展源流来看，它也继承了古典小说、戏曲和曲艺、民间传说故事等各种水浒题材作品的文艺成果。它是整个“水浒”文学的集大成者。
根据现有的条件，本文想着重进行王派《水浒》的比较研究，这是对比较文学的一个尝试。比较文学主要指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文学之间的比较研究，也包括不同体裁文学作品之间的比较研究和作家书本文学与民间口头文学之间的比较研究。它可分为影响研究与平行研究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都是评话研究所需要的。通过影响研究可以弄清王派《水浒》的历史发展脉络，它的艺术源流，这是纵向的比较；而通过平行研究进行横向的比较，则可以更好地了解扬州评话王派《水浒》书的艺术特色。
我们可以将王派《水浒》同施耐庵的小说原作进行比较，从二者的异同，了解扬州评话艺人是如何继承、发展古典小说的艺术成果的。如果从整个“水浒”题材作品的源流来分析，可以看到长篇小说《水浒传》也是由民间传说、曲艺说书与戏曲等作品中的“水浒”故事加工创作而成，它又大大影响了后来的曲艺、戏曲与民间传说，这关系是相当复杂的。在《水浒传》小说之前的传说故事可以用“第一性的水浒传说”来表示（简写为“民间水浒传说①”），而受了“水浒”影响产生的“水浒”传说则是“第二性的水浒传说”（民间水浒传说②），曲艺、戏曲也是如此。其源流图可列表如下：由此可见，扬州评话王派《水浒》是吸取了民间传说、历代曲艺艺人的创造和古典小说的艺术成果而形成的。进行比较研究也需要将它同民间水浒传说故事，“水浒”题材的鼓书、快书等曲艺作品，各种水浒戏以及其他有关作品进行比较。最近出现了一些“水浒”题材的电视、电影，它们也吸取了扬州评话的艺术成果，也需要进行比较，找出它们的异同并研究其原因，从中可发现其相互关系。但是这里主要对王派《水浒》的文学特色作一点粗浅的比较，作为起步的探索。
一、王派《水浒》与民间水浒传说
王派《水浒》书是极其宏伟的长篇巨作，共有四个十回四百多万字。每个十回都有百万字左右，相当于一部《红楼梦》。每个十回都是一部完整的作品，四部书却又互相勾连。故事情节有头有尾，有很强的连贯性，组织结构严密而有系统，环环紧扣，成为一个整体。其中包容了众多的人物，除水浒英雄一百零八将外，还有许多的反面人物，过场人物……其容量极大，为古今中外文学史上所罕见。而水浒传说故事却异常短小，多一人一事的零星传说，也有将几人几事串连起来的故事，但很少。宋元时代的水浒传说只留下片言只语，不用说了，即使现代记录的“水浒”传说也多是很短小的。宝文堂书店出版的华积庆编《水浒英雄外传》（上、下），王太捷、朱希江主编的《水泊梁山的传说》等书所收的故事，短的几百字一篇，最长的也只有六千多字，如《武松找“出息”》。民间传说可以说是一颗颗闪光的珍珠，它反映了人民群众心目中梁山好汉的英雄形象，但却比较零散，不成系统，许多作品比较粗糙，不够完整，是一种文艺的璞玉，它们和经过长期琢磨的艺术精品王派《水浒》是大不一样的。由传说到戏曲、小说、评话，有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南宋说话中有《石头孙立》《青面兽》《花和尚》等名目，是分属于公案、朴刀与杆棒等行当中的“局段”和“序头”，它们是由不同艺人演出的短篇故事，可能同民间传说比较接近。直到《宣和遗事》才由说书艺人将许多短篇故事串连起来。但记述简单，只是故事提要，其中的水浒故事部分只有3000多字。由这部话本可见，艺人除吸收了许多民间口头传说外，还节录了许多书面资料，如《南烬纪闻》《窃愤录》等，直到施耐庵更广泛吸取了书面文献和口头文学中的水浒故事才写成120回96万多字的小说《水浒全传》。扬州评话是在小说《水浒传》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所以也包容了专业作家、艺人的创造成果，它比传说更加丰富、细密，比作为萌芽状态文艺的零星传说要成熟得多、完整得多。
