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申兴朝市繁华续，遗孽儿孙气焰张；只劝楼台追后主，不愁弓矢下残唐。蛾眉越女才承选，燕子吴歈早擅场。力士佥名搜笛步，龟年协律奉椒房。西昆词赋新温李，乌巷冠裳旧谢王。院院官妆金翠镜，朝朝楚梦雨云床。五侯阃外空狼燧，二水洲边自雀舫。

一本《桃花扇》，半部晚明史

申兴朝市繁华续，遗孽儿孙气焰张；
只劝楼台追后主，不愁弓矢下残唐。
蛾眉越女才承选，燕子吴歈早擅场。
力士佥名搜笛步，龟年协律奉椒房。
西昆词赋新温李，乌巷冠裳旧谢王。
院院官妆金翠镜，朝朝楚梦雨云床。
五侯阃外空狼燧，二水洲边自雀舫。

孔尚任《桃花扇》（节选）

中国古代四大名剧中，诞生于元明时期的《西厢记》和《牡丹亭》两部为虚构故事，通过张生与崔莺莺、杜丽娘与柳梦梅突破家庭乃至生死束缚追求爱情的动人故事，探讨对封建礼教下“情”与“理”的辨析。而诞生于明末清初的《长生殿》和《桃花扇》则都取材于真实的历史背景和人物，加以戏剧化的演绎。前者创作源于唐明皇与杨贵妃，后者则改编自南明才子侯方域与秦淮名妓李香君的故事。其虽同样是以爱情故事为主线，但背后更多的是展现出对唐朝盛极而衰，及对南明弘光朝廷迅速败亡的反思，相比前两者更具家国情怀，在立意上更为深刻。

1683年，据守台湾的末代延平王、郑成功之孙郑克塽向清廷纳土称降，中华大地上最后一片奉南明正朔的旗帜落幕。十六年后的康熙三十八年五月，孔尚任三易其稿，终于完成了《桃花扇》。同年八月，郑克塽上书康熙，乞请将祖父归葬家乡祖茔。康熙准奏，派军护灵归葬，并赐挽联：

四镇多二心两岛屯师敢向东南争关壁

诸王无寸土一隅抗志方知海外有孤忠

以南明开国为背景的传世戏剧与见证南明终章的郑氏祖孙在这一年命运般的交汇了。

《桃花扇》中主人公之一侯方域为崇祯朝户部尚书侯恂之子，也是明末著名才子。崇祯年间，在南京参加科举的侯方域积极参与“复社”活动，在友人杨龙友的介绍下结识李香君，并题诗扇以为定情信物。时侯方域为寓居南京的阉党、钦定“逆案”在册的阮大铖笼络，被李香君识破并严词所拒，从此双方结下仇怨。甲申之后，马士英、阮大铖因拥立福王有功，一时权倾朝野，对“东林党”和“复社”人员大肆打压。南京爆发“太子案”后，坐镇武昌的宁南侯左良玉以“清君侧”名义兵发南京。因左良玉曾受侯恂恩重，侯方域便写信劝告左良玉止兵，但此信却被阮大铖利用，被视做通贼的证据而惨遭构陷。侯方域为避祸出奔扬州，成为督师史可法的幕僚。后田仰求娶李香君，香君拼死抵抗，血溅定情诗扇，友人将其点染为桃花图，也即剧名“桃花扇”之来由。弘光帝喜戏乐，马、阮又强纳香君于宫中教戏，香君便托人将桃花扇悄悄带给情郎，当侯方域返回南京探望时被逮捕下狱。清军南下，史可法殉节于扬州，弘光朝廷覆亡，侯方域方得出狱，与李香君重聚于栖霞山，经道人点化后双双出家。整部戏剧以侯方域与李香君的相识、定情、相爱、分别、重聚为脉络，其背后却为一部弘光兴亡史。

