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自成打凤阳多惨烈？明祖陵被盗掘焚毁，朱明龙脉被斩，气数将尽

摘要：崇祯八年（1635年）的正月十五，大明中都凤阳沉浸在一片元宵佳节的表象之中。在这份节日的祥和之下，一场针对帝国龙兴之地的致命突袭正在悄然展开。三百名经过李自成与张献忠联合筛选的精锐人员，已成功潜入城内。他们巧妙地利用了节庆期间人流混杂、盘查松懈的时机，化装成各

元宵夜，凤阳城里来了“不速客”

崇祯八年（1635年）的正月十五，大明中都凤阳沉浸在一片元宵佳节的表象之中。在这份节日的祥和之下，一场针对帝国龙兴之地的致命突袭正在悄然展开。三百名经过李自成与张献忠联合筛选的精锐人员，已成功潜入城内。他们巧妙地利用了节庆期间人流混杂、盘查松懈的时机，化装成各式各样的普通商贩、脚夫，分散隐匿于城中的客栈与角落。

这支突击队的人员构成极为关键：其中既有从明军反正过来的士卒，他们熟悉城防布局与口令规制，能够为后续行动提供重要的内部信息；亦不乏长期在江湖闯荡、精于侦察潜伏的奇人异士，他们的任务是在城内刺探关键目标信息，并为总攻做好内应准备。

凤阳作为明太祖朱元璋的故里，不仅是皇陵（明皇陵）所在地，更被定为“中都”，其政治地位非同一般，城防体系在理论上亦应相当完善。现实情况却大相径庭。负责此区域最高防务的凤阳巡抚杨一鹏，此刻并不在凤阳坐镇指挥。

这位年近七旬的老臣，据称因罹患多年的风湿病，发作时疼痛难忍，因此一直停留在相对舒适的淮安官邸养病。中都留守司（凤阳地方最高军事机构）虽然已经侦察到农民军在周边地区活动的迹象，并按例上报了军情，但远在淮安的杨一鹏对此并未给予足够的重视。

他低估了这支农民军的战斗力与胆略，认为他们不敢直接冲击中都重地，更可能是长期的官僚习气让他对下级的警报反应迟钝。无论如何，他的缺位与失职，导致凤阳城的防御指挥系统在关键时刻出现了巨大的真空。

血洗颍州，兵锋直指中都

就在这三百名精锐悄然潜入凤阳城的三天之前，即崇祯八年正月十二前后，李自成与张献忠所领导的农民起义军联军，刚刚完成了一次对邻近州府的毁灭性打击——攻占并血洗了颍州（今安徽阜阳）。

以知州尹梦鳌为代表的士绅官员，面对数倍于己、装备和士气均占优势的起义军，尹梦鳌没有选择投降或逃跑，而是率领城中自愿抵抗的七十七名生员（儒生），在城破后展开了激烈的巷战。这些平日里手无缚鸡之力的读书人，在家国存亡之际，用血肉之躯与起义军搏杀，直至全部战死，其行为虽未能挽回败局，却也载入史册。

义军的攻势并未因此受阻。更为引人注目且极具象征意义的事件，是致仕（退休）在乡的前兵部尚书张鹤鸣的遭遇。这位曾经官至大明国防最高负责人的八十五岁老人，未能幸免于难。城破后，他被起义军从家中搜出并俘虏。关于其死状，史料记载是被倒吊于树上，受尽凌辱后被乱箭射杀。更有甚者，其子张大同赶到现场，抱着父亲的尸体恸哭时，亦被失去控制的乱兵用乱刀砍死、分尸。

在攻城战术上，起义军在此次战斗中有效地运用了从明军手中缴获或自行仿制的二十门红衣大炮。颍州城墙最终在持续的炮火轰击下垮塌，为起义军打开了通路。城破之后，混乱之中，悬挂在州衙之上、代表着明朝官方权威的“承天应运”牌匾轰然坠地，摔得粉碎。

这场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军心，并验证了其攻坚能力的提升。恰在此时，潜伏在凤阳方向的探子传回了关键情报：凤阳城防务松懈，主官不在位，守备兵力空虚。这个消息对于刚刚取得大胜、兵锋正盛的李自成和张献忠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诱惑。

李自成接到报告后，据说下意识地握住了腰间那把刻有“闯”字的佩刀。七年前，当他还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前往投靠当时声势浩大的农民军领袖、亦是其舅父的“闯王”高迎祥时，高迎祥将这把从一位明军参将手中缴获的宝刀赐给了他，寄寓着“闯”出一片天地的厚望。如今，高迎祥已在数年前兵败被俘牺牲，李自成继承了“闯王”的名号和部分部众，正处在事业发展的关键时期。

大雾天，祖宗牌位也遭殃

崇祯八年正月十六日的拂晓时分，一场浓重的大雾弥漫了凤阳及其周边地区。农民起义军的主力部队在夜色的掩护下早已悄然抵达凤阳城外围，并完成了初步部署。随着天色微明，大雾四起，能见度极低，这使得城内外的明军哨探难以有效侦察。

