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42年1月22日，香港沦陷区的玛丽医院，31岁的萧红在病榻上留下最后遗言：“端木不是良人！”

1942年1月22日，香港沦陷区的玛丽医院，31岁的萧红在病榻上留下最后遗言：“端木不是良人！”

这句话如同一把钥匙，开启了这位民国才女情感世界最深的伤痛。

香港圣士提反女子中学临时救护站内，萧红躺在简陋的病床上，肺结核和喉结核的折磨让她几乎无法发声。

日军占领下的香港一片混乱，医疗物资极度匮乏。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她用颤抖的手在纸上写下对丈夫端木蕻良的最终评价，随后将纸片紧紧攥在手心，直到生命终结。

这位曾写下《生死场》、《呼兰河传》的文学才女，临终前最放不下的不是未完成的作品，而是与端木蕻良之间那段充满争议的婚姻。

1940年1月，萧红与端木蕻良离开重庆，飞往香港。

这个决定在当时看来是个明智的选择——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大后方生活艰苦，而香港相对安宁，适合写作。

初到香港的萧红确实迎来了一段创作高峰。

她先后完成了《呼兰河传》、《马伯乐》等重要作品，并在《时代文学》等刊物上发表文章。端木蕻良也在这段时间创作了《大江》等小说。

然而，好景不长。1941年12月8日，日军偷袭珍珠港的同时，也开始进攻香港。

九龙半岛很快沦陷，香港岛陷入围城之境。炮火声中，萧红正在撰写她的最后一部小说《马伯乐》第二部。

炮火连天中的写作成了萧红在香港最后时光的写照。

她后来对友人骆宾基回忆说：“我本来还想写些东西，可是我知道，我要离开你们了。”

香港沦陷后，萧红的病情急剧恶化。

肺结核在当时是不治之症，更需要静养和充足的营养，但在战乱的香港，这些都成了奢望。

更让萧红心痛的是丈夫端木蕻良的态度。

据当时照顾萧红的青年作家骆宾基回忆，端木在萧红病重期间经常神秘消失，有时一连几天不见人影。

有一次，萧红高烧不退，急需药物治疗，端木却不知去向。

骆宾基四处寻找，最后在一家茶馆找到正在与人闲聊的端木。

面对骆宾基的质问，端木只是轻描淡写地说：“有你在照顾她就够了。”

这种冷漠态度让萧红深感寒心。她在清醒时对骆宾基说：“我早就该看透他的。”

这句话预示着她临终前那句“端木不是良人”的评判。

在生命最后的时光里，萧红最牵挂的除了与端木的情感纠葛，还有她的未完成手稿。

据骆宾基记载，萧红曾委托他保管一个皮箱，里面装有她近年来的作品和书信。

这个皮箱后来在战乱中遗失，成为现代文学史上一大憾事。

更令人遗憾的是，萧红在病榻上曾口述过一些文字，由骆宾基记录，这些内容也大多散佚。

现存的一些片段显示，萧红在最后的日子里对爱情和人生有了全新的认识。

她说：“女人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而身边的累赘又是笨重的！”这句话似乎是对自己情感历程的总结。

萧红曾经历过三段重要的感情：与表哥陆哲舜的懵懂初恋，与萧军轰轰烈烈却充满暴力的六年相伴，最后是与端木蕻良颇具争议的婚姻。

每一段感情都给她带来了创作灵感，也带来了深深的伤害。

萧红的情感历程堪称一部民国新女性的抗争史。第一段感情是与表哥陆哲舜的初恋。

1930年，为了反抗家庭包办婚姻，19岁的萧红与表哥陆哲舜一同逃往北平求学。这段感情虽然纯真，但在现实压力下无果而终。

第二段感情是与萧军的相遇相知。

1932年，怀有身孕的萧红被困哈尔滨东兴顺旅馆，向《国际协报》求救。

萧军奉命前来探望，两人一见钟情。

这段感情持续了六年，是萧红创作最丰硕的时期，但也充满了萧军的大男子主义和暴力伤害。

第三段感情是与端木蕻良的婚姻。

1938年，萧红与端木在武汉结婚。这段婚姻从一开始就备受争议，朋友们都不看好。

端木的性格软弱和优柔寡断，与萧红的刚烈形成鲜明对比。

第四段情感是临终前与骆宾基的相遇。

这位年轻作家在萧红生命最后44天里给予她无微不至的照顾，这种超越爱情的情谊成为萧红生命中最后的温暖。

在病榻上，萧红最念念不忘的是她计划中的《呼兰河传》第二部。

她曾对骆宾基详细讲述过这本书的构思，想要写一个更加宏大的东北民间故事。

这部未完成的作品在萧红的描述中，将更加深入地探讨女性的命运。

她说：“我要写那些在封建礼教下挣扎的女人们，她们像呼兰河一样，表面平静，底下却流淌着无尽的悲欢。”

萧红还计划撰写一部关于香港沦陷的作品。

她敏锐地意识到，这场战争不仅是民族灾难，也是观察人性的重要窗口。

可惜这些创作计划都随着她的离世而永远无法实现了。

1942年1月22日早晨，萧红病情急剧恶化。日军占领下的香港医疗条件极差，玛丽医院缺医少药。

萧红的喉结核使得她无法进食，甚至连水都难以下咽。

在最后时刻，萧红用尽力气对守候在床前的骆宾基说：“我要回家，回到呼兰河去。”这句话成了她最后的遗愿。

然而，在骆宾基暂时离开病房时，萧红写下了那张著名的字条：“端木不是良人！”

这句话直到很久后才被人发现，因为它被萧红紧紧攥在手心里，仿佛是她最后的情感总结。

萧红去世后，端木蕻良的行为继续引发争议。

他最初将萧红安葬在浅水湾，但后来这个墓地因为开发而被破坏，端木却没有及时采取措施。

更令人不解的是，端木在萧红去世后很快再婚，并且长期对与萧红的婚姻保持沉默。

直到晚年，他才在一些访谈中试图为自己辩解，称当时离开萧红是为了寻求医疗援助。

然而，这些辩解难以改变历史评价。

文学家们普遍认为，端木在萧红最需要照顾的时候表现得软弱和逃避，这直接加速了萧红的离世。

尽管生命短暂，萧红却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她的作品以其独特的女性视角和敏锐的社会观察，开创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新境界。

《生死场》中对农民生活的真实描写，《呼兰河传》中对故乡的深情回忆，《商市街》中对都市生活的敏锐观察，都展现了萧红非凡的文学才华。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呼兰河传》，这部作品看似平淡的叙述中蕴含着深刻的人生哲理。茅盾评价说：“它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

1957年，中国作家协会将萧红骨灰迁葬广州银河公墓，碑文上刻着“女作家萧红之墓”。

她终于回到了她热爱的土地上，虽然这里不是呼兰河，但至少是祖国的一部分。

1980年代，萧红作品重新受到重视，研究者们开始重新评价她的文学成就。

如今，萧红被誉为“民国四大才女”之一，她的作品被翻译成多种文字，传播到世界各地。

那句“端木不是良人”的遗言，也成为了研究萧红生平的重要线索。

它不仅仅是对一段失败婚姻的评价，更是一个才女对那个时代女性命运的最终控诉。

在萧红逝世8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重读她的作品，依然能感受到那份炽热的情感和深刻的思想。

她用短暂的生命证明：文学可以超越时代，真正的才华永远不会被埋没。

来源：集美说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