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斯里兰卡泰米尔伊拉姆猛虎解放组织（Liberation Tigers of Tamil Eelam，简称猛虎组织），是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活跃于斯里兰卡的极端民族主义武装组织。
斯里兰卡泰米尔伊拉姆猛虎解放组织（Liberation Tigers of Tamil Eelam，简称猛虎组织），是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活跃于斯里兰卡的极端民族主义武装组织。
该组织以建立独立的泰米尔伊拉姆国为目标，通过武装斗争、恐怖袭击等手段与斯里兰卡政府对抗近30年，成为东南亚地区影响最深远的极端组织之一。
一、起源：
猛虎组织的诞生是斯里兰卡僧伽罗族与泰米尔族长达百年的民族矛盾、宗教差异与政治不公共同催生的产物。要理解其起源，需从殖民历史遗留问题与独立后的政策失衡两方面切入。
（一）殖民遗产：
斯里兰卡（旧称锡兰）在16世纪至20世纪中期先后沦为葡萄牙、荷兰与英国的殖民地。殖民统治期间，英国为巩固统治推行分而治之政策，刻意强化民族差异：
经济和社会地位倾斜：英国殖民者将泰米尔人（主要聚居在北部和东部沿海）视为更易管理的群体，优先吸纳其进入政府机构、种植园管理层与教育体系。至20世纪中期，泰米尔人在斯里兰卡文官体系中占比达40%，远超其人口占比（约18%），而占人口70%以上的僧伽罗人多从事农业，经济与社会地位相对弱势。宗教和文化割裂：僧伽罗人以佛教为核心信仰，将斯里兰卡视为佛教圣土；泰米尔人则以印度教为主，文化上与印度南部泰米尔纳德邦联系紧密。英国殖民者对佛教与印度教采取分别保护政策，未推动民族文化融合，反而固化了僧伽罗佛教国家与泰米尔印度教群体的二元认知。这种殖民时期的差异强化，为独立后的民族矛盾埋下隐患;僧伽罗人将历史上的弱势归咎于泰米尔人的特权，而泰米尔人则担忧独立后会失去既有的社会地位。
（二）独立后的政策失衡：
1948年斯里兰卡独立后，僧伽罗族主导的政府为巩固统治，推行了一系列向僧伽罗人倾斜的政策，直接损害了泰米尔人的利益，成为猛虎组织崛起的催化剂。
1. 语言和教育政策排他性：
1956年，政府颁布《官方语言法》，将僧伽罗语定为唯一官方语言，废除泰米尔语的官方地位。这一政策导致泰米尔人在政府、军队、公共服务等领域的就业机会大幅减少；
1972年，政府又修改教育政策，对泰米尔人进入大学（尤其是医学、工程等优势专业）设置更高分数线（标准分制度），进一步压缩了泰米尔人的社会上升通道。
2. 土地和资源分配不公：
斯里兰卡北部和东部是泰米尔人的传统聚居区，但政府通过殖民开拓计划，将大量僧伽罗农民迁移至这些地区，并优先分配土地、水利资源，导致泰米尔人失去大量耕地。
例如，东部Trincomalee地区的僧伽罗人口占比从1946年的12%升至1981年的33%，泰米尔人的生存空间被严重挤压。
3. 政治诉求长期被忽视：
泰米尔人通过和平方式（如请愿、议会抗议、区域自治运动）表达诉求，但均被僧伽罗政府拒绝。
1976年，泰米尔政党联合提出建立独立的泰米尔伊拉姆国的主张，却被政府定性为分裂主义，并遭到镇压。
和平诉求的失败，让部分激进的泰米尔青年意识到武装斗争是唯一出路。1976年，Velupillai Prabhakaran（韦卢皮莱·普拉巴卡兰）在北部贾夫纳半岛创立泰米尔伊拉姆猛虎解放组织，猛虎组织正式诞生。普拉巴卡兰提出用暴力推翻僧伽罗政权，建立泰米尔独立国家的纲领，迅速吸引了大量对政府不满的泰米尔青年。
二、发展：（1976-2002）
猛虎组织的发展历程可分为初创期（1976-1983）、扩张期（1983-1990）、割据期（1990-2002）三个阶段，其组织规模、武装能力与影响力逐步提升，最终成为能与斯里兰卡政府军正面抗衡的准军事力量。
（一）初创期：黑色七月事件（1976-1983）