偏安江南—弘光朝廷的治理

朱由崧其人

南京在议立福潞时，都御史张慎言、詹事姜曰广等人提出福王虽论序当立，但有“七不可”，即“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读书、干预有司”，因此倾向拥立更为“贤明”的潞王，史可法也采信了这一提议。张、姜等党人拥立潞王虽也有其他政治考量，但朱由崧的恶名却也能管中窥豹。朱由崧为福藩继统，自幼生长于备受恩宠的福王府，生活奢靡。其父朱常洵“日闭阁饮醇酒，所好惟妇女倡乐”。朱由崧显然也继承了其父这一特质,“性闇弱，湛于酒色声伎”，《明季南略》记载：“时上深居禁中，惟渔幼女、饮火酒、伶官演戏为乐”。

在南京被拥戴称帝后，弘光帝迫不及待的以“大婚”为名派出内官在南京、苏州、杭州等地挑选“淑女”，充塞后宫。亲信之流乘机作藏作福，“都城内凡有女之家，不问年纪若何，竟封其门，受金然后释放，又顾别室。邻里哭号，唯利是图”。江南各家“因奉旨选婚，越中嫁娶如在昼夜不绝”，匆匆将女儿出嫁，免受征召。《南明野史》记载，弘光帝派内官捕捉蟾蜍，配制春药，内官们公然打着“奉旨捕蟾”的旗号督促百姓捕捉，被民间称之为“虾蟆天子”。甲申除夕，朱由崧“悄然不乐，亟传各官入见。诸臣皆以兵败地蹙俱叩头谢罪。良久，曰：‘朕未暇虑此，所忧者梨园子弟无一佳者，意欲广选良家，以充掖庭，惟诸卿早行之耳。’或对日：‘臣以陛下优敌未宽，或思先帝。岂意思及于此？’遂散出”。足见其荒淫无度。

党争再起

朱由崧自顾贪图享乐，国事则尽委于定策勋臣。在中枢为马、阮，在外则为四镇。福王初立，廷推阁臣，刘孔昭欲入阁，史可法以祖制勋臣不入阁拒之。刘孔昭便转而举荐马士英，在朱由崧的支持下，马士英得以入阁，与史可法、高弘图共秉内阁。不久后，史可法因“七不可”事被排挤出朝，外任督师于扬州。后马士英举荐“逆党”阮大铖入朝，高弘图力争不得，上书乞休（史载：弘图既谢政，无家可归，流寓会稽。国破，逃野寺中，绝粒而卒）。除史可法、高弘图外，吕大器、姜曰广、刘宗周等皆与士英龃龉，先后罢归。马士英成为内阁首辅后，大肆重用“逆党”人员，内结刘孔昭、朱国弼、柳祚昌等勋臣为党，外与四镇将领勾结为援，排斥清流，大肆镇压东林党和复社成员。

甲申年末，一位俗姓朱，法号大悲的和尚来到南京城下。大悲和尚自称是崇祯帝敕封的藩王，与潞王有旧。据他声称，潞王有贤当立。这引起了朱由崧的警觉和不满，将其下狱。在锦衣卫的严刑逼供下，大悲和尚提供了一份供词，供状中提到东林党魁钱谦益。这让与东林党宿怨极深的阮大铖看到了机会，于是便炮制了一份名单，试图让大悲和尚攀扯，以便将名单上的人一网打尽。可这让马士英犯了难，因为名单上的人囊括了武英殿大学士兼督师史可法，东阁大学士高弘图、姜曰广，礼部尚书顾锡畴，刑部尚书解学龙，都御史易应昌、刘宗周，原礼部尚书张慎言等一百多人。马士英担心牵连甚广，加上大悲和尚拒不认罪，便上书匆匆将其处斩，党争之剧，可见一斑。

大肆排除异己，牢牢掌握朝廷实权的马士英、阮大铖等人也是醉生梦死，利用手中的权力鬻官肥家。“宫室服用，百役并作，皆援全盛之例，费无纪极。于是开事例，贱其值以招纳来者。士英辈因而乾没。民间有‘中书随地有，都督满街走，监纪多如羊，职方贱如狗。荫起千年尘，拔贡一呈首。扫尽江南钱，填塞马家口’之谣”。姚廷遴记：“弘光即位南京，无一善政。用马士英为相，卖官鬻爵，贿赂公行。”南京城中传颂《西江月》词一阕：

