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瓦当是中国古代建筑中的重要构件。作为檐头筒瓦前端遮挡物的瓦当，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其当面纹饰之瑰丽，文字之奇秀，堪称中国传统建筑屋面瓦顶上的明珠。美术家王子云说：“小小瓦当，创造出令人神往之艺术，实不可等闲视之。”瓦当不仅具有审美价值，而且在考古学、建筑史和
瓦当是中国古代建筑中的重要构件。作为檐头筒瓦前端遮挡物的瓦当，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其当面纹饰之瑰丽，文字之奇秀，堪称中国传统建筑屋面瓦顶上的明珠。美术家王子云说：“小小瓦当，创造出令人神往之艺术，实不可等闲视之。”瓦当不仅具有审美价值，而且在考古学、建筑史和文化史领域均有着不可替代的研究价值，因此受到学术界长期、广泛关注。
自20世纪初至今，易县燕下都、临淄齐故城、秦都雍城、汉长安城、汉魏洛阳城、临漳邺城、隋唐长安城、隋唐洛阳城、辽上京、元上都等遗址出土大批瓦当，不仅数量众多，种类亦相当丰富。瓦当的出现最早可追溯至西周时期，在岐山凤雏和扶风召陈大型西周夯土建筑遗址中，瓦当皆作半圆形，当面装饰以素面和重环纹为主。战国时期的瓦当反映出各国强烈的文化艺术风格，以齐国的树木双兽纹与树木卷云纹、燕国的饕餮纹与山云纹、秦国的动物纹与葵纹瓦当为代表，这一时期的瓦当呈现出百花并放的特点。秦统一六国后，普遍采用云纹瓦当。到了汉代，尤其是西汉中期以后，随着汉王朝政治势力的不断拓展及中央集权的不断强化，各地瓦当几乎一统于云纹，文字瓦当开始普及，瓦当艺术逐渐迈向高峰。魏晋南北朝时期，云纹瓦当趋于消失，人面纹瓦当、兽面纹瓦当、莲花纹瓦当等代之而起。隋唐时期，莲花纹瓦当广为流行。此后，瓦当艺术经宋元明清的日暮余晖而光照至今。
新中国成立后，考古学界在瓦当研究领域成果卓著，涌现出了一大批有代表性的研究，如陈直的《秦汉瓦当概述》、李发林的《齐故城瓦当》、刘庆柱的《战国秦汉瓦当研究》、申云艳的《中国古代瓦当研究》、钱国祥的《汉魏洛阳城出土瓦当的分期与研究》、贺云翱的《六朝都城与六朝瓦当》、耿铁华的《高句丽瓦当》、宋玉彬的《渤海瓦当研究》等，或领一时之风气，或在某一领域深耕细作，迭有创获。此外，一大批带有资料汇编性质的瓦当图录的出版，也为当代的瓦当研究提供了助益。
纵览过往的学术史与研究现状，可以发现当前的中国古代瓦当研究在遵循以往研究路径的同时，业已展现出一些新动向。
年代学和区域比较研究持续深入
确定遗迹遗物的年代，向来是考古学研究的基础环节。瓦当的纹饰复杂多变，年代特征较为明显，因此常被当作判断建筑遗址年代的标尺。然而，由于重要遗址的建筑物废弃大多呈现出“一次性”堆积的特点，在同一建筑遗址堆积层中，属于该建筑物不同时期的建筑材料处于同一地层中，往往给瓦当的断代造成相当大的困难。刘庆柱曾提出，除地层学和类型学外，还可以借助历史文献记载明确时代的早晚成组建筑物来确定瓦当年代的上下限。近年来，这一方法得到推广和运用，如王贠赟、卢青峰、张鸿亮等对两汉帝陵出土云纹瓦当的研究，董新林、岳天懿对辽祖陵瓦当的研究均不同程度地遵循了这一思路。
在区域比较研究方面，学术界在对单个遗址出土瓦当研究的基础上，对单个较大区域或不同地区出土瓦当的比较研究也进一步走向深入。在这一过程中，类型学、地层学及文化因素分析法的运用，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促进了对瓦当发展演变的时空框架、传播路径以及瓦当背后不同文化或人群交往交流交融的认识。无论是申云艳对燕瓦当和中山国瓦当的比较研究、易立对四川与长江中下游出土六朝瓦当的比较研究，还是贺云翱对中国境内3—6世纪瓦当的区系类型研究、李映福对三峡地区出土唐宋瓦当类型和时代的研究，均表明当前对瓦当的区域比较研究正持续走向深入。
瓦当起源于中国，在汉文化发展过程中不断向周边国家传播，经过本土化改造，各自发展出了独特的艺术风格和文化内涵，见证了古代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的交流互鉴。因此，21世纪初以来，对历史上域外瓦当的比较研究也逐渐纳入国内瓦当研究者的视野。韩钊在对韩国庆州出土的三国时代新罗和统一新罗时期瓦当进行分类介绍的基础上，初步探讨了中国瓦当向朝鲜半岛传播过程中的艺术风格变迁。刘騻较为系统地搜集了匈奴瓦当，并揭示出匈奴汉式瓦当的风格特质、形成过程及其背后蕴藏的文化观念。韦伟燕通过对越南出土“万岁”瓦当与我国出土同类瓦当的比较，不仅厘清了越南“万岁”瓦当的性质，也确认了越南海阳省菊浦遗址和北宁省陇溪城遗址的性质。