成立初期，猛虎组织规模不足百人，主要通过暗杀、抢劫银行等手段积累资金与武器，目标是制造恐慌，唤醒泰米尔民族意识。1978年，该组织暗杀了斯里兰卡泰米尔族市长Alfred Duraiappah（被视为亲政府的叛徒），首次引起全国关注；1983年7月23日，猛虎组织在北部伏击政府军车队，击毙13名僧伽罗士兵，成为矛盾总爆发的导火索。
随后，斯里兰卡南部爆发了针对泰米尔人的大规模暴力事件:黑色七月事件：僧伽罗暴徒在政府默许（甚至部分警察参与）下，焚烧泰米尔人的房屋、商店与工厂，杀害泰米尔平民，仅科伦坡一地就有数百名泰米尔人死亡，数十万人流离失所。
这一事件彻底摧毁了两族和解的可能，也让猛虎组织获得了泰米尔人的广泛支持：大量泰米尔青年加入猛虎组织，印度南部泰米尔纳德邦的民间力量也开始为其提供资金、武器与避难所。此后，猛虎组织从小股极端团伙发展为拥有数千成员的武装组织。
（二）扩张期：印度介入（1983-1990）
黑色七月后，印度以保护泰米尔人为由介入斯里兰卡事务，一方面向猛虎组织提供武器、训练与后勤支持（印度情报机构RAW直接协助其建立训练营），另一方面试图调解斯政府与猛虎组织的矛盾。但印度的双重角色最终失控：
武装能力快速提升：在印度的支持下，猛虎组织建立了正规的军事结构，分为地面部队（陆军）、海上部队（海虎）、自杀袭击部队（黑虎），并配备了步枪、迫击炮、火箭筒等重型武器，甚至能制造简易爆炸装置（IED）。1987年，猛虎组织在北部贾夫纳半岛与政府军展开大规模激战，首次展现出正面作战能力。与印度的决裂：1987年，印度与斯里兰卡政府签订《Indo-Sri Lanka Accord》，承诺在泰米尔聚居区实行区域自治，并派遣印度维持和平部队（IPKF）进入斯里兰卡。但猛虎组织拒绝接受区域自治（坚持独立），与IPKF爆发冲突。1990年，印度在损失1200余名士兵后撤军，猛虎组织则趁机夺取了北部贾夫纳半岛的控制权，成为实际统治者。（三）割据期：与长期对抗（1990-2002）
印度撤军后，猛虎组织在北部和东部建立了泰米尔伊拉姆临时政府，实现了割据统治：
行政体系：猛虎组织在控制区设立税收部门（向居民与商人征税）、司法机构（执行自己的法律）、教育系统（教授泰米尔历史与文化）、卫生部门（建立医院），甚至发行临时货币，形成了完整的准国家治理架构。军事巅峰：至2000年，猛虎组织总兵力达1.5万人，其中海虎拥有数十艘武装快艇，能在北部海域袭击政府军海军；黑虎自杀袭击部队则成为其杀手锏，累计实施数百次自杀袭击。2000年，猛虎组织发动大象行动，攻占政府军在北部的战略要地Elephant Pass（象关），一度逼近北部重镇基利诺奇，政府军陷入被动。长期的战争导致斯里兰卡经济严重受损（军费占GDP比重长期超过5%），社会撕裂加剧。
2002年，在挪威的调解下，斯里兰卡政府与猛虎组织签订《永久停火协议》，双方暂时停火，猛虎组织的割据地位得到事实上的承认。
三、组织特点：
猛虎组织之所以能存续近30年，与其独特的组织架构、运作模式和极端理念密切相关，这些特点也决定了其暴力本质与最终的覆灭命运。
（一）集权化架构
普拉巴卡兰是猛虎组织的绝对核心，拥有最高决策权、军事指挥权与人事任免权，其个人意志直接决定组织的战略方向。组织架构呈现金字塔式集权：
顶层：普拉巴卡兰担任最高领导人，下设军事委员会、政治委员会、情报部门（TOSIS），均由其亲信直接掌控；中层：按区域划分北部战区、东部战区，指挥官由普拉巴卡兰亲自任命，需绝对服从；基层：通过泰米尔青年联盟、妇女组织（妇女猛虎）、儿童部队（娃娃兵）吸纳成员，实现对泰米尔社会的渗透。这种集权架构确保了组织的执行力，但也导致决策僵化，普拉巴卡兰后期的独断专行（如拒绝妥协、盲目进攻）成为组织覆灭的重要原因。
（二）恐怖主义手段的常态化
猛虎组织是全球最早系统性使用自杀袭击的极端组织之一，其黑虎部队以残忍、高效的自杀袭击闻名，形成了独特的恐怖战术体系：