弓箭不如私荐，人材怎比钱财？吏兵两部挂招牌，文武官员出卖。

四镇按兵不举，东奴西寇齐来。虚传阁部过江淮，天子烧刀醉坏。

四镇之争

在朝堂之外，镇守武昌的左良玉实力强劲，拥兵自重，早已成尾大不掉之势。而高杰、黄得功等将领又以定策功封爵，显赫于朝野。史可法议增四镇：封总兵官刘泽清东平伯，辖淮、海，驻于淮北，经理山东一带讨招事。封总兵官高杰兴平伯，辖徐、泗，驻于泗水，经理河北、河南开、归一带招讨事。总兵官刘良佐广昌伯，辖凤、寿，驻于临淮，经理河南陈、杞一带招讨事。晋靖南伯黄得功靖南侯，辖滁、和，驻于庐州，经理光、固一带招讨事。此为四镇，均驻扎江北。与上游驻守武昌的左良玉部共同构成一道抵御满清和农民军的防线。同时，史可法上本谈及“有四镇，不可无督师，应驻扬州，适中调遣。”因此在四镇之上，又设有督师，驻守扬州。

然各军镇对朝廷中枢的命令不屑一顾，以致军令难自一出。朝廷晋左良玉为宁南侯，“良玉不接诏”。督师史可法在节制四镇时常引用弘光“圣旨”，高杰大不以为然，当面顶撞道：“旨、旨，何旨也！尔曾见皇极殿中有人走马耶！”黄得功有一次跪着听使者宣读诏书，觉得不合自己的意思，不待读完就爬起来，“攘袂掀案，大詈曰：去！速去！吾不知是何诏也！”武将自重，对中枢的文臣也不掩饰厌恶之情。刘泽清曾对弘光帝说：“祖宗天下，为白面书生坏尽，此曹宜束之高阁。俟臣杀贼后，取而拂拭用之，以听其受享可也！今请罢制科勿设便。”四镇的气焰如此嚣张，皇帝和廷臣也无可奈何，马士英虽然投机附和镇将得以位居首辅，但他同样受制于四镇和左良玉，毫无作为。而作为督师的史可法，也只能游走于各镇之间充当调停，缓和矛盾。

高杰为大顺军降将，四镇设立时，应驻守泗水。四镇均贪恋富贵，争驻扬州，高杰尤甚，“（杰）固欲入城，扬州民畏杰不纳。杰攻城急，日掠厢村妇女，民益恶之。知府马鸣騄、推官汤来贺坚守月余。杰知不可攻，意稍怠。”在史可法的调解下，以高部驻瓜州暂得平息。弘光元年正月，高杰入归德以图收复山东，闻睢州总兵许定国暗通北方，遣子入质。传问不至，便亲自来睢州问罪，结果被许定国诱杀于筵席之上。四镇中实力最强的高杰就这么意外的死了，史可法闻讯大哭:“中原不可复为矣。”

黄得功与高杰素有仇怨。黄部原应驻守庐州，史可法担心高杰跋扈，遂移黄驻仪征，阴为牵制。登莱总兵黄蜚与得功同姓，称兄弟，黄蜚行经扬州，得功率三百人为护。高杰以其图己，遣精兵半道而击，同时分兵攻打仪征。得功仅以身免，从行三百骑皆殁，还闻仪征被之事，“益大怒，誓与杰决死战”。又是史可法居中调和，方稍缓和。高杰死后，黄得功还驻仪真，计划报复高杰留在扬州的妻小，朝廷不得不将其移镇庐州，以作缓和。左镇叛乱时，黄得功在铜陵力战退敌。清军南下，黄得功屯芜湖，弘光帝自南京奔逃黄营。这让黄得功倍感意外:“陛下死守京城，臣等犹可尽力，奈何听奸人言，仓卒到此！且臣方对敌，安能扈驾？”王曰：“非卿无可仗者。”得功泣曰：“愿效死。”在荻港与清军交战中，身先士卒，身负重伤后自戕身死。

