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海两岸谍战回眸（57）谢雪红：从童养媳到台共台盟创始人（中）

摘要：1949年，国民党兵败大陆逃往台湾，但蒋介石念念不忘“光复大陆”。与此同时，共产党人为实现祖国统一，秘密派遣1500余人入台，一时台海两岸谍云密布，危机四伏。由于叛徒出卖，大批潜伏台湾的地下党员被捕，其中被国民党当局公审枪杀的就有1100余人，他们中许多人的事

1949年，国民党兵败大陆逃往台湾，但蒋介石念念不忘“光复大陆”。与此同时，共产党人为实现祖国统一，秘密派遣1500余人入台，一时台海两岸谍云密布，危机四伏。由于叛徒出卖，大批潜伏台湾的地下党员被捕，其中被国民党当局公审枪杀的就有1100余人，他们中许多人的事迹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才被陆续公开。

2013年10月，中央在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修建了“无名英雄纪念广场”，专门缅怀1950年代牺牲于台湾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们。其中以吴石、朱枫、陈宝仓和聂曦为原型的雕像位居广场正中，两边花岗岩墙壁上刻着846位烈士的英名，还有许多留白，以便随时增加新发现的英烈名字。谨以此系列文字纪念这些隐蔽战线的英烈们。

（二）创建台共被捕入狱

前文说到谢雪红、林木顺于1927年10月结束在莫斯科东方大学的学习生活，受共产国际派遣，在日共创始人之一片山潜的安排下启程回国，创建台湾共产党。

1927年11月13日，谢雪红和林木顺秘密抵达上海。此时蒋介石反共气焰嚣张，中共已转入地下活动。他们通过中共与台籍中共党员翁泽生（1903—1939）取得联系，创建了“上海台湾青年读书会”作为掩护，开始实施台湾共产党的筹建工作。

翁泽生

11月17日，林木顺前期赴日，谢雪红于12月上旬也赶赴日本，接受日本共产党的指导。期间，林木顺与在日本的台籍进步青年苏新、陈来旺、林添进和何火炎成立东京“马克思主义小组”，在日本的台籍进步青年中宣扬共产主义。

1928年1月，林木顺、谢雪红与日共的渡边政之辅、佐野学讨论起草台湾共产党的《政治纲领》和《组织纲领》，并获得日共中央通过。

1928年1月底，林木顺、谢雪红带着日共的指示及筹备成立台共的文件回到上海，在上海法租界翁泽生寓所召集会议，决定成立台共筹备委员会，以林木顺为召集人，翁泽生负责将《政治纲领》和《组织纲领》翻译成中文。

现存于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的林木顺手迹《台湾共产党组织的经过与现状》

此时的日共正在参与日本新一届国会的选举，但受到田中义一政府的打压和迫害，领导人渡边、佐野等纷纷逃亡，日共便将指导台共的创建工作委托给了中国共产党。

于是，中共派遣“彭荣”（任弼时同志的化名）具体负责台共的创建指导工作。1928年4月13日，按照彭荣的提议，先在翁泽生寓所秘密召开了台共筹备会议，林木顺、谢雪红、翁泽生等11名“台湾共产主义者积极分子”参加了会议，选定台共建党日为4月15日。

1928年4月15日，台湾共产党在上海霞飞路831号金神甫照相馆二楼宣告成立。出席者为中共代表彭荣、朝鲜共产党代表吕运亨，以及林木顺、谢雪红、翁泽生、陈来旺、林日高、潘钦信、张茂良7名台湾共产主义积极分子（代表当时台共18位党员）。

现人民坊左侧的二楼即为台共成立地点——原金神甫照相馆二楼

大会选举林木顺（24岁）、林日高（24岁）、蔡孝乾（20岁、缺席）、庄春火（缺席）、洪朝宗（缺席）为中央委员，谢雪红（27岁）、翁泽生（25岁）为侯补中央委员，由林木顺担任书记长。这标志着台湾从此有了共产党的正式组织（当时，台湾共产党的正式名称为“日本共产党台湾民族支部” ，史称“老台共”）。

选举之前，翁泽生提议把中央委员名额让给岛内人员，而他和谢雪红已被安排驻扎上海和东京，分别作为共产国际驻沪及中共、日共的联络员，因此两人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

台共的Logo

1928年4月25日，台共成立的第十天。就在谢雪红准备赴东京，向日共中央汇报台共成立情况之时，她和林木顺在上海法租界同居的住所受到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警察署警察的搜查，谢雪红、张茂良、杨金泉、林松水、刘守鸿等五人被捕入狱（林木顺侥幸从天窗逃走）。

在关押一个多月后，因证据不足（仅仅搜查出一些进步书籍，台共建党的相关文件大都秘密隐藏在翁泽生住所），谢雪红等人被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警察署于1928年6月2日释放并遣送回台。

赴俄留学前的谢雪红（前排右二）

（三）返台“大展身手” 又两次入狱

1928年6月，当台湾报界得知谢雪红被遣送回台的消息时，大感“兴趣”。因为谢雪红从一个童养媳、小妾的“卑微身份”，竟可以自学识字，在大陆“抛头露面”参加了多次“革命运动”，又远赴莫斯科东方大学深造两年，这对当时相对比较保守的台湾妇女意识形态来说，是相当了不起的事情。

于是《台湾日日新闻》便刊登了一则新闻：“在对岸逮捕一个‘摩登女郎’，被押解回台了”……，许多人由此都知道了“谢雪红”这个名字。

谢雪红回到台湾后，台湾文化协会与台湾民众党的创立者蒋渭水主动接触她，并与她交谈台湾民众的抗日情况，并在台湾抗日运动战略上要依靠工农群众达成了共识。这也是台湾共产党成立时确定的在台活动宗旨（以现有“台湾文化协会”及“台湾农民组合”为中心展开革命活动）。

