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西南联大这些年来成为社会热点，“以文学想象写史”的作品大量流行，很多与历史脱节的任意发挥，是谓“想象误区”。我以为，最值得关注的是对三校联合办学的想象误区，这涉及西南联大形成的一部大历史。

本文刊载于《作家文摘》2777期13版

西南联大的“想象误区”

文 | 张曼菱

西南联大这些年来成为社会热点，“以文学想象写史”的作品大量流行，很多与历史脱节的任意发挥，是谓“想象误区”。我以为，最值得关注的是对三校联合办学的想象误区，这涉及西南联大形成的一部大历史。

西南联大校门

“世界教育史上的长征”

长沙临时大学的大批师生及家属都从香港绕越南去昆明，同时，学校也组织了一批志愿者步行转移。很多校友，例如沈克琦先生，都谈到一点：当局和学校认为，全体人员从境外转移至滇，有失尊严，必须有一些师生作为代表，从尚未被占领的国土上走过去。

左起：南开校长张伯苓、清华校长梅贻琦、北大校长蒋梦麟

部长要亲自到长沙来，“大致学生步行，势在必办”。部长，就是陈立夫，后来没有到长沙，但“湘黔滇旅行团”（也称“步行团”）应运而生，一批师生自愿报名，决定以步行为主，辅以车船，西行到昆明去。近300 人徒步3000 多里，形成了西南联大精神的一个奠基。西南联大的这一壮举被称作“世界教育史上的长征”。

西迁路上的盘山路

当年的湘黔滇旅行团由三校组成，计有教师11 人，学生200 多人。在穿越山野的路途中，学生分成了小队，散漫而行，赶到目的地即可。吴征镒回忆了他与老师李继侗同行，有时路遇闻一多等人。这三个清华教师是一起走的，在路边一同休息。后人想象的那种如散步一般的轻松、融洽，在“步行中授课”之类的行为，是不存在的。当年的步行中，不仅师生有别，学校也是各有“门槛”。

“文凭”分类

余树声曾经讲起一个细节。在长沙上课的时候，北大、清华的学生同系别的合并开课。有一天，突然来了一批南开中学的直升生，大家都很惊愕，下来后就发牢骚了，因为北大、清华的学生都是经过严格的考试录取的。南开是一个体系，中学生直接升入大学，但进入了长沙临时大学，在学历的资质认证上就发生了歧问。

西南联大校舍

学历的问题，到昆明后正式解决了。发放不同的文凭，认定三校学生不同的学历。北大、清华以及南开原来的学生依然得到原学校的文凭。1938年6 月10日成立“1938-1939 年度招考委员会”，统一招生，统一考试，录取的学生毕业可得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文凭。

西南联大图书馆

三校的“联合”，并非“合并”，而是合中有分。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在昆明各自设立办事处，保留着各校原有的某些行政和教学系统，负责处理各校自身的事务。参加联大工作的三校教职员，除由各校仍发给该校的聘书外，另由联大加聘。三校的组织机构对诸如学校经费、房子租用、教师薪水等的管理都是独立的，三校各自的编制一直存在。

“合中有分”

西南联大作为一个实体运转，必须构建一个重要的框架，联合成立“教授资格论证会”。这是西南联大实行“教授治校”的一个重要程序。这个“合中有分”很重要，它保持了三校在联合中的个性、特色与各自的尊严。抗战胜利之后，三校势必重新回到原来的体制，在学术上进行平等的竞争，各自保持住教育的优势。所以在“联合”中，各校都要保持自己的学术水平，这是心照不宣的。

傅斯年就叮嘱再三，北大一定要保持住学术力量，在战后依然要占有领先的地位。郑天挺一直不肯就任西南联大总务长，也是要继续自己的明清史研究，不愿意因为战时杂事而耽误学术。

西南联大教室

闻一多与罗庸当时都提出要讲《楚辞》，后来朱自清从中调停，同意他们同时开课。闻、罗二人的研究方向、路径不一样。此二人的背后分别是清华与北大。联合办学的背景，决定了必须取“兼容并包”的态度。

理科也是如此。沈克琦回忆，在物理课中，有的先生偏重热力学，有的偏重电学，有的偏重粒子，并不是按教学大纲照本宣科。因为每一个系的主任由北大、清华轮流担任，体现的风格也异彩纷呈。

《大学一年级英文教本》（Freshman Readings in English）是当年联大全校通开课“大一英文”课的教材

冯友兰在西南联大纪念碑碑文里说：“三校有不同之历史，各异之学风，八年之久，合作无间。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这是有着深刻的不可复制的历史条件的，在世界高校中也是罕见的。

待到1945 年西南联大结束历史使命，没有读完的学生则随校北归，相同院系的可以在北大、清华中选择，而南开宣布不接收学生。至此，那种热气腾腾的学术态势就消失了。

“请 贤”

当年的学子何炳棣说，三校都服膺的人是郑天挺，只要郑天挺主事，三校合作就有了保障。看《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梅贻琦、蒋梦麟这些如今被“偶像化”的人，也会发脾气、撂挑子。郑天挺却没撂过挑子，他是这些主持者中最成熟、刚毅的一个。

西南联大教授会

三校来到云南边城生活、教学，真的是需要一个大家都认可的当家人，而这个人非郑天挺莫属。1940 年1 月，冯友兰与黄钰生、查良钊、杨振声、施嘉炀等西南联大“股肱之臣”劝请郑天挺担任西南联大总务长，留条写下了“斯人不出，如苍生何”的名言。

“吃老本”

有人鼓吹一种“越艰苦越出成果”的高调，这是完全不能成立的。西南联大的成果并不是“日本人打出来”的，而是靠“吃老本”。战争时期的中国大学之所以能幸存，主要是依靠战争爆发前的那一段积累。

西南联大外国语言文学系1946届学生毕业合影

北大、清华的掌舵人蒋梦麟和梅贻琦，他们的头脑一直是清醒的。后来三校联合的西南联大，基本上也是遵从这个框架来搭建的。而如果战争再拖下去，恐怕“老本”就要吃光了，毕竟学校不可脱离世界学术和文化的主流太久。

在昆明，西南联大整个学术已经处于一种“缺氧”状态。江丕权、江丕栋回忆，他们的姑夫胡适从美国给他们的父亲江泽涵寄了一本新出的拓扑学著作，书到昆明，算学系的所有人都来手抄。陈省身也说过，他曾经手抄教材。李政道回忆，当年有一个学者绕道印度从英国回来了，吴大猷马上安排他与这个人谈话，讲国际科学前沿的研究动向。

1952年，胡适由美来台，与老友重聚合影

文科，也到了内部交流的饱和阶段。据朱乔森回忆，由于昆明远离重庆，学术刊物几无，当时纸张匮乏，朱自清与王力、闻一多等人互相传看手稿。如果战争不结束，学术萎缩，教育水平滑坡，是必然的。

来源：作家文摘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