民间水浒传说在思想上比小说、评话更直接地表现了人民群众鲜明的爱憎，内容更加单纯、尖锐，往往对欺压群众的恶霸地主、官僚军阀进行猛烈的抨击和诅咒，对梁山好汉们饱受欺压、打抱不平的义举和封建社会的黑暗现实都直截了当地进行描写。然而传说所写的反抗斗争往往是自发的、单个的，缺少组织性。王派《水浒》书继承和发展了小说艺术成果，对封建统治阶级的丑恶本质进行了更加深刻、更加全面的揭露，对城市政治斗争和社会矛盾揭示得更加充分。从许多章回的描述看来，王派《水浒》书的政治性更强，在思想上比传说更加深刻，但有时也掺杂了一些市民的偏见，在尖锐性方面有时不如传说。
在人物塑造上，民间传说中水浒英雄的性格往往比较单纯，只突出了他们见义勇为的反抗精神和斗争的坚定性，而王派《水浒》中的人物性格却要丰富和复杂得多。如宋江这个人物在民间传说中是嫉恶如仇的，又是胆大包天的，现在最早记述水浒英雄的文献是南宋末年淮阳画家龚开的《三十六人赞》，在根据传说等资料所写的序言中，说宋江“与之盗名而不辞，躬履盗迹而无讳”，对宋江的赞语是“不假称王，而呼保义，岂若狂卓，专犯忌讳”。在人民心目中宋江是“狂卓”的，“专犯忌讳”的。元代陈泰1323年（元至治癸亥年）路过梁山泊安山镇时听到船工讲宋江故事，其印象是“宋之为人，勇悍狂侠”。鲁迅也认为古人所记传说中的宋江性格“与今所传性格绝殊”。鲁迅：《马上支日记》，见《鲁迅全集》（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237页。王派《水浒》中的宋江形象固然具有传说故事中那种见义勇为的反抗性，但也继承了小说中那种仁义长厚、乐善好施的特点，宋江那种善于团结人、组织领导起义斗争的政治家风度有所加强。
我们还可以从武松打虎的描写看到传说与评话的不同文学特点。传说中的武松打虎没有独立成篇的记录，只是《武松找“出息”》传说故事中的一个情节，描写比较简略且多幻想成分。这个传说是国际上广为流传的“问活佛”型故事的一种表现，说武松年轻时跟父亲学武艺，听父命到泰山极顶问老人“怎样才有出息”，沿路碰到拾粪老人与龙王小太子都要他代问问题，“问二不问三”，他只问了别人的问题，帮助别人解决了困难。但自己也得到了宝珠和美满的婚姻。这关键情节之一是打虎——他虽未问自己的问题，但从龙王太子处得到了宝珠，用宝珠打死了老虎，于是又得到了幸福的婚姻，自己的问题也就得到了解答。传说写武松从泰山回家途中揭榜打虎，老虎一叫、一扑、一剪之后武松刀劈拳打都未打死老虎，却用宝珠把老虎的天灵盖打了一个窟窿，鲜血直流，一蹦老高，落地还站着，但已经死了。整个打虎过程的描写非常简略，只有300多字，动作细节只11个，加上对老虎作细节的描写13个，总共才24个细节。打虎过程的前部大致与小说、评话相似，但后面起决定作用的不是靠武松的武艺和力量，而是靠龙王太子所赠的宝珠，他打死老虎是轻而易举的。这种描写显然是浪漫主义幻想手法的表现。而王派《水浒》中对武松打虎的描写却细致得多、复杂得多，是现实主义的杰作。
在扬州评话“武十回”中，第一回的第一节就是武松打虎，可以说两三个小时，是一个独立的完整的段落，共18000多字，超过传说几十倍。只是打虎的部分也有三四千字，超过传说十多倍。其描写武松打虎的细节110个，老虎的动作细节114个，还有打虎时心理活动的细节48个，总共272个细节，也超过传说十多倍。一粗一细，对比鲜明。评话写打虎不只写动作而且写心理活动，不只在打虎时有48个心理活动的细节，而且在一开始就对打虎进行心理上的铺垫，从酒店中听说有虎开始，写武松对打虎的态度和认识，突出他“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英雄气概。在打虎活动中，武松的心理活动也写得细致，听到虎啸时想到为千万人除害而抖擞上阵，在搏斗中又想到打老虎的要害部位……这些复杂的心理描写都是传说所没有的。评话对打虎动作的细节描写也很多，它细写了老虎的“三威”，武松如何破三威，然后又如何拳打脚踢，反复苦斗，才打中要害把老虎打死，不但打死而且打趴下了，落了架。