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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L

编辑/L

——正文——

北宋皇祐四年，64岁的范仲淹接到皇帝的“致仕诏”（退休令）。宋仁宗特意召见他，笑着说：“先生在开封住了二十年，不如就留在京城，朕还能常跟你聊朝政。”可范仲淹却摇头：“陛下好意臣心领了，但臣还是想回苏州乡下，守着祖宅过日子。”

不仅范仲淹，古代多数官员退休后，哪怕在京城住了几十年，也会收拾行李回乡下。唐代白居易退休后回了洛阳香山，宋代苏轼晚年定居常州，明代徐阶退休后直奔松江老家。京城有繁华的集市、方便的生活，还有皇帝的关照，这些官员为啥非要回乡下？是朝廷有规定，还是背后藏着不为人知的原因？

古代官员退休叫“致仕”，从汉代开始，朝廷就对“致仕后去哪”有明确规定——多数时候，官员必须回故乡，不能留在京城，除非皇帝特批。

汉代的《汉官仪》里写着：“吏七十致仕，得占公田一顷，还归故郡。”意思是官员70岁退休，朝廷会赏一顷公田（汉代1顷=100亩，属政府掌握的无主土地），但必须“还归故郡”（回故乡）。有个叫疏广的汉代官员，退休时皇帝赏了他黄金二十斤，太子也赏了五十斤，可他没留在长安，而是带着黄金回了山东老家。有人劝他：“长安多好，留在这还能跟贵人来往。”疏广却说：“我是山东人，死了也该葬在老家，留在长安算啥？”《汉书·疏广传》里记了这事，最后还加了一句：“致仕归乡，汉之旧制也。”

到了唐代，规矩更严。《唐六典》规定：“诸职事官年七十以上，听致仕，五品以上上表，六品以下申省，皆还故乡。”官员若退休后违制留京，常会被御史弹劾。曾有位六品官退休后舍不得离开长安，偷偷在城郊住下，没过多久就被御史发现，上书弹劾他“违致仕之制，乱朝廷纲纪”，最后这位官员只能收拾行李，回了山西原籍。

为啥朝廷要定这规矩？一是怕退休官员留在京城“干政”。退休官员有威望，要是留在京城跟现任官员来往，容易影响朝政。比如汉代有个退休官员留在长安，经常跟大臣抱怨“新政苛严”，最后被皇帝贬为庶民。二是为了“平衡地方”。官员回故乡后，能带动当地的文化、经济，比如范仲淹退休前两年（皇祐二年，1050年）就已在苏州创办“范氏义庄”，退休后虽未能如愿回到苏州，但其子范纯仁等人继承了他的遗志，将义庄继续完善，帮乡亲们办学、救灾，让苏州的教育水平提高了不少。

很多人觉得京城生活方便，可古代京城的“生活成本”，比乡下高太多，退休官员哪怕有退休金，也未必住得起。

先看房子。唐代长安的房价，在古代是出了名的高。《新唐书·食货志》记载，长安城内的一间普通宅院，要“百万钱”。而当时一位五品官，比如中书舍人或谏议大夫，一年的俸禄大约是60贯钱，也就是60000钱。这样算下来，买一套普通宅院，差不多要花掉一位五品官将近17年的全部俸禄。白居易在长安当左拾遗（属谏官体系，从八品上）时，月薪只有一千五百钱，只能在城外租个小院子住，还常跟朋友感叹“长安居，大不易”。官员退休后，俸禄会减少——唐代五品官退休后，只能拿原来俸禄的一半，宋代退休官员能拿全俸，但京城房价也更高。苏轼晚年在开封当礼部尚书，月薪不算低，可退休后还是回了常州，因为他在开封没置下田宅，而早年在常州买过几亩地、一座小院，老了正好回去住，不用再花钱。

再看日常开销。京城的粮食、蔬菜、布料，都比乡下贵。明代《万历野获编》里记着，北京的一斤米要“五文钱”，而乡下只要“三文钱”；一斤猪肉在京城要“二十文”，乡下只要“十五文”。退休官员没了实权，除了退休金，没别的收入，要是留在京城，日子会过得紧巴巴。明代徐溥退休后本想留在京城，可住了不到三个月，就因每月米、菜、房租要花两百多文，退休金根本不够用，最后还是收拾行李回了宜兴老家——回去后住着祖宅，收点田租，不用再为日常开销犯愁，日子反倒宽裕。

反观乡下，官员大多有“祖产”。古代官员多是“耕读传家”，老家有祖宅、祖田。范仲淹虽未能归乡，但他的祖宅和祖田仍由族人照管；白居易回洛阳香山后，自己种了几亩地，养了鸡和鸭，闲暇时就跟乡邻下棋、喝酒，还写了诗：“门前有流水，墙上多高树。竹径绕荷池，萦回百余步。”日子比在京城自在多了。

古代社会讲究“宗法制度”，家族的事比个人的事重要。官员退休回乡下，不是“自己想回”，而是要承担家族的责任——守祖坟、续族谱、教子弟，这些事只有回故乡才能做。

先看“守祖坟”。古代人觉得，祖坟是家族的“根”，必须有人守着。要是官员退休后留在京城，祖坟没人管，会被人笑话“忘本”。明代徐阶退休回松江后，每天都会去祖坟除草、上香，逢年过节还会组织族人祭拜，他常跟子弟说：“祖坟在，家就不会散。”