袭击目标的多样性：不仅针对政府军士兵、警察，还大量袭击平民、政治人物与中立机构。例如，1991年，黑虎成员在印度南部暗杀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因印度曾介入斯里兰卡事务）；1993年，暗杀斯里兰卡总统拉纳辛哈·普雷马达萨；2006年，袭击斯里兰卡陆军司令萨拉特·丰塞卡（致其重伤）；此外，还多次袭击公交车、火车站、宗教场所（如佛教寺庙），造成数千平民死亡。自杀袭击的仪式化：黑虎成员在执行任务前会举行宣誓仪式，喝下圣水，并留下遗书，将自杀袭击包装为为泰米尔民族牺牲的英雄行为，甚至对成员进行精神洗脑，使其相信牺牲后能进入天堂。技术手段的升级：从早期的自杀式背心、汽车炸弹，逐步发展为自杀式快艇（海虎使用）、自杀式潜水器，甚至试图研发自杀式无人机，恐怖袭击的技术含量不断提升。据统计，1980-2009年，猛虎组织共实施约370次自杀袭击，造成超过5000人死亡，占全球同期自杀袭击总数的10%以上，被美国、欧盟、印度等32个国家和地区列为恐怖组织。
（三）宣传动员
猛虎组织擅长利用泰米尔人的受害者心理进行宣传，构建僧伽罗人压迫泰米尔人的叙事，通过多种渠道动员支持：
媒体控制：在控制区创办报纸《泰米尔之声》、电视台《泰米尔伊拉姆电视台》，播放泰米尔历史、战争纪录片与普拉巴卡兰的演讲，塑造泰米尔民族救星的形象；海外筹款：在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等泰米尔侨民集中的国家，通过社区捐款、商业摊派、非法洗钱等方式筹集资金，最高峰时每年筹款额达数亿美元，为其提供稳定的经济支撑；悲情营销：将泰米尔平民在战争中的伤亡（如政府军空袭造成的平民死亡）制作成影像资料，在国际社会传播，指责斯政府种族灭绝，争取国际同情（尽管其自身也多次屠杀僧伽罗平民）。（四）极端排他性和内部清洗
猛虎组织不仅对抗斯里兰卡政府，还对异己力量进行残酷清洗，包括：
打压其他泰米尔武装组织：20世纪80年代，斯里兰卡存在多个泰米尔武装组织（如TELO、EPRLF），但猛虎组织通过暗杀、火并等手段，先后消灭了这些组织的领导人（如1986年屠杀TELO成员约1000人），垄断了泰米尔独立运动的领导权；迫害泰米尔平民中的异议者：对反对武装斗争、主张与政府和解的泰米尔知识分子、商人、宗教领袖进行暗杀，甚至禁止泰米尔人参加斯里兰卡议会选举，强制推行不合作政策；使用娃娃兵：为补充兵力，猛虎组织在控制区强制征召12-18岁的青少年入伍，甚至绑架儿童（联合国报告显示，1990-2009年，猛虎组织共绑架约6000名儿童充当娃娃兵），这种反人道行为使其逐渐失去国际社会的同情。四、关键事件：
猛虎组织与斯里兰卡政府的对抗中，多次关键事件改变了战争走向，也反映了暴力循环与和平尝试的反复。
（一）1995年贾夫纳战役：
1994年，斯里兰卡人民联盟政府上台，提出和平谈判倡议，但猛虎组织拒绝妥协，并于1995年4月炸毁政府军运输船兰卡公主号，导致和平破裂。随后，政府军发动复兴行动，对猛虎组织控制的贾夫纳半岛展开大规模进攻。经过6个月激战，政府军于1995年12月收复贾夫纳市，猛虎组织被迫撤至北部丛林地区。这一战役标志着政府军从被动防御转向主动进攻，猛虎组织的割据基地被严重削弱。
（二）2002年《永久停火协议》：
2001年，猛虎组织发动机场袭击，炸毁科伦坡国际机场的11架军机，导致斯里兰卡经济遭受重创。在挪威的调解下，2002年2月，斯政府与猛虎组织签订《永久停火协议》，成立斯里兰卡监测团（SLMM）监督停火。停火期间，双方举行多轮谈判，猛虎组织的临时政府获得更多国际关注，泰米尔地区的经济也出现短暂复苏。但和平进程最终因权力分配问题破裂——猛虎组织坚持独立，而政府只同意区域自治，2005年，普拉巴卡兰宣布恢复战争，和平协议名存实亡。
（三）2006-2009年最终战役：
2005年，强硬派领导人马欣达·拉贾帕克萨当选斯里兰卡总统，提出彻底消灭猛虎组织的战略，政府军获得更多军费支持（2007年军费达18亿美元，占GDP的6.2%），并得到中国、巴基斯坦等国的武器援助（如战斗机、火炮、海军舰艇）。2006年，政府军发动清除行动，逐步收复东部地区；2008年，对北部猛虎组织控制区展开全面进攻，采取围点打援战术，切断猛虎组织的补给线（尤其是海上补给）。
2009年1月，政府军收复猛虎组织的行政首都基利诺奇；
3月，包围猛虎组织最后的据点——北部穆莱蒂武地区；