起初高杰在进军归德时，请史可法调得功、良佐屯颍、亳，自率所部趋开、归，且瞰宛、洛、荆、襄为根本。上书言：“今日大势，守江北以保江南，人能言之。然从曹、单渡，则黄河无险；自颍、归入，则凤、泗可虞：犹曰有长江天堑在耳。若何而据上游、若何而防海道？岂止瓜、仪、浦、采为江南门户已邪！伏乞通盘打算，定议速行；中兴大业，庶几可观”。又云：“得功与臣，犹介介前事。臣知报君雪耻而已，肯与同列较短长哉！”高杰锐意进兵，获得史可法的大力支持。然而朝中的马士英担心四镇与史可法协为，对己不利。于是暗中阻拦，粮饷不前。史可法上书道：“臣皇皇渡江，岂直调和四镇哉！朝廷之设四镇，岂直江北数郡哉！高杰请进取开、归，直捣关、洛；其志甚锐。臣于六月请粮；今九月矣，岂有不食之卒可以杀贼乎？”最终，北进之图在无中枢支持，高杰又意外身死后，草草收场。

四镇之众，高、黄虽也跋扈张扬，但战功显赫，又能心系国难，终为国捐躯，有大将之风。与之相比，刘泽清、刘良佐则气节全无，全然无常小人。

都御史刘宗周曾弹劾四镇跋扈状，刘泽清遂具疏痛诋之，言“宗周劝往凤阳，为谋不忠、料事不智；抗疏称孤臣，无礼；阴挠恢复，不义；欲诛臣等激变士心，召生灵之祸，不仁”。疏未下，复草一疏，并署黄得功、高杰暨良佐名上之，高、黄二人皆不与谋，仅良佐党于泽清，沆瀣一气。或问泽清：“敌来则若何？”对曰：“吾立福主，此地供吾休息。万一有事，则择江南一善地去耳！”扬州告急，刘泽清奉命驰援，半道降清，后因反复而被清廷诛杀。刘良佐亦降，后随清军南下，与黄得功交战，并亲自擒获弘光帝献清。

甲申之变后，南方尚存的军事力量仍不容小觑，其中当属武昌的左良玉部最强，其次便为四镇中的黄杰部、黄得功部。弘光朝廷的本意，自是想凭借左良玉防范四川的大西军和西北的大顺军，由四镇抵御北方的满清。退可固守江南半壁，进可图谋收复中原。然而无论是上游的左良玉，还是江北的四镇将领，为私利相互攻讦，不仅没能成为重整山河的有效力量，反倒因为频繁内耗，加速了弘光朝廷的灭亡。

联虏平寇之策

在面对满清与农民军的问题上，弘光朝廷错误判断了满清的战略意图，采取“联虏平寇”策略，妄图与清廷议和，借清军之手剿灭农民军。在听闻吴三桂在山海关大败李自成时，南京举朝上下一片欢腾。以为这是吴三桂借虏平贼，光复社稷之功。朱由崧迫不及待的向吴三桂下诏：“封关门总兵平西伯吴三桂为蓟国公，给诰券、禄米，发银五万两、漕米十万石，差官赍送”。殊不知，吴三桂早已降清，推辞不受。

满清自关外少数民族起家，八旗军虽骁勇善战但规模极其有限，趁乱入关后，面对庞大的占领区，统治难度和军事难度已今非昔比。因此清军在占领北京后，着重经营北京，巩固战果。军事上主要在西向追剿李自成。因对南明底细尚未明朗，为避免两线作战，多尔衮对弘光朝廷同样采取了“绥靖”之策。这让对满清抱有和平幻想的南明朝廷十分高兴，于是立刻组建了一支豪华使团北上议和。使团出发前，朱由崧还沉浸在与满清划江而治，互不侵犯的美梦中，“命会同府部等官从长酌议。或言:‘以两准为界。’高辅弘图日：‘山东百二山河决不可弃，必不得已，当界河间耳。马辅士英曰：‘彼主尚幼，与皇上为叔侄可也。’”可怜高弘图妄凭口舌争寸土，而马士英只能在伦理辈序上挽回点“天朝”颜面。

不久后，弘光帝升左懋第为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与左都督陈弘范、太仆寺卿马绍愉出使北京。甲申年十月，使团抵达北京。而此时，清廷已迁都北京，北方初定，对李自成的作战也屡战屡胜，清军具备抽身南下的条件。因此清廷便撕下议和的伪装，对使团大加凌辱。待使团计划返回南京时，左懋第等人被扣押，只有暗中降清的陈弘范只身返回。

