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赛诺菲还聚焦于支持中国本土生态系统，包括新兴生物科技初创企业和针对新兴公司的风险投资，例如探索为苏州研究院引入新公司进行合作的机会。

//

• Mike Quigley认为科学家要“庆祝失败，拥抱失败”；

• 未来五年，AI的全球整合与应用会成为赛诺菲研发的重要支撑。

• 赛诺菲正在把AI驱动的决策机制融入到研发流程里，帮助决定项目继续推进还是调整策略。

• 在免疫学领域，赛诺菲用“泛治疗领域”策略，找那些由关键免疫通路驱动的疾病；

• 赛诺菲还聚焦于支持中国本土生态系统，包括新兴生物科技初创企业和针对新兴公司的风险投资，例如探索为苏州研究院引入新公司进行合作的机会。

“创新无边界，不分跨国公司还是Biotech。”在2025年国际医药创新大会（IPIF）召开前夕，赛诺菲首席科学官兼全球研究负责人Mike Quigley博士接受了研发客的独家专访。这是他上任后第一次来中国，正赶上中国生物医药创新像北京绚烂的春天一样蓬勃发展。为此，赛诺菲也积极在基础科研方面与中国合作。

访谈中，Mike强调赛诺菲非常重视构建一种包容失败与成功的创新文化，认为科学家要“庆祝失败、拥抱失败”。此外，他还谈到AI对药物研发的深刻影响。最后，他强调免疫学是赛诺菲重点布局领域，未来将持续加大研发投入。

研发客：您此前在投资公司和众多跨国公司担任高管，有投资和研发双重背景和经验。您为什么加入赛诺菲，目前主要负责哪些工作？

Mike Quigley：

赛诺菲是全球免疫领域的领军企业，研发管线很有实力，现在正是加入赛诺菲的好时机。作为研究负责人，我主要关注如何通过合作，让创新管线保持长久活力。

我在赛诺菲身兼两职：全球研究负责人和首席科学官。作为研究负责人，我的首要任务是确保全球管线有效推进。我们的开发管线已经很成熟，我的工作重点是在研究方面保持持续的创新力。

研究负责人和首席科学官的角色紧密相连。当我们在全球寻找创新机会时，包括在中国，我们既要积极参与科研实践，也要通过合作拓展创新边界。这意味着既要发挥自身专长，也要充分合作，推动创新。

研发客：现在大药企和新兴生物科技公司（包括中国公司）合作频繁，有人觉得大药企自身创新能力变弱了。您怎么看？赛诺菲要怎么保持创新？

Mike Quigley：

创新无边界，不应分大公司还是小公司。这既包括内部创新，也包括更重要的外部创新。作为免疫学、肿瘤学、神经学、罕见病和疫苗等领域的领军企业，我们必须融入全球创新当中。

传统上，药企的优势在于开展大规模临床试验并把产品推上市。但赛诺菲，最关注的是创新。虽然生物科技和风险投资领域一直很有创新活力，但赛诺菲吸引我的地方在于，它不断思考如何与创新型生物科技公司和风投机构合作，同时利用自身科学积累推动内部创新。

研发客：创新往往伴随高风险与巨大成本。赛诺菲如何平衡风险与创新，如何鼓励年轻科学家保持创新热情、不惧失败？

Mike Quigley：

在赛诺菲的研发中，我们提倡“高效试错、尽早失败”的文化。这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失败是研发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开发新药很困难，因为科学本身很复杂，我们对疾病的理解也有限。很多早期研究可能无法进入临床阶段，但这不能成为我们退缩的理由。

对年轻科学家和创新者来说，接受失败很重要。要从失败中学习，把经验变成进步的阶梯。失败不是终点，而是成功的必经之路。

此外，还要学会“庆祝失败”。我的工作是洞察创新和生物学的发展方向，资源整合。找到有潜力的研究方向后，关键是要快速验证其效果。

“快速试错、高效迭代”的本质是从失败中吸取教训，优化策略。我的角色就像“科学产品组合经理”，理解和协同各项科学工作，加速成熟项目的临床转化。

Mike Quigley与研发客主编毛冬蕾（右）

连接生物学与技术：AI驱动创新战略

研发客：赛诺菲一直在把AI和机器学习（ML）用到研发里。AI如何具体加速药物研发呢？

Mike Quigley：

AI确实在加速制药研发的很多环节。在赛诺菲，AI通过内部研发和外部合作，正在加速早期研究针对特定作用通路的化合物筛选与优化。

现在，我们的核心是运用AI来探索新兴生物学领域，分析大量复杂数据。未来五年，AI的全球整合与应用会成为赛诺菲研发的重要支撑。

赛诺菲全力拥抱AI和数字技术，这是推动我们研发管线的关键。现在不用AI，就会在竞争中落后。

比如和百图生科的合作，我刚刚参观了他们的实验室。这项合作专注于AI驱动的生物制剂发现，尤其在多特异性和双特异性抗体开发中，AI不仅帮忙预测和优化生物制剂，还能从头设计新颖的开发路径，这和传统方法不一样。