评话对“虎死不落架”作了一段解释，这种解释和评论也是评话独特的艺术手法。此外评话对老虎形象的描绘、对老虎习性的说明，都有仔细的叙述。如写“虎困”——老虎的亮相，写虎饿了三四天，因为飞禽走兽都被他吃光了，又解释它怎样吃天上飞的、地上跑和水里游的，最后还用一篇“虎赋”来概括老虎的威武形象，运用了书面文学的成果，其内容就比传说要丰富得多了，更重要的是这些描写尽管有艺术夸张的成分，但却是严格的现实主义笔法，其细节描写是写实性的，真实地表现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
二、王派《水浒》与山东快书《武松传》
山东快书同鲁西南民间传说故事关系密切。因为水泊梁山就在鲁西南一带，这里的水浒故事很多。山东快书发源于此，许多段子都取材于这里的民间传说，往往一段书就是一个韵文的传说。其中描写农村生活的段子，如《东岳庙》写武松赶会时打击恶霸土豪李家五虎的斗争，《石家庄》写武松装媳妇等等故事，都是扬州评话所没有的。不少段子如武松打虎、狮子楼、十字坡、闹公堂、闹南监、快活林、飞云浦等，则是山东快书与扬州王派《水浒》都有的，但山东快书主要是诗体韵文，艺人对故事内容已作了许多提炼加工，比较简略，人物故事都重新改编过，表现了农民的生活情趣和思想意识。像“武松学拳到过少林寺，功夫练到八年上”。这种说法与民间传说完全一致。梁山等地广泛传说武松曾在少林寺学武练拳达八年之久（一说三年）。又如快活林酒楼在山东快书中被说成了“蒸酒坊”，就同评话大不一样。这是由于山东快书与民间传说主要流传在农村，艺人与观众多为农民之故，许多山东快书艺人是业余的或半专业的，农忙种地，农闲到小镇上说书，这就使山东快书带有很强的泥土味，与产生在城市的扬州评话大异其趣。
山东快书《武松传》不只在思想情趣上、生活内容上与扬州评话《武松》有差异，而且在艺术描写上也有自己的特点。因体裁不同，山东快书的艺术表现比较粗放有力，喜用夸张手法，用浓重的线条勾勒武松的英雄形象，同扬州评话工笔细绘的描写大不相同。下面还以武松打虎为例进行具体的对比。
首先，山东快书《武松传》对老虎的心理描写很有层次，随着武松打虎的动作不断变化。开始见到武松的时候，老虎很高兴：“这个家伙不小哇！叫我两顿也吃不完。”于是猛扑上去，但扑空了，感到奇怪：“往日里不费这大的劲，今天为的哪一桩？”第三次又扑上来还是没扑上人，反而被武松卡住脖子按在地上。这老虎没吃过这个亏，想振起来，它说：“我不干啦！”武松说：“你不干可不行啊！”老虎说：“我得起来呀！”武松说：“你先将就一会儿吧！”老虎说：“我不好受哇！”武松说：“你好受我就完啦！”这一段拟人化的对话，实际上是一段内心对白，是在打虎的相持阶段——关键时刻对武松与老虎心理活动的巧妙说明。老虎是不会说话的，在这里艺人让它说话，这种艺术想象虽是幻想的产物却使人感到真实可信，是浪漫主义手法的一种生动体现。而扬州评话王派《水浒》就大不一样，它也写老虎的心理活动，但只有四个细节，写得很少，而对武松的心理细节则写得很多，有48个细节，比山东快书多近两倍（山东快书中武松的心理细节只有19个）。这是由扬州评话的现实主义风格所决定的。扬州评话实际上是一种口头的长篇小说，它同《水浒传》小说的现实主义艺术是一脉相承的。在艺人长期演出的过程中其现实主义细节描写不断丰富，特别注意细节真实，而对浪漫主义幻想手法的使用就极其慎重，一般很少用到。因为人物的心理活动比较好体会，所以写得多，而对老虎的心理就难以捉摸。让老虎说话，这种幻想的笔法在评书中就更难以同整个现实主义风格协调了。通过这种鲜明的对比，可以看出王派《水浒》创作方法上的现实主义艺术特色。
其次，扬州评话王派《水浒》对打虎动作的描写也比较细致，武松打虎的动作细节有110个，其对立面老虎的动作细节114个，二者总计224个，而山东快书对武松和老虎的细节描写总共只78个，只有扬州评话的三分之一稍多。当然，山东快书篇幅很短，有如此之多的动作描写，其密度已很大了。这两种艺术都是富有动作性的。这是共同的特点，但两种体裁，一粗一细则又是不相同的。