弘光元年，清军已渡淮进逼长江。此时左良玉自武昌起兵，大理少卿姚思孝，御史乔可聘等人上书请求无撤江北兵，亟守淮、扬。首辅马士英厉声叱曰：“若辈东林，犹藉口防江，欲纵左逆入犯耶？北兵至，犹可议款。左逆至，则若辈高官，我君臣独死耳！”。又言“宁可君臣皆死于清，不可死于左良玉手”。可见，直至此刻，弘光朝廷仍然抱有与清廷议和的幻想，亦可见，阁臣对党争之患远甚于国家危难。南京城破，多尔衮再次劝降滞留北京的左懋第等人，左懋第大骂不从，终遭杀害，随员皆从死。死前有绝命诗：

峡坼巢封归路回，片云南下意如何。

寸丹冷魄消将尽，荡作寒烟总不磨！

“攘外先安内”，弘光朝廷的“借虏平寇”策略，使南明坐守江南，错失良机，将山东、河南、河北等大片土地拱手让人，导致清军南下畅通无阻。或许，熟读经典的阁臣们，以为此举是效仿肃宗借回纥之兵以定安史之乱，到头来，确类西晋迁五胡而致乱华。

甲申年末的南京城，似乎没有什么不同。宫墙之内，皇帝日夜笙歌，参加选秀的女眷们出入宫门，络绎不绝。宫墙之外，达官显贵钟鼓馔玉，秦淮河上楼船画舫，莺歌燕语，文人墨客挥笔洒墨，一片“盛世的景象”。南宋诗人林升在临安提笔写下的一首七绝，十分贴切此时的江南境况：

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

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

左镇之变与南京陷落

北来太子案

弘光朝廷治下的南京，一年内先后发生了三大奇案。在“太子案”爆发之前，已先有“大悲案”和“童妃案”，这不禁让人想到万历-天启朝的三大案，果是国衰多怪案。大悲案前文已述，童妃案则直指朱由崧本人，对其福王世子身世提出质疑，有学者认为这是东林党、复社对弘光帝极其党羽的一次还击。但这两案对弘光朝局所带来的恶劣影响，与“太子案”相比则相形见绌。

甲申年末至乙酉年初，下落不明的崇祯太子朱慈烺先后在满清统治下的北京和南明统治的下南京现身，而南北太子又都被当局认定为假，北太子被清廷诛杀，南太子则被弘光软禁，只至南京城破后也死于清廷之手。据明清史大师孟森的考证，认定北太子为真，南太子为伪。因各种史料记载均有不同，关于南北太子真伪问题在此不做详细说明，而是直接采用孟森先生的结论。崇祯殉国后，朱慈烺便成为了天下正统之所在，也是反清势力的一面重要旗帜。因此，清廷对“北太子”指真为伪，加以戕害，根除兴绝继灭的可能性。而“南太子”虽为伪，但太子的身份却对已继位的福王一脉法统造成了重大的冲击，因此也被别有用心者大加利用，指伪为真，成为与弘光帝及其定策勋臣间的党争工具。南京城破后，多铎将“南太子”释放出狱，并言“此真太子也”，指责朱由崧的其中一项罪行便是僭居皇位。不过援引此例，反倒更能证明南太子为伪。多铎此举，其目的不过是为了打击弘光政权的合法性，安抚江南各地高涨的抵抗情绪，同时也是对清廷在北京诛杀真太子恶行的掩饰。

宁南侯左良玉起自东林党人侯恂，马、阮在朝同党人互争，担心其为东林党依靠，因此表面讨好，实则对其处处提防。“太子案”发后，左良玉以“清君侧”名义，传檄讨马士英，称“本藩奉太子密旨，率师赴救”。率师向南京进发。四月，行至九江，左良玉病重而卒。其子左梦庚继续率部西进，弘光帝急召史可法驰援，史可法抵达前，左部已在铜陵为黄得功所败。左镇之变虽未能成功，但其却对风雨飘摇的南明朝廷造成极大影响。