当时，台湾的农民组合运动“风起云涌”，为壮大自己的力量，农民组合领导人简吉、赵港、杨春松、杨克培等人也相继拜访了回到台中的谢雪红。

谢雪红利用她的“名气”，使台共与农民组合建立了密切联系。并在农民组合本部开办了青年干部训练班，谢雪红主讲“世界工人运动的历史及现在的情况”等课程，运用自己超强的演说动员能力，使农民组合的学员们对农民运动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农民组合的领导人简吉、赵港、杨春松、杨克培等人也陆续加入了台共）。

与此同时，谢雪红与“台共一大”选举的林日高、庄春火、蔡孝乾、洪朝宗等领导人也秘密取得联系。虽然谢雪红因“目标太大”缺席了台共在台湾的第一次会议。鉴于其他中央委员对谢雪红处理重要问题的果敢和判断力，会议一致同意谢雪红由台共候补中央委员转为中央委员。

为了便于开展工作，谢雪红、杨克培等人于1929年2月初，在台北开办国际书局，作为台共的秘密联络地点。杨克培又介绍其堂弟、台中商业学校学生杨克煌（1908—1978）来国际书局当谢雪红的助手（后来，林木顺1934年在江西瑞金中央苏区保卫战牺牲后，杨克煌成为谢雪红一生的追随者和革命伴侣）。

1929年2月12日，“日本台湾总督府” 对台湾农民组合、台湾共产党、台湾文化协会等带有鲜明反帝反资立场的组织进行了“大检举”（即大搜捕），使其遭到严重的破坏，简吉、杨春松等人还被捕判刑。

谢雪红（右二）与台湾农民组合骨干在台北高等法院门外的合影

刚开业不久的国际书局，在这次事件中也遭到搜查，谢雪红和杨克培也被捕入狱，最终日本殖民当局未查获台共与农民组合的确切相关证据，谢雪红、杨克培于1929年3月1日获释。

为躲避日本殖民统治者的抓捕，蔡孝乾、洪朝宗等台共领导人只好躲回大陆（福建漳州等地）。而出狱后的谢雪红，逐渐成为岛内台共中央抗日斗争的标志性人物，国际书局也在日后推广马克思主义书刊，吸引进步人士，传播革命思想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谢雪红（右一）在国际书局门口

“二•一二”事件后，谢雪红把从日本回台的苏新等人派遣到矿区和铁路部门开展工运工作，使台共的革命活动扩展于工、农及文化各个领域中，台共也有了较大的发展。

然而，到了1930年10月，台共内部因发展路线的争议，谢雪红与党内激进的少壮派们产生了分歧。一些年轻党员在台共的外围组织已渐渐取得领导权（如：领导赤色工会组织运动的苏新、萧来福；领导农民组合的赵港、陈德兴；掌控新文化协会的吴拱照、王万得等人）。在10月27日至10月29日于台北七星郡松山庄召开的台共扩大中央委员会议上，谢雪红相对保守一些的发展路线受到激进派新锐们的批判。

于是，在得到共产国际东方局的支持下，1931年1月27日，台湾共产党召开了改革运动讨论会，会中批判了以谢雪红为首的岛内台共中央犯了“闭锁主义”、“不动主义”错误（即用合法团体掩护台共的活动，使一般大众根本不知道有台共的存在）。并成立了“改革联盟”，重新选举苏新、赵港、陈德兴、萧来福、王万得为中央委员，谢雪红、林木顺等台共一大的“老人”被排除在外。

1931年5月31日至6月2日，台共召开了第二届临时大会，选出王万得、潘钦信、苏新、颜石吉、刘守鸿为中央委员，萧来福、简娥为候补中央委员。由王万得、潘钦信、苏新出任中央常委，王万得当选书记长。而谢雪红、杨克培等“国际书局派”遭开除，在上海的台共第一届书记长林木顺也一并被开除。

然而，大胆、公开化的活动，使一直密切关注台共动态的日警掌握了台共的活动轨迹。1931年3月24日，日警于台北陈春木住所逮捕陈春木并搜得一些台共文件，陈德兴格斗后逃走，但于4月9日在高雄被捕。

自6月下旬开始，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台湾总督府派遣日警开始大肆搜捕全台的抗日爱国组织，不管是左派还是右派，统统都在警方的抓捕之列。

台湾殖民统治时期的日本总督府

6月26日逮捕谢雪红、杨克培，7月15日在高雄逮捕刘守鸿，7月17日逮捕王万得，7月底逮捕萧来福，9月1日逮捕潘钦信及简娥，9月13日在罗东逮捕苏新，9月18日在嘉义逮捕庄守一。至此，台共岛内干部被逮捕殆尽。

在日本警方发动的第二次疯狂“大检肃”中，台共、台湾农民组合、台湾文化协会等组织全部遭到毁灭性破坏。共有107名台籍抗日人士被捕，其中79人从1931年10月起陆续送往检察单位，49人被提审，分别判处2至15年的有期徒刑。第三次入狱的谢雪红被判十三年有期徒刑，其他如王万得被判十二年，潘钦信被判十五年，苏新被判十二年，简吉被判十年，就连谢雪红的年轻助理杨克煌也被判刑五年。

别看本文写的“荡气回肠”，其实只是台湾共产党从1928年创建到1931年暂时失败走过的三年“轰轰烈烈”的历程，也是谢雪红从27岁到30岁所经历的“高光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