再看“续族谱”。族谱是记录家族历史的书，每年要更新，比如谁家生了孩子、谁家娶了媳妇，都要写进族谱里。这事必须回故乡做，因为族谱保存在老家的祠堂里，而且只有家族的“长辈”（退休官员通常是家族里的长辈）才有资格续族谱。徐阶退休后，第一件事就是续《徐氏族谱》，他投入大量精力，把徐家从明初到嘉靖年间的族人，都一一记了下来。他在族谱的序言里写：“吾为朝廷官三十年，退休后首续族谱，不敢忘祖也。”

还有“教子弟”。古代官员大多是“科举出身”，退休后回乡下，要教家族里的子弟读书、考科举，让家族“代代有官”。范仲淹虽未归乡，但他通过范氏义庄支持族人教育；白居易回洛阳后，也常教侄子白敏中读书，白敏中后来考中进士，还当了宰相。白居易晚年写过一句诗：“吾侄敏中，幼而好学，吾退休教之，今成大器。”字里行间都是骄傲。

古代官场复杂，退休官员留在京城，容易卷入纷争，甚至惹祸上身。回乡下“躲清净”，其实是保护自己和家族的最好办法。

明代张居正死后，时任礼部主事的长子张敬修留居京城。当时万历皇帝想清算张居正，有人就诬告张敬修“藏张居正的赃款”，最后张敬修被逼得自杀。《明史·张居正传》里感叹：“居正诸子，若归故乡，或可免祸。”

清代林则徐晚年从云贵总督任上致仕后，坚决返回福建侯官老家。有人劝他：“您功劳大，留在京城能谋个闲职，还能常跟朝廷官员来往。”林则徐却摇头：“京城是非多，我年纪大了，不想再卷入纷争，回乡下最安全。”果然，他回故乡后，安安稳稳过了几年，直到去世都没再被官场琐事打扰。

退休官员回乡下后，远离官场纷争，还能靠自己的威望帮乡亲们解决问题，比如调解纠纷、修桥铺路，反而能留下好名声。范仲淹虽未归乡，但他早年在苏州修的“范公堤”，挡住了海水，让苏州的农田不再被淹；白居易回洛阳后，修了“香山寺”，还挖了“白公堤”，方便乡亲们出行。这些事，比留在京城“跟贵人来往”有意义多了。

现在的人退休后，可能会选择去大城市养老，可古代官员为啥非要回乡下？其实，这背后藏着中国人的“乡土情结”——故乡是“根”，不管走多远，老了都要回去。

这种情结，从汉代一直延续到清代。汉代疏广回乡下后，把皇帝赏的黄金分给乡亲们，说：“我是乡亲们看着长大的，现在老了，该把钱还给大家。”唐代白居易回洛阳后，常跟乡邻一起下地、喝酒，他晚年记性不好，却总记得乡亲们的生日，到了日子就上门贺寿。宋代苏轼在常州定居后，每天都会去集市上跟小贩聊天，有时还会帮邻居修修农具，临死前他跟儿子说：“能死在这，我满足了。”

这种“归乡”，不是“落后”，而是对家族、对故乡的责任。官员回乡下后，守着祖坟、续着族谱、教着子弟，让家族的“根”延续下去；还帮乡亲们做事，让故乡的日子越来越好。就像范仲淹所说：“我在京城当官能帮天下人，回乡下能帮故乡人，都是好事。”

古代官员退休回乡下，不是“傻”，也不是“被迫”，而是制度、经济、家族、安全等多方面的选择。京城的繁华虽然好，但故乡有祖宅、有祖坟、有乡亲，还有官员放不下的“责任”。

现在，我们虽然不用像古代官员那样“必须回乡下”，但那种“不忘本、念故乡”的情结，却一直没变。就像很多人长大后去大城市打拼，老了还是想回故乡看看——因为故乡是根，是我们心里最踏实的地方。古代官员的“归乡”，不仅是一种选择，更是一种中国人独有的“家国情怀”。

出处参考

1. 《汉官仪》（汉·应劭 撰，记载汉代致仕官员“还归故郡”的制度） 2. 《汉书·疏广传》（汉·班固 撰，详述疏广退休回山东老家的事迹） 3. 《唐六典》（唐·李林甫 等撰，唐代致仕官员需回故乡的规定） 4. 《新唐书·食货志》（宋·欧阳修 等撰，唐代长安房价及生活成本） 5. 《宋史·苏轼传》（元·脱脱 等撰，苏轼晚年定居常州的记载） 6. 《明史·张居正传》（清·张廷玉 等撰，张居正之子留京遭祸的事例） 7. 《万历野获编》（明·沈德符 撰，明代北京与乡下的物价对比） 8. 《范仲淹全集》（宋·范仲淹 著，范仲淹创办范氏义庄、修范公堤的记录） 9. 《白居易诗集》（唐·白居易 著，白居易退休后回洛阳香山的诗作） 10. 《林则徐日记》（清·林则徐 著，林则徐退休回福建侯官的生活记录） 11. 《明史·徐溥传》（清·张廷玉 等撰，徐溥退休归乡的事迹）

来源：虎妞的妈妈谈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