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胡志明是越南的“现代国父”，也是越南反帝反封建革命的领导人。以胡志明为首的越南第一代领导人，和我们中国的关系还是很不错的，胡志明在历史上也曾经多次访问新中国，早年更是参加过中国革命，其和毛主席之间也有着深厚的革命友谊。

胡志明是越南的“现代国父”，也是越南反帝反封建革命的领导人。以胡志明为首的越南第一代领导人，和我们中国的关系还是很不错的，胡志明在历史上也曾经多次访问新中国，早年更是参加过中国革命，其和毛主席之间也有着深厚的革命友谊。

然而在1966年的一次谈话中，毛主席似乎对胡志明的父亲，“有一点看法”。

1966年，胡志明访华期间受到了毛主席的接见，两人有一次谈话。那一次谈话两人谈的很深，期间毛主席甚至要求去越南，但是却被胡志明坚决反对。因为当时越南在打仗，经常被美军轰炸，毛主席偏偏还想要去南越看看，就走胡志明小道。

胡志明坚决不同意，因为当时这条路经常被美军的B-52轰炸，毛主席说轰炸开始自己就躲进林子里，胡志明则说自己去清化和义安，越南方面都不同意。毛主席说，那我们就一起去，要挨了轰炸我们就死在一起，胡志明则一直说，他们不让去。

毛主席还说想去非洲看看，去看看其他的革命，汲取一下经验。两人后来又谈到了越南的战局，谈到了越南反抗美帝国主义的方式，以及苏联的德波林。胡志明还向毛主席报告了延安的情况，因为他之前刚刚去了一趟延安，延安的民众都很想毛主席，希望他能回去看看。

最后他们谈到了经济和历史，毛主席分享了一个故事，自己的一个表兄弟，前年刚刚去世，他曾经和好几家凑了五万两银子，在广东省潮阳县买了个税务局局长的官，这个活半年就要换人，他在半年时间至少要搞十万两银子才能赚钱，毛主席在斯诺的《西行漫记》里面点了这个兄弟的名，后来他恨毛主席恨得要死。

古代考官，要有路费，要到京城找人，送礼，都要花钱，没钱做不了官，做了官肯定就要贪，贪了之后还账。胡志明相信有清官，比如海瑞，但是毛主席不信，孙中山以前说，只有大贪和小贪，毛主席信这句话，他说只有大贪，中贪和小贪之分，无官不贪。

胡志明不相信，他说自己的父亲当过知县，他就没有贪。毛主席却说：“不见得，那时候你还小，他贪了你也不知道，当知县可了不起了！”

“当了几个月，他就被撤职了。”

“那是他来不及贪，当上一两年知县，我看他不大贪也小贪。”

康生：“无官不贪，官和贪是分不开的。”

毛主席随后说道，现在我们不搞清官和贪官，搞的是运动，搞教育界，文艺界，学术界，哲学界...中国也有高薪阶层，我就是其中一个，每个月领到四百块钱，等于八十美元，你比我少。胡志明说自己是二百四十越元，毛主席随即说胡志明是小贪。

随后他又谈到了自己，说自己有六十万的稿费，攒到了一百万之后就交给中央，他还说：“真是岂有此理，写文章还要有稿费，稿费存在银行里还有利息，七转八转就上去了，成了贪官，你也可以多写点文章嘛。”

那么这时问题来了，毛主席到底为什么不相信有“清官”呢？

在主席的眼中，人的社会行为是由其社会地位所决定的，这是客观规律，所以在社会阶级中，位于统治地位的“官”，是不受任何监督，且有着巨大权力的，那就免不了会贪，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而在我党当权之后所产生的“官”，其实毛主席也不放心。在新政权建立之后，战争时期形成的军民，官兵，官民之间的鱼水情，渐渐的起了一些变化，毛主席对此非常的敏感，他曾说：

“我们党在四九年、五〇年、五一年这三年当中，群众是拥护我们的，是尊重我们的，因为当时是艰苦朴素的，吃小米，住帐篷。当时刚打完仗，还有饱满的革命热情，和群众有密切的联系。一九五二年以后情况就发生了一定的变化，我们干部在群众当中开始受冷落。当时，在干部当中实行了薪金制，军队住了营房，机关盖了高楼大厦。过去和群众在一起吃、穿、住，现在有些脱离群众了。”