5月18日，政府军击毙普拉巴卡兰及其核心领导层（包括海虎指挥官苏雷什·马哈林甘姆）；
5月19日，斯里兰卡政府宣布彻底击败猛虎组织，长达26年的内战正式结束。据联合国统计，这场内战共造成约8万人死亡，280万人流离失所，其中2009年最终战役期间，约4.5万名平民（包括大量妇女儿童）在交火中死亡。
五、结局：
猛虎组织的覆灭标志着斯里兰卡内战的结束。
（一）覆灭的核心原因
1. 战略误判和国际孤立：
普拉巴卡兰的独断专行导致多次战略失误。
2005年拒绝和平谈判，选择重启战争，失去国际社会的同情；
2006年暗杀斯里兰卡外交部长，导致欧盟、美国对其实施武器禁运和资金冻结；
2009年在平民区部署武装力量，被联合国指责利用平民作为人盾，彻底丧失国际支持。
2. 政府军的优势与外部支持：
拉贾帕克萨政府采取集中优势兵力、切断补给线的战术，投入10万余名士兵（是猛虎组织兵力的3倍），并配备先进武器（如中国提供的歼-7战斗机、巴基斯坦提供的MBT-2000坦克）；
同时，政府军加强情报工作，摧毁了猛虎组织的海外筹款网络和武器走私渠道，使其陷入弹尽粮绝的困境。
3. 泰米尔民众的支持流失：
长期的战争导致泰米尔平民生活困苦，而猛虎组织的强制征兵、高压统治（如征收重税、限制迁徙）也引发民众不满。2008年后，越来越多的泰米尔平民向政府军投降，甚至提供猛虎组织的据点情报，组织失去了赖以生存的民众基础。
（二）后续影响
1. 长期困境：
尽管猛虎组织已覆灭，但僧伽罗族与泰米尔族的矛盾并未彻底解决。泰米尔人在政治、经济、教育等领域仍处于弱势地位，北部地区的战后重建进展缓慢，部分泰米尔人仍存在独立诉求。斯里兰卡政府虽推出民族和解政策（如设立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但因缺乏诚意（如拒绝追究政府军战争罪行），未能实现真正的民族融合。
2. 极端主义的教训：
猛虎组织的兴衰表明，极端主义的滋生往往源于深层次的社会矛盾（如民族不公、资源分配失衡），单纯依靠军事打击无法根除问题，需结合政治改革、经济扶持、等领域仍处于系统性弱势地位：
在政治参与上，泰米尔族在议会中的席位占比长期低于其人口占比（约15%），北部泰米尔聚居区的地方自治权力被中央政府大幅限制，关键行政职位多由僧伽罗人担任；
在经济发展上，战后北部地区的基础设施重建进展缓慢，2015年北部省份的贫困率仍高达22.7%，远超全国11.3%的平均水平，泰米尔青年失业率是僧伽罗青年的1.8倍；
在文化认同上，政府推行的“僧伽罗佛教文化主导”政策未根本改变，泰米尔语虽被重新列为官方语言，但在公共标识、媒体传播等实际场景中仍被边缘化。
斯里兰卡政府虽多次推出民族和解举措，如2015年成立真相与和解委员会（OTHR）、2017年修订《少数民族语言法》，但这些措施多停留在形式层面：
真相委员会因缺乏调查政府军战争罪行的权限，未能给泰米尔受害者家属一个合理交代；
语言法的落实缺乏监督机制，泰米尔人在办理政府事务时仍常因语言障碍遭遇歧视。这种“表面和解”加剧了泰米尔族的不满，部分激进势力开始以“民间组织”名义重新活动，虽未恢复武装斗争，但为民族矛盾的再次激化埋下隐患。
3.社会的长期创伤：26年内战对斯里兰卡经济造成了不可逆的破坏。据世界银行统计，内战期间斯里兰卡累计损失GDP约2000亿美元，基础设施损毁率超过40%，北部和东部的农业灌溉系统、公路铁路网络几乎完全瘫痪。
战后，政府虽投入大量资金用于重建，但资金分配严重失衡，70%以上的重建资金流向僧伽罗人聚居的南部和西部，北部泰米尔地区仅获得不足15%。
社会层面，内战造成的“创伤代际传递”问题突出：
约1.2万名战争孤儿因缺乏家庭关爱和教育资源，沦为街头流浪者或参与犯罪活动；
超过30万名平民因战争失去肢体或心理健康受损，其中60%的人未能获得政府提供的医疗救助；
泰米尔妇女群体遭受的伤害尤为严重，据斯里兰卡人权委员会调查，内战期间约有5000名泰米尔妇女遭受性暴力，战后却难以通过司法途径寻求正义，部分受害者因社会歧视被迫逃离家园。
来源：棱镜笔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