AI算法正在优化生物制剂设计，直接提升研发组合的效率，加快“设计-合成-测试-分析”循环。这就是我们将AI药物发现整合到所有项目中的模式，包括与百图生科的合作及内部项目，覆盖生物制剂和小分子药物研发。

从研究角度看，最关键的决策是靶点选择。虽然AI还没完全成熟，但它的未来能整合大量专有和公开数据，识别最佳靶点。这需要借助大语言模型，最终开发出能主动查询分析数据、提供靶点洞见的AI技术。

研发客：您觉得AI驱动的药物发现（AIDD）现在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Mike Quigley：

对我们来说，用好AI的关键是“人的主导”（human-in-the-loop）。AI不是自己做决定，而是给我们提建议、整合数据、支持规划。这些如果靠人来干，几乎不可能。以前这种深度分析做不到，但现在有了AI，我们就能验证数据、假设和算法建议。

我们要确保AI算法和方法是透明的，能让人看懂。这对我们这种受监管的行业来说很关键，数据分析、结果沟通和过程追溯都要做到最好。

研发决策必须建立在扎实的数据分析和可靠的洞察上。平衡AI建议和人工监督，正是我们工作的核心。

研发客：AI如何被用于优化临床试验设计，如患者入组标准的制定和临床终点选择？

Mike Quigley：

不管是中国的还是全球的临床项目，AI正在加速很多流程，比如试验地点的选择、优化时间线、准备监管申报。

现在，赛诺菲大部分国际多中心研究项目都将中国纳入，这既是因为中国在全球创新生态里很重要，也符合我们自己的研发管线布局。在赛诺菲，已经有现成的AI工具被用在很多具体场景里。最首要就是选临床试验中心。AI能找出以前招募到最多目标患者的试验中心，还能追踪这些中心的招募速度。

这个APP能聚合大量数据，实时监控入组进度和中心选择，直接影响试验的效率、速度、成本，甚至成功概率。AI会分析所有的全球试验数据，然后给出行动建议。

AI还能帮助我们做决策。赛诺菲正在把AI驱动的决策机制融入到研发流程里，帮助我们评估成功概率，根据数据决定是继续推进还是调整策略。

研发客：AI在制药研发里越来越普及，这将如何影响数据科学家、研究人员和临床医生之间的合作呢？

Mike Quigley：

现在，数字技术和研发一样重要，双方一起合作，把最前沿的数字和AI能力转化成研发决策、执行和效率提升的动力。

在赛诺菲，虽然我们也和很多外部合作伙伴协作，但内部专门成立了数字团队，并把核心成员放到所有项目团队里。他们的任务是找出AI使用的场景，并预判技术发展趋势，并与研发团队紧密合作，探索AI技术如何赋能和优化我们的工作。

在人才方面，技能升级很重要。传统研发科学家可能还没完全意识到AI怎么帮助他们。我的工作重点之一就是培训他们把AI整合到日常流程里，提高效率，做出更好的决策。同时，还积极招聘“复合型科学家”——就是有AI专长又有临床知识的人才。这是“技术-生物”交叉领域（不只是生物技术）的明显趋势，我们致力于加强这方面的招聘、整合和协作。

我常说，AI不会取代生物学家，但会用AI的生物学家会取代那些不会的人。从人才战略角度看，我们的目标是培养“复合型科学家”——既能掌握技术领域的AI和数字工具，又深耕传统生物科学的人才。

创新，诞生于学科交叉处——即生物学与技术的融合。通过将这两个领域结合，我们能以更高效的途径推动内部突破，并通过与技术-生物交叉企业的合作拓展创新边界。

从实验室到临床的免疫策略

研发客：在全球众多未满足的临床需求当中，赛诺菲为何如此重视免疫性疾病一领域？

Mike Quigley：

我们的研究涵盖多个治疗领域，包括罕见病、肿瘤学、神经学、疫苗和呼吸道感染等。现阶段，我们重点强化自身作为免疫学领域领导者的地位，因为免疫学在上述众多疾病中均扮演着关键角色。