一是左部在左良玉身死、左梦庚败退时，武昌已失，失去退路的左梦庚率部向清军投降，南明彻底失去了上游的屏障和最强大的一支武备力量。二是史可法和四镇移师西守，导致江北的防务空虚。清军得以趁虚而入，一时间，江北各地纷纷沦陷。至四月，泗州、盱眙失守，丙寅（十四日），清军渡淮，史可法退保扬州，“檄各镇援兵，无一至者”。（史料中还记载了次日的另一件小事，让笔者哭笑不得，特此记录。丁卯，（帝）选淑女于元晖殿。）

史可法殉节与扬州惨案

十九日，明将许定国引王多铎师至扬州，扬州被清水陆各军重围。史可法统率军民，坚守孤城。四月二十一日，明总兵李栖凤、监军副使高岐凤拔营出降，形势更为危急。史可法等坚守至四月二十五日，终因弹尽粮绝，被清兵攻破。史可法自刎不果而被俘。在多铎百般的诱降时，史可法斩钉截铁地说道：“城存与存，城亡与亡。我头可断，而态不可屈”，殉节身死。

清军占领扬州后，纵兵屠掠。史可法幕僚王秀楚亲历扬州惨剧，并将经历记录在《扬州十日记》中，使得这场暴行得以为后人所知。笔者翻阅此记，字字含泪，句句滴血，不忍猝读。然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特将事略摘录如下：

二十六日……数十人如驱犬羊，稍不前，即加捶挞，或即杀之；诸妇女长索系颈，累累如贯珠，一步一蹶，遍身泥土；满地皆婴儿，或衬马蹄，或藉人足，肝脑涂地，泣声盈野。行过一沟一池，堆尸贮积，手足相枕，血入水碧赭，化为五色，塘为之平……

二十七日……魂少定而杀声逼至，刀环响处，怆呼乱起，齐声乞命者或数十人或百馀人；遇一卒至，南人不论多寡，皆垂首匐伏，引颈受刃，无一敢逃者；至于纷纷子女，百口交啼，哀鸣动地，更无论矣！日向午，杀掠愈甚，积尸愈多，耳所难闻，目不忍视……

二十八日……所掳一少妇一幼女一小儿，小儿呼母索食，卒怒一击，脑裂而死，复挟妇与女去……

初二日，传府道州县已置官吏，执安民牌遍谕百姓，毋得惊惧。又谕各寺院僧人焚化积尸；而寺院中藏匿妇女亦复不少，亦有惊饿死者，查焚尸簿载其数，前後约计八十万馀，其落井投河，闭户自焚，及深入自缢者不与焉……

初三日，出示放赈……其往来负戴者俱焦头烂额，断臂折胫，刀痕遍体，血渍成块……夺米之际，虽至亲知交不顾，强者往而复返，弱者竟日不得升斗。

初四日，天始霁，道路积尸既经积雨暴涨，而青皮如蒙鼓，血肉内溃。秽臭逼人，复经日炙，其气愈甚，前後左右，处处焚灼，室中氤氲，结成如雾，腥闻百里……

初五日，幽僻之人始悄悄走出，每相遇，各泪下不能作一语……忆予初被难时，兄弟嫂侄妇子亲共八人，今仅存三人，其内外姨又不复论。计扬之人如予之家水知凡几？

后闰六月，明降将李成栋攻嘉定，三屠。

后八月，江阴固守八十一日后陷，清军再屠。

【附】《江阴城守纪》事略

二十一日，城陷。江阴典史阎应元顾谓从者曰：为我谢百姓，吾报国事毕矣。自拔短刀，刺胸血出，即投前湖中。义民陆正先欲从水中扯起，适刘良佐遣兵来擒，言与有旧，必欲生致；卒见发浮水面，出而缚之。良佐踞坐干明佛殿，见应元至，跃起，两手拍应元肩而哭。应元曰：何哭！事至此，只有一死，速杀我！骂不绝口，遂遇害。

二十二日，屠城。四民骈首就死，咸以先死为幸，无一人顺从者。下令从东门出者不禁，又下令十三岁以下童子不杀，男女老少赴水、蹈火、自刎、投缳者不能悉记。内外城河、泮河、孙郎中池、玉带河、涌塔庵河、里教场河处处填满，迭尸数重，投四眼井者二百余人。