当然，并不是说扬州评话王派《水浒》书的细节描写处处都比山东快书细致。山东快书中有些细节是王派《水浒》书中所没有的。如它描写武松进了酒店，酒店内空无一人，这武松连喊三声没人来搭话，把桌子一拍开了腔：“（白）酒家！拿酒来！”大喊一声不要紧，好家伙！直震得房子乱晃荡！哗哗啦啦直掉土，只震得那酒缸，“嗡！嗡！嗡啦嗡啦的震耳旁”。这段描写很生动，却与明末清初著名扬州评话艺人柳敬亭的描写相似。据张岱《陶庵梦忆》记忆，柳敬亭说武松在打虎之前进了酒店，“蓦地一吼，酒店内空缸空瓮，皆嗡嗡有声”。如此的细节描写是很细的，也是很生动的。奇怪的是几百年前扬州评话中的这一细节描写在现代扬州评话王派《水浒》书中反而没有了，而在山东快书中却津津有味地唱了出来。这似乎是使人大惑不解的。但通过古今比较，我们也可以发现，这段描写夸张得超出了生活常态，带有较大的浪漫主义成分。在柳敬亭时代，扬州评话还处在初期发展阶段，浪漫主义成分还比较多。经过几百年的发展，扬州评话中的现实主义因素大为加强，因而这类巨大夸张的描写已大大减少。所以这类细节也被扬弃了，而代之以对市井生活更现实的细致描写。
三、王派《水浒》与古典小说《水浒传》
施耐庵的长篇小说《水浒传》是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古典名作。它是在民间传说、评话艺人的话本说书和水浒戏等等基础上创作出来的。经过作家的熔裁加工将众多的英雄斗争故事融为一体，反映了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歌颂人民起义的斗争，具有丰富的思想内容和高度的艺术技巧，成为我国长篇小说的开山之作、典范之作。扬州评话王派《水浒》是乾隆时代以来逐渐形成的，它的底本正是施耐庵的长篇小说《水浒传》。王派《水浒》的四个十回，包括了小说的核心部分。把它们的异同加以比较，可以发现王派《水浒》继承了什么，又发展了什么。
从总的情节、结构上看，扬州评话王派《水浒》书和小说是基本一致的。评话保留了小说的主要情节作为基本线索，在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上都充分继承了《水浒传》的优点并扬弃了它的弱点，对小说的现实主义艺术作了新的发展和提高。我们知道，《水浒传》描写封建社会的腐朽和黑暗是相当深刻的，塑造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起义英雄形象。但由于作者在思想上的封建主义局限性，常常歌颂封建皇帝，使起义领袖宋江念念不忘招安，这是违背历史真实的。评话是活的艺术，在演出中不断增加新的内容，能随着时代的进步而发生变化，同小说比较起来，王派《水浒》新增设了许多人物和事件，并且把小说中原有的情节作了很多扩展和铺叙，使细节更加丰富，描绘更加细致入微、精深细透。这种增加、扩充和变化正是王派《水浒》艺术特色之所在。它充分反映了封建时代晚期扬州等地的城市生活形形色色的社会现实，这是两百多年来历代评话艺人的集体创造。
现就武松打虎的描写作些比较，以见王派《水浒》文学特色之一斑。从第一部分的对比中，我们看到评话对酒店的描写比小说具体多了。小说只讲酒店在阳谷县境内而未指明是什么地点，评话则具体描绘了“景阳镇”的市容。小说只简单交代这是一个农村小酒店，而评话则具体描写了酒店在街道上的位置和它的三间新草房，还写了酒店的“五新”（新的锅灶、案板、桌凳、柜台还有新的人），特别描写了酒店新人——二十多岁的小老板和十八九岁的店小二。把小说中面貌不清晰的酒家一人变成了三个人，而且各有自己的性格，虽然着墨不多，却入木三分，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店小二“围裙系得俏波波的，面带笑容”主动请武松进店打尖。为了夸耀好酒还背了一段诗词，这是一个受城市文化熏陶过的很机灵的青年酒保。他很好地侍候武松喝了三十碗酒（比小说多了一倍）。整个喝酒的过程是相当曲折有趣的，到武松喝完付款时，更出现了一场微妙而尖锐的斗争，突现了人物性格。