传统上，制药行业的免疫学与炎症疾病研究主要聚焦于自身免疫性疾病。但我们对免疫学的理解更广，因为它还和很多其他疾病有关系，如神经退行性疾病、肿瘤、罕见病，这些疾病里往往有明显的炎症或免疫学因素，哪怕以前没被归到免疫学里研究。

我们在免疫学领域有很深的积累，现在用“泛治疗领域”策略，去找那些由关键免疫通路驱动的疾病。我们专注免疫科学，一直为患者承诺提供创新药物。

研发客：赛诺菲在双特异性和多特异性生物制剂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请分享赛诺菲在免疫疾病领域的研发管线或早期发现有哪些亮点？

Mike Quigley：

在研药物Lunsekimig是一种靶向TSLP和IL-13的双特异性纳米抗体。通过同时靶向这两个通路，有望为哮喘等疾病患者提升疗效并延长治疗应答的持久性。同样，我们的Nanobody®平台还开发了另一款双特异性抗体Brivekimig，其靶向TNF-α和OX40L，正针对化脓性汗腺炎（HS）进行研究。

研发客：在免疫领域的药物研发里，把实验室发现转化成临床应用和临床试验，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Mike Quigley：

我们把这个过程叫做“逆向转化研究”。我们的靶点识别和验证策略，是从患者出发的。用人工智能技术，整合很多维度的数据，包括人类遗传学、多组学、转录组学、蛋白质组学的数据。把这些数据聚合分析之后，再回到实验室研究。

靶点筛选是从临床数据开始的，然后再进入传统的研发流程——找到作用于特定通路的最佳分子，进行优化。从遗传学和人类生物学出发的研究策略，既能提高研发成功率，也能保证选的靶点真的适用于人类疾病，而不仅仅是在临床前的模型里有效。

研发客：能否解释多特异性生物制剂如何实现对多个靶点或通路的同步阻断？相比传统生物制剂，它们有何优势？

Mike Quigley：

以Lunsekimig为例，该分子基于我们的纳米抗体平台开发，可靶向TSLP和IL-13两种细胞因子。你可以将其想象为“串珠结构”，每个“珠子”分别对应TSLP和IL-13的结合位点——每个靶点各有两个。我们的思路是同时阻断这两个通路，因为早期研究表明它们在人类疾病中起到关键作用。

为优化该分子，我们运用AI扩大筛选规模，精细调整其结合亲和力（即与目标结合的紧密程度）和几何构象（分子同时结合两个目标的灵活性）。这一过程依赖机器人技术、自动化操作和高速数据分析的支持，使我们能够高效完成分子优化。

完成优化后，我们在模拟哮喘患者肺部的临床前模型中对Lunsekimig进行测试。这一步能验证我们的假设，并确保分子在接近人类疾病的条件下有效阻断双通路。

在早期临床开发阶段，尤其是1B期试验中，相较于单独靶向TSLP或IL-13的药物，Lunsekimig展现出更强的活性。这表明同步阻断双通路可提升疗效，既验证了“反向转化”策略的有效性，也展现了联合疗法的潜力。

研发客：您刚才提到赛诺菲的 Nanobody®技术平台。我很好奇。它是通过类似纳米抗体或其他递送技术系统衍生出大量新模态吗？

Mike Quigley：

中国作为创新枢纽：战略性研发拓展

研发客：中国在赛诺菲的研发中扮演何种角色，尤其是在药物发现领域？未来赛诺菲在中国建立和扩展早期研发团队有何规划？

Mike Quigley：

中国对赛诺菲而言至关重要，它是我们全球第二大市场。赛诺菲深耕中国市场超过40年，目前在北京、上海、成都和苏州均设有研发及运营中心。

我们也深切致力于人才培养，与中国科学院卓越细胞分子创新中心（原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等机构合作，支持了320多位青年科学家，推动中国科研生态的发展。

2021年，我们在苏州成立了在中国的首个全球研究院（SIBR），不仅支持本地研究、药物发现和早期临床开发，也为我们的全球研发管线和产品组合的建立与扩展做出贡献。

我们在中国的承诺是充分利用苏州的赛诺菲全球研究院，从而推动本地生态系统的发展，探索并优化我们在中国开展早期研究的合作模式。我们不仅支持学术研究者和生物技术公司，还致力于将全球研究战略与中国本土实践相互融合。