毛主席认为，我们的兵和官，应当和群众打成一片，对群众一定是说服而不是压服，但是后来这些却都成为了问题。他的结论是，脱离群众，是特殊化。他还说：“衙门大了，离人民就远了。”

毛主席认为，如果共产党的干部在成为了“官”之后，就脱离了群众，和群众处于一种不平等的特殊化的地位，那么就会从代表人民利益的公仆成为高坐于“衙门”之上的统治者，对于这种人，“贪官”的客观规律就一定会发生作用，不是“共产党的招牌”就能避免了。

而后来，我党确实就揪出了刘青山，张子善等一系列的贪官，甚至是巨贪。你说他们没有革命信仰吗？曾经确实是有过的，但是偏偏在革命胜利之后，却没有坚守住自己的底线，成为了贪官。

而这无疑证明了一件事，那就是毛主席的担忧，不是多余的。毛主席的观点在于，消灭“官”这个阶级的存在，其作用性应该存在，但是不应当作为一个阶级而不接受监督的存在。于是毛主席发起了声势浩大的三反运动，为刚刚走上执政党地位的我党开创了前所未有的清廉局面。

但是这够吗？

在毛主席看来，这还远远不够，因为只要党的干部脱离了群众，和群众处于不平等的地位，那么变成“官”其实就是一个时间问题。那么毛主席，又思考了些什么，来避免这种情况出现呢？

在新中国完成了农业合作化和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之后，毛主席曾经开心了一段时间，但是他很快有不开心了，因为他发现工厂的领导和职工，合作社的领导和社员之间，出现了地位上的差距，党，政，工，团成为了“四大领袖”，毛主席意识到，距离彻底消灭官僚主义，仍然任重道远。

在毛主席看来，苏联的十月革命就么有做好，旧的法权制度依然存在，劳力和劳心是分离的，教育和生产是分离的。苏共党员大多都是干部子弟，普通的工人农民有，但是很少，所以中国必须走自己的道路。

1959年-1960年，毛主席动员党的高级干部研讨苏共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毛主席认为，虽然苏联的宪法宣布了劳动者的诸多权利，也采取了很多措施保证这种权利，但是最大的权利仍然是管理国家。

苏联的劳动者享受了权利，但是却没有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和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也应该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最基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其实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和受教育权，也就没法保证。

毛主席说过：“我们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利问题，了解为国家只由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

那么又要如何让群众行使自己这种“最大的权利”呢？

首先，必须领导和吸引广大人民群众参与国家的政治生活，调动他们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积极性。

1954年我国制定共和国的第一部宪法时，毛主席就说过：

“用宪法这样一个根本大法的形式，把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原则固定下来，使全国人民有一条清楚的轨道，使全国人民感到有一条清楚的明确的正确的道路可走，就可以提高全国人民的积极性。”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时，他提出应当讲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并且创造性的提出了“双百”方针，等一系列解决方式。

其次，就是应当在经济领域中贯彻民主管理的原则。

毛主席认为：“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以后，最重要的问题是管理问题，即全民所有制的企业如何管理的问题，集体所有的企业如何管理的问题，这也就是人与人的关系问题。”

比如在合作社的管理上，毛主席就要求，生产，劳动，财务，分配计划都必须进行民主讨论。

最后，人民的权利应当在对文化教育等事业的管理上有所体现。

毛主席认为：“社会主义民主的问题，首先就是劳动者有没有权利来克服多种敌对势力和他们的影响的问题。像报纸刊物、广播、电影这类东西，掌握在谁手里，由谁来发议论，都是属于权利的问题。”

报纸刊物，必须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的手中，思想阵地必须牢牢掌控，若是落入右派的手中，那就危险了。

参考资料：

《毛泽东关于人民民主政治建设的若干重要思想》 中华人民共和国党史网

《毛泽东主席同胡志明主席谈话记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来源：趣叭叭史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