瓦当制作技术及手工业考古受重视
近20年来，国内学者愈发关注瓦当的制作痕迹及其反映的制瓦技术、文化传播等方面的研究。刘庆柱对战国秦汉瓦当制作技术的研究表明，以汉武帝时代为界，战国秦汉瓦当的制法可分前后两期，“切当”技术至迟淘汰于武帝时期。这个认识至今仍然是关于瓦当制法最重要的论述之一。刘振东、张建锋利用历年来汉长安城遗址出土的砖瓦材料，以形制和纹饰图案为基本要素，总结了西汉早、中、晚三个不同时期瓦当制作的特征，为其他地区的同类研究提供了借鉴。段清波、于春雷依据对陕西早期长城沿线出土瓦件的观察，结合历代长城修建的历史背景，对内布纹瓦的起源与传播进行了深入论述，并提出内布纹瓦是起源于战国时期三晋地区魏国区域的一种技术特征。由于筒瓦、板瓦与瓦当同属瓦的家族成员，这一研究成果无疑为开展瓦当的综合研究打开了思路。
透物见人是考古学的关键，单纯的制作技术分析或难以满足这一需要。因此，近年来，更加注重整体观的手工业考古方法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在手工业考古的视野下，以“操作链”的概念开展对瓦当生产的全过程研究，可以再现制瓦技术的产生过程及其变迁。从原料开采、加工、制作到成品的分配、流通、使用，围绕着瓦当的生产与管理，将人与物联系起来，把组织生产的机构、机制与人纳入研究视野，从而达到透物见人的目的。手工业考古的开展离不开科技手段的支持和运用，通过对瓦当原料、掺和料、矿物组分、烧造温度、陶器成型技术等进行研究，可以获取更多超常规的信息。
例如，严小琴等对汉阳陵瓦当胎体的微观形貌、元素成分和物相的分析，为汉阳陵出土灰陶制品的制作工艺研究提供了基础信息。日本学者中园聪等人对日本九州博多遗址群、箱崎遗址和中国宁波两地出土的相似的宋代瓦当进行了三维测量，判定它们为同范品；又通过荧光Ｘ射线进行胎土分析，认定九州瓦当在黏土的化学成分上与宁波瓦当一致，从而判定它们都是在宁波本地生产的。北京科技大学刘思然团队对吉林安图金代宝马城遗址出土的瓦件进行了科技检测，为制瓦原料的来源地点、制瓦手工业生产的组织模式研究提供了借鉴。
瓦当使用情境分析成为趋势
对于瓦当使用情境的研究，实质就是复归到瓦当所处建筑本体或出土情境的研究。瓦当不是孤立的出土遗物，而是构成屋面瓦顶的重要建筑构件。从建筑学的角度来看，屋瓦和木构存在着紧密的关联，陶制瓦屋的出现，催生了木构建筑结构的发展。
近些年来，对瓦当的使用规制及其与他类建筑结构构件之间的模数关系、建筑空间关系等方面的研究愈发成熟。钟晓青、徐怡涛通过对唐长安、洛阳出土瓦当直径的分析，反推出建筑材料的等级之分，并将其与宋代《营造法式》所示材份制度相联系，充分说明了瓦件尺度对研究建筑等级的重要意义。国庆华、田亚岐等依据秦都雍城的建筑瓦件实物，通过分析雍城瓦件的特点、组合规律、使用位置等，对雍城正脊和斜脊建筑屋顶进行了模拟复原，推动了瓦当的研究走向深入。张效儒通过对秦汉都城瓦件尺寸的统计分析，揭示出秦汉瓦件标准规格存在阶段性变化，瓦件标准化程度随时间推移而日趋提高。
瓦当除了在建筑上使用，在墓葬中也时有发现，或具有特殊的功能及民俗含义。刘尊志对汉墓出土瓦当进行了全面梳理，并结合瓦当的出土位置，对墓内瓦当的功用进行了分析，认为其主要有墓地设施建筑材料、墓内建筑材料、垒砌葬具及葬具外积瓦、陪葬品、垫棺、死者头枕等可能功用。徐沂蒙、万文君进一步推测，汉晋时期作为随葬品出现的瓦当，可能是作为玉璧的替代品来使用的，起到敛尸的作用。不过，在汉代“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丧葬观念的影响下，作为墓内随葬品的瓦当，也可能是死者生前所居建筑的象征。然而，无论其功用如何，这些研究都表现出当前瓦当研究回归使用情境分析的尝试和努力。
总之，瓦当虽小，却蕴藏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和文化内涵，具有独特的学术价值。综合利用考古学、历史文献、建筑史、科技分析等多学科方法，加强对瓦当文化的研究阐释，进一步拓展瓦当研究的学术空间，是下一阶段瓦当研究的必然趋向。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