争吵是从武松的银子引起的。他应付四钱五分银子却拿出一块一两五钱多的大银子出来。小老板在称银子时耍了花招，他眼瞟着微醉的武松报出银子的重量：“爷驾！你老人家这个银子是一两——还欠一分呢”，少报了五六钱。说书艺人解释说，他为什么不报九钱九而报“一两——还欠一分”呢？这拖长音是个试探，看武松是否心里有数，如武松说“不止一两”他就说：“我还没说完，还有五钱四分呢”，如“一两”两字出口，见来人若无其事，就来个“还欠一分呢！”武松只问银子够不够，听说还多五钱四呢就说：赏给小二不用找了。说罢武松出门而去，小二却和小老板争起银子来。他们都知道这块银子不止一两，都想自己拿了它然后再找钱给对方，说了许多理由要这块银子，各不相让。直争到老东家回来，知道小老板如此压秤就骂他黑心，说：“你这颗心，怕的黑漆都退过光了，生意人压秤有的；上下分把半分了不得了，你成上钱银子朝下压，直接是黑店了！……”当了解到客人是路过的，上景阳岗去了，老东家知道他们只顾争银子未告诉人家有老虎的事，立即叫小二去追并把这块银子全赏给了小二。……这一段描写虽短，却活脱脱描绘出了很有特色的三个市井人物形象。小老板的奸商行径，店小二的精明强干，老东家则是一个奉公守法比较讲究商业道德的商人。经验使他知道商业活动中偷奸耍滑是不得人心的，绝非长久之计。这一段生动的描写说明了艺人对城市商业活动的熟悉，观察生活、表现生活的细致。小老板称银子的细节是非常真实而典型的现实主义描写。艺人通过老东家的口来谴责他，表现了人民对奸商的不满，也体现出作为商业中心的扬州在长期商品经济中积累起来的丰富经验。对市井生活的生动描写是王派《水浒》的最重要特色之一。
在上山打虎的部分，王派《水浒》的描写比小说要丰富得多。首先对武松打虎前的心理描写更加细致深入，如写他看到告示知道真有老虎之后的懊悔，怕小二笑话他回去的思考，以及想到“大丈夫还怕一只老虎吗”，决心“把老虎打死为万民除害”，从而“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大步上山。这一段描写心理活动有“意识流”的味道，比小说中的简单交待要复杂得多了。小说只写武松不怕老虎“只顾上去看怎地”，而评话却写了思想斗争，更明确了打虎为万民除害的崇高目的，英雄人物的思想境界更提高了。这是完全符合武松一贯的打抱不平为民解难的性格特点的，绝不是简单的拔高，这描写是真实可信的。
评话与小说对比，既有继承也有发展，既有增益也有删削。像武松上山的描写，小说在见告示前还见了大树刮了皮所写的两行字，武松认为是“酒家诡计”而未信有虎，直到看见榜文才“方知端的有虎”。评话则删去了树上警告之语的一段叙述。从艺术上看这段描写固然反映了一些民俗细节，但可有可无，删了反而更加精练。可见王派《水浒》并非一味求繁求多，而是该详则详，可略则略，是相当精练的。这个特点在柳敬亭说书时即已形成，张岱说柳敬亭说武松打虎“其描写刻画，微入毫发，然又找截干净，并不唠叨”。这个特点为历代优秀的扬州评话艺人所继承。著名作家老舍先生听王少堂说书后，说他的书中“没有一个浮词废字”，惊叹王派《水浒》书语言艺术之高。赵树理也常听王少堂先生说书，认为他是一位杰出的“语言艺术大师”。这绝非偶然。
小说对武松与老虎的搏斗，描写非常精彩，但比较简略，还不足一千字。对老虎的描写，小说只写它“吊睛白额”、“又饥又渴”，而评话却从这两句生发出一千多字来，对老虎的形貌、动作、习性作了仔细的描绘。写它如何出洞，如何借风狂啸，如何用声威把飞禽走兽吓得全身瘫软而成了他的口食，如何吃光了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水里游的而饿了几天。这些对老虎背景的描写，不只是一种铺垫而已，同时也是对打虎过程的描写。