对我们而言，必须确保苏州赛诺菲全球研究院的工作与全球其他研发工作无缝衔接，两者是相互连接、密不可分的。这种紧密的联系对于推动最大程度的创新至关重要。一方面，我们能够将全球的专业知识带入中国，另一方面，我们也能充分融入并利用中国本土的创新生态。

令人振奋的是，中国正展现出成为大型制药公司基础创新的来源，而不仅仅是拥有临床试验的患者资源。我们的目标是将中国的创新能力全面融入更广阔的创新格局中。

研发客：截至2024年上半年，赛诺菲在中国有100项正在进行和计划中的临床试验，包括15项早期试验，覆盖免疫、肿瘤、神经及罕见病等多个治疗领域。能否分享赛诺菲在中国研发中选择最具潜力治疗领域和治疗模式的标准？

Mike Quigley：

我们的出发点是明确赛诺菲能在哪些领域产生有意义的积极影响，通过发挥我们的专长和能力，解决患者未被满足的明确需求。以免疫学为例，全球约有100种炎症和免疫疾病，影响全球约7%~9%的人口。不幸的是，这一数字正以每年3%~9%的速度增长，中国也不例外。在这100种疾病中，目前仅有约30种拥有获批疗法。这凸显了应对这些疾病的巨大缺口，也强调了通过创新解决方案满足这一需求的迫切性。

作为免疫领域的领导者，我们相信，在利用全球专长的同时，结合本地生态系统来识别合适的模式以应对这些挑战，正是我们的优势所在。免疫学的复杂性在于，疾病往往涉及多条通路，有效治疗需要联合疗法。在赛诺菲，包括苏州研究院，我们正在探索创新方法，例如同时靶向两条通路的双特异性抗体，以及将疗法与口服生物可利用药物结合。

我们的战略根植于深厚的免疫学专长，以及针对多种疾病机制的能力。在决策时，我们聚焦于能同时带来科学价值和药物研发突破的潜力领域。如果内部缺乏必要能力，我们会通过合作引入合适的药物、技术或平台，以推动下一波创新浪潮。

最终，我们的目标是通过推进研发管线和产品组合，解决中国及全球范围内未被满足的患者需求。

研发客：您对未来赛诺菲在中国的发展有何期待？

Mike Quigley：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非常兴奋。我们在中国的研发组织拥有悠久的历史，累计与超过1,100个临床研究中心建立临床开发方面的合作，覆盖近300家医院，这些已成为我们日常运营的一部分。

从监管和临床开发的角度，我们的绝大多数项目已实现整合，与监管机构和医院系统紧密合作。这一模式将持续推进，我们承诺进一步加强这些合作。在制定全球项目开发战略时，中国仍将是这一战略的核心组成部分。

在研究领域，我们成立了由我的同事Karin Wåhlander领导的转化医学部门。我们密切合作，不仅致力于发现满足未满足需求的早期药物，还推动早期人体靶点验证和临床概念验证。这一双轨策略至关重要，因为它使我们能够与中国的研究人员在早期临床生物标志物研究及下游晚期开发适应症选择上展开深度合作，而中国在晚期开发方面已具备成熟体系。

苏州是我们融入本地生态系统的一个范例，我们计划通过学术合作以及与临床研究中心和监管机构的持续合作，进一步拓展这一模式。我们对中国监管环境的变化感到欣喜，其日益与国际标准接轨。我们认为这将推动更多创新。

研发客：赛诺菲是否会与中国生物科技公司在早期研究阶段合作，或通过交易获取初创企业的早期资产？

Mike Quigley：

中国已从成熟的CRO聚集地迅速发展为真正的创新引擎——不仅局限于资产层面，更在培育充满活力的创新生态系统。我们的目标是深度融入这一本土创新生态。尽管中国的早期研发资产对我们很重要，但我希望能从全球视角评估其价值，确保这些来自中国的早期项目能支持我们在中国的研发业务。

我们还聚焦于如何支持本土生态系统，包括新兴生物科技初创企业和针对新兴公司的风险投资。例如，在苏州，正在探索为研究院引入新公司进行合作的机会。

我们的战略是统一的——全球研发战略与中国战略密不可分。我们始终与本土创新生态系统保持紧密联系，用全球科学专长助力中国的创新。

编辑 | 姚嘉

来源：研发客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