抓住这一良机，起义军按照预定计划发起了攻击。由“扫地王”张一川（李自成麾下重要将领）指挥的前锋部队，利用大雾的掩护，首先对明皇陵区域发起了冲击。在猝不及防的突袭和大雾的混乱中，守陵官兵几乎未能组织起有效的抵抗。当他们从迷茫的雾气中发现敌踪时，战斗已近在眼前。

矗立在皇陵神道两侧、用以彰显皇家威仪的石人、石马等石像生的基座和衣袂上，很快便沾染上了守军和起义军士兵的血迹。与此同时，另一支由李自成亲自指挥的精锐轻骑兵，则利用其高机动性，绕过或冲破外围阻碍，直扑凤阳城北的龙兴寺。这座寺庙由明太祖朱元璋亲自敕令修建，并御笔题写了“第一山”的匾额，是与明朝皇权紧密相关的皇家寺院。

李自成的部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入寺内，守卫寺庙的少量僧兵或卫兵难以抵挡。随后，起义军便开始了系统性的破坏。他们四处纵火，这座承载着明初历史记忆的宏伟建筑群很快便被熊熊烈火吞噬。寺内收藏的珍贵文物也未能幸免，其中，一幅详细绘制了明朝疆域的《大明混一图》绢本地图，在混乱中被冲入大殿的马蹄反复践踏，最终化为污泥残片。

最具破坏性和象征性的行为，发生在皇陵的祭祀核心区域——享殿。这里供奉着明太祖朱元璋及其列祖列宗的画像。起义军冲入享殿后，将这些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祖宗画像悉数捣毁、焚烧。同时，栽种在享殿前、象征着皇家园林气派与悠久历史的二百余棵百年树龄的苍松古柏，也未能逃脱厄运，被起义军纵火焚烧。

这场大火焚烧所产生的浓烈烟柱，在凤阳上空升腾、弥漫，据说持续了整整三日才逐渐散去。其范围之广，以至于远在数十里之外、隔着淮河的对岸都能清晰地望见这股浓烟。

早就埋下的“雷”：谶语童谣齐上阵

凤阳在崇祯八年正月遭到毁灭性打击，并非一次孤立的军事事件。早在事发的三年前，即崇祯五年（1632年），黄河流域遭遇了一场罕见的特大洪水，黄河在河南、山东多处决口，泛滥的洪水一路南下，波及了包括凤阳在内的江淮广大地区。

大量失去土地和生计的灾民被迫沦为流民，其中许多人为了生存而加入了各种形式的武装反抗团体，使得原本就已存在的农民起义势力得以迅速壮大。凤阳作为明朝的中都和皇陵所在地，理论上应受到朝廷的重点关注和保护，但在大灾之后，这里的社会秩序同样遭受重创，民怨沸腾。

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针对朱明王朝的谶语和童谣开始在凤阳及周边地区的灾民和底层民众中悄然流传。其中，最具代表性也最为不祥的一首是：“朱家龙，李家弓，射断龙颈在寿宫。”这首童谣的指向性非常明确：“朱家龙”无疑是指代统治大明的朱姓皇族及其象征——龙脉；“李家弓”则预示着将由李姓人物（当时李自成已是北方农民军的重要领袖之一）来终结朱明王朝；“射断龙颈”比喻摧毁王朝的根基；而“寿宫”在当时的语境下，则被普遍理解为指向帝王的陵寝，在此特指凤阳的明皇陵。

面对凤阳地区因天灾人祸而动荡不安的社会局面，以及当地作为明朝“龙脉”所在地的特殊性，李自成很可能利用了其对情报和宣传的敏感性，有意识地推动或利用了这些谶语童谣的传播。根据一些史料笔记的记载，他派遣了部下的细作，化装成云游四方的僧人、道士或算命先生等身份，深入凤阳地区的乡间市井。

他们将一些迎合当时民间迷信思想、暗示明朝气数已尽、新主将兴的风水谶语，如“凤阳地脉接昆仑，王气葱葱五色分”（意指凤阳地气非凡，预示将有新帝王出现），巧妙地编入到莲花落、地方戏曲等民间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中进行传唱。这些经过解读和放大的“异象”，加剧了当地守军和部分官员的恐慌心理，削弱了他们的抵抗意志。

破城后，各路“老大”显神通

凤阳城破之后，张献忠选择在朱元璋早年出家修行过的皇觉寺遗址上，竖起了“古元真龙皇帝”的大旗，公开展示其问鼎天下的野心。这位曾做过捕快的起义领袖，还特意下令将寺中遗留的、据传是朱元璋使用过的铜磬熔化，重新铸造成箭簇。

与此同时，李自成则在一尊已经断裂的赑屃（龙龟）驮碑的石碑前陷入了沉思。他挥剑削去了碑上原有的“奉天承运”四个大字——这正是皇权“君权神授”的宣告。随后，他命令工匠在原处改刻上“均田免粮”四个字。这句简洁而有力的口号，精准地切中了底层农民最迫切的需求，随着凤阳被焚毁的消息传开，迅速传遍了大明王朝的各个府县，成为了日后吸引无数贫苦大众投奔闯王的重要旗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