小说写老虎拿人有三个动作——一扑、一掀、一剪。而王派《水浒》则改成“三威”——一声虎啸，先声夺人；二威一扑；三威是尾扫。把“掀”的动作改成了虎啸，并且放在前面作为第一威，这种改动把老虎的形象与打虎的斗争描绘得更加生动而全面了。同前面对老虎习性的描写紧密衔接，天衣无缝。这虎啸凭借风力震撼山崖，使飞鸟走兽失魂落魄，也使武松从梦中惊醒，并深感它的厉害。但他并不害怕，决心打虎充满了自信，把头巾往上一抹，腰带收紧又打个结，带头朝左右一塞，前后衣角塞紧，又把靴子蹬了一蹬，袖子卷了一卷，迎着老虎准备一场恶战。这段描写不长却有15个细节，这是打虎英雄的亮相，同时也是对老虎第一威的胜利。通过对虎啸的描写反衬出英雄气概，使打虎活动有声有色地进入高潮。
小说先写老虎的一扑一掀一剪与武松的避让，然后再写武松举棒反攻，一共只几百字；而评话却用几倍的篇幅将老虎和武松的动作交叉描写。小说写武松把哨棒打空落在枯树上折成两段；而评话却说是老虎把哨棒拦腰一咬，嘎喳一声把哨棒咬成三段。这个细节把老虎的利牙快嘴的威力写得更加生动。小说写武松一下子揪住了老虎的顶花皮，然后脚踢其面门，又打了五七十拳使老虎七窍流血一命呜呼；而评话的描写要曲折得多。当武松要揪老虎五花皮时，老虎很机灵地把周身毛片一紧，从武松手底下窜过去了，窜到武松背后，翻了一跟斗打个滚又朝武松扑来，武松一闪，它又扑空，这才被武松揪住。接下来写武松按着老虎，用脚将虎眼一一踢瞎，然后又踢断虎的尾巴根，骑上老虎使拳照虎头打了十多下，却不中要害。经过思考，武松又对着老虎右耳门狠砸，砸得它左耳门里冒出一根丈把长的“红丝线”——淤血来，因为用力太大，右边的血只好从左边冒出去了，艺人说是“只能走后门啦！”这才打死了老虎。这个幽默的说法颇能渲染出打虎胜利的心情而引起观众的共鸣。这些描写都使整个打虎过程更加有声有色，更加生动曲折而引人入胜，比小说细致得多。小说写打虎过程总共只76个细节，而评话则为272个，超出了两三倍，其中有武松心理活动的细节描写48个，而小说则主要只写打虎动作，几乎未写打虎时心理活动。似乎打虎时无暇思考，小说这种现实主义描写对一刹那的闪念用放大镜去仔细分析，用慢镜头再现出来，这同样是符合现实主义原则的。打虎心理的描述更能揭示武松英雄的内心世界，使打虎动作更加实在而有力。这些都是评话大大超出小说之处。
当然，从对比中我们也可以发现，在一些细节描写中评话在现实主义运用上还有些问题。例如武松按着老虎时它的脚还在地上扒，小说写它“把身底下扒起两堆黄泥，做了一个土坑”；而评话则说“把地下扒了四个深塘下去，把地下的泥土石头扒起了一大堆。一个说是黄土，一个说是泥土石头，到底哪种说法好？到过景阳岗的人都知道，那是一个黄土岗子，从写实的角度看当然以黄土为好。大约施耐庵去梁山泊一带作过考察，所以写得实在。而扬州评话艺人可能未到过阳谷，只是凭想象说，以为山一般是石头山，而石头又扒不出坑来，当然是石头泥土混在一起了。这就不如小说更近于现实。另外，在武松打死老虎之后，小说写武松想把老虎拖下山去，“就血泊里双手来提时，哪里提得动，原来使尽了气力，手脚都苏软了”；而评话却删去了这个细节。可能是因为如此描写更能显示英雄力大吧，其实删去是很可惜的。用现代心理学的原理来分析，小说这段描写确是相当真实的神来之笔，一般人在危急中可以产生几倍的力量来创造奇迹而事后又反而不行了。这种描写可使武松形象显得更加真实，显出他是有血有肉的人而不是神，这是更加符合现实主义原则的。
由于篇幅所限只能以点滴见一斑，而打虎一段显然不能包容王派《水浒》极其丰富的内容。王派《水浒》中对官场黑暗深刻揭露的许多描写，如《武松》中的陈洪辩罪、康文辩罪等名篇，都是小说所没有的，王派《水浒》中的那许多精彩描写确是现实主义艺术的新的重大发展。艺人对城市生活十分熟悉，对官府、商店酒楼饭馆的情况了如指掌，因而许多描写都精深细透、入木三分。可以说王派《水浒》书是近代城市生活的百科全书。当然，它还需要不断发展，才能适应新的时代、新观众的活的艺术趣味。好在评话艺术作为现代的史诗是活的艺术，是可以在今后的演出中不断随社会的发展而变化的，王派传人王筱堂、王丽堂、李信堂等人正为此而努力。
来源：思想与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