二十三日，止杀。满城杀尽，然后封刀。午后，出榜安民。城中所存无几，躲在寺观塔上隐僻处及僧印白等，共计大小五十三人。

是役，守城八十一日，城内死者九万七千余人，城外死者七万五千余人。

南京陷落

江南守将也在密切关注着北岸扬州的战况。五月八日，清军陈兵瓜州，准备渡江，总兵郑鸿逵、郑彩率水师御之。九日，清兵开闸放行，二郑兵见之，各扬帆东遁。江南之师，一时皆溃，卸甲鼠窜。二郑逃遁过程为计六奇亲眼目睹，他在《明季南略》中回忆道：“是日，郑鸿逵兵过石幢。予往东观之，水陆拥挤疾行，自北而南，凡三昼夜。或云六万人。呜呼！虽多亦奚以为！”二郑手握重兵，却只图避战自保，终南明一朝，此类情状比比皆是。

五月十四日，多铎兵临南京城下，忻城伯赵之龙开城纳降。而早在清军开始渡江次日晚，弘光帝便在众人不知的情况下逃出南京。出逃前，弘光帝“集梨园子弟杂坐酣饮。漏二鼓，内官数十人跨马出通济门，赞周从之，文武百官无知者；宫娥、女优杂沓西华门外。”行至太平，刘孔昭闭城不纳，乃奔坂子矶黄得功营。黄得功卫主身陨后，弘光帝一行为追击的叛将刘良佐所执，押赴南京。同年六月，避祸于杭州的潞王朱常淓被推举为监国，不久后为陈洪范说服举城而降。至此，立国不满一载的南明弘光政权宣告灭亡。

英雄末路—大顺政权的覆亡

转战江南

在杭州开城投降之际，上游一场突如其来的意外再次改变了天下的格局。让我们把视线重新拉回到甲申年。山海关大败后，李自成仓皇撤离北京，由井陉退往太原，沿途布置了山西各处防务，本人则在六月初回到陕西。清军则兵分两路，紧追其后。北路由英王阿济格和降将吴三桂统帅，由塞外迂回南下,绕道土默特(今呼和浩特)、鄂尔多斯(今伊克昭盟地区)诸部，拆而南下,包围榆林,遇到高一功的奋力抵抗,遂采用尚可喜的献计,分兵越过米脂、绥德,围攻延安。驻扎在晋西北保德一带的唐通,投降清朝,引清兵自黄甫川渡过黄河,与路经绥德的南下清兵会合。李过守延安,兵少粮缺,苦守二十日,率数百精骑突围,与高一功合兵一处。东路在豫王多铎、降将孔有德的指挥下，在十二月中旬由孟津渡过黄河,经洛阳、陕州、灵宝,于二十二日距关二十里外扎营，相拒于潼关。然而此时延安失陷，西安北面已无兵防守,潼关的军事价值已丧失。于是李自成和刘宗敏突然从潼关撤退,奔回西安,紧接着仓皇放弃西安,战局急转直下。

弘光元年（1645)正月，在清军两路重兵的夹击下，李自成决定跳出包围，辗转蓝田、商洛、邓州等地，向南进发。三月下旬，李自成率领十三万大顺军抵达襄阳。李自成在襄阳、承天、荆州，以及德安四府设有七万精锐守御。为图东山再起，他整顿军马，号称二十万众，准备顺江东下，“声言欲取南京”。李自成仓皇退出西安时，两北高一功、李过从榆林一带撤退的部队并未随行。两部另行组成一支十万人的大军,奔往汉中,企图进入湖广与李自成会师。但据守郧阳和均州的王光恩兄弟是大顺军的宿敌,没法通过,于是高、李部由汉中和安康之间往南越过大巴山,进入四川,取道东乡(今宣汉县)、新宁(今开江县)、夔州等地,到达鄂西。这支部队过了长江,到达湖北松滋和湖南常德时,李自成已经牺牲,没有机会会师,对李自成在下游的败亡没起到援救作用。而这支由高、李二人领导，在清军追击中得以保全的农民军精锐，在未来十几年中，将成为南明抵抗满清的一把利刃，按下不提。

李自成之死

李自成进逼东南，镇守武昌的左良玉深受威胁，在留守荆襄生力军的支援下，大顺军队成功击溃南明左良玉所部。而此时南京满城风雨的“太子案”，正好给了左良玉避其锋芒的借口，于是左良玉主动放弃武昌，以“清君侧”的名义兵出南京。大顺军顺利进占武昌，“屯五十余日”，并“改江夏为瑞符县”，得以喘息。但好景不长，阿济格大军旋即而至。大顺军一触即溃，继续沿江逃窜，在富池口与清军交战中，李自成的左膀右臂—权将军刘宗敏、军师宋献策被俘杀，损失惨重。而在此之前，丞相牛金星已在难逃途中弃他而去。李自成率残部继续奔走，行至通山九宫山，亲率随行二十余人为前哨，遭遇地方农民袭击身亡。而在其身后不远，尚有大顺军残部数万。时为弘光元年乙酉五月初二日，旬月间，南京城陷。

关于李自成身亡之地、身亡之日一直以来是史学界的一桩公案，本文则采用姚雪垠先生的结论，对考证过程不做赘述。不过毫无争议的是，李自成之死确是个“黑天鹅”事件。李自成部虽一路败退，但仍聚众数万，且高、李部几无折损，实力强劲，如能顺利合兵，则后事仍未可知。而李自成身为皇帝和三军统帅，亲身犯险以致意外被杀，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已是这支疲师所不能承受的。由于未提前择定接班人，李自成身后权柄实际由留在高、李部中的皇后高氏手中。而大顺余部在当时四面皆敌，处境万分困难,且与“胡人”绝难两立。要抗清就得联明，不久后，高氏便取消大顺国号,奉南明朝廷为正朔。至此，大顺政权正式宣告灭亡。

另有一种争议则认为，李自成并未身死，而是远遁山林，出家避祸。关于驳斥此种传言的论证同样很多，与之类似的传言，同样发生在史可法的身上。而他们的共同点，是其俨然成为拥护者们的一种图腾和文化符号。如史可法，作为弘光朝廷的擎天一柱，无论在中枢、文人士族中或民间均有着巨大的威望，具有无与伦比的政治号召力，所以他本人也就成为了抗清运动的一个符号。清廷在入关前已重用范文程、洪承畴，入关后启用冯铨等一众故明重臣，其政治目的同样不言而喻。故而在清军南下时，多尔衮多次致书史可法劝降，均被史可法严词拒绝。扬州殉节后，多铎虽对百姓极尽残暴之事，却也不得不惺惺作态，对史可法的忠义大加赞扬，并在南京为其修筑祠堂，用于笼络人心。其后，在江南各地，仍有不少人以“史督师”“史阁部”的名义举兵抗清，只至今日，仍备受推崇。以此推论，对于李自成，真死也好，假死也罢。但自李自成名号消失的那一刻起，这个以其为核心的农民军政权就注定要湮灭在历史的烟尘中。

【1645年6月全国形势】

1645年，甲申之变仅一年之后，天下格局再次发生巨变。大顺政权自北京一路溃败，随李自成身死而国除。张献忠率大西军割据川地，在甲申年末正式建国称帝。这两支农民军在不久的将来还有属于自己的舞台。南明弘光政权昙花一现，满清铁骑饮马长江。但两广、云贵、福建全境，湖广、江西、浙江、四川大部仍在南明掌控之下。弘光覆亡后，在南京城外东遁的总兵郑鸿逵与其兄南安伯郑芝龙、故礼部尚书黄道周等人迎唐王朱聿键于福州称帝，是为隆武帝，故兵部尚书张国维与钱肃乐、张煌言等人迎鲁王朱以海于绍兴监国，再续南明国祚。山河破碎，从不乏前赴后继投入反清事业的仁人志士，可每每又功败垂成，此种曲折，又是另外故事了。

渔樵同话旧繁华，短梦寥寥记不差。
曾根红笺衔燕子，偏怜素扇染桃花。
笙歌西第留何客，烟雨南朝换几家。
传得伤心临去语，年年寒食哭天涯。

孔尚任：《桃花扇》（节选）

来源：吕布举孝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