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13年深秋退休返沪的我，我站在老宅的阳台上，看着里弄里的人来人往，和当年我去新疆支边走的时候时一模一样。我摸着五斗柜上那个漆皮斑驳的军用水壶，打开抽屉七颗玻璃弹珠在台灯下泛着温润的光。外孙女突然指着电视喊："阿婆快看！新疆棉花田！"转过头，看见在电视剧屏幕

2013年深秋退休返沪的我，我站在老宅的阳台上，看着里弄里的人来人往，和当年我去新疆支边走的时候时一模一样。我摸着五斗柜上那个漆皮斑驳的军用水壶，打开抽屉七颗玻璃弹珠在台灯下泛着温润的光。外孙女突然指着电视喊："阿婆快看！新疆棉花田！"转过头，看见在电视剧屏幕里银白的棉桃浪潮中，思绪一下回到了几十年前，恍惚又看见周家明瘫在红柳丛里哭肿的眼睛。

1965年那个梅雨天，母亲连夜蹬缝纫机的嗒嗒声比雨点还急。我蜷在阁楼竹席上，听着楼下裁缝铺传来几声咳嗽，那一年肺痨把阿爸留在弄堂口的梧桐树下，没等到我在兵团得到奖状的那一天。

月台上“支援边疆建设”的红横幅被雨浇得发蔫，包袱里有母亲连夜为我赶制出来一件碎花衬衫。她矮小的身子在送行人群里一沉一浮，手里挥舞的铝饭盒突然"咣当"掉在铁轨上。我想冲下去捡，却被带队指导员老马拎小鸡似的拽回车厢。后来才知，饭盒里装着几块城隍庙买的梨膏糖。

火车汽笛响起时，我们这群十七八岁的姑娘们，突然扯着嗓子唱"蓝蓝的天上白云飘"，可没唱两句全成了抽泣。我的手插在衣服口袋里，一把玻璃弹珠被汗浸得滑溜溜的——那是弟弟赢来的"战利品"，他塞给我时还带着体温。

当西去列车开了几个昼夜时，周家明用上海话嘀咕"哪能比黄浦江还要长"，我们才真正明白地理课本上的"辽阔"。吐鲁番盆地的热风卷着沙砾扑进车窗时，苏州河边长大的姑娘林小妹爬到车窗上看戈壁滩的风景，碎花裙子被车厢上的杂物撕了个口子，她拿出针线包，边补边哭那年头的确良布料金贵得很。

兵团驻地比想象中还荒。所谓的宿舍就是一个个地窝子，是在沙土坡上挖个坑，铺层树枝盖上芦苇席垫上土是屋顶。半夜外面传来野狼的嚎，宝山来的王秀芹拿起搪瓷脸盆拼命敲，她辫梢系着出发前未婚夫送的红头绳。

我的第一把坎土曼比弟弟还高，从未干过力气活的我，一把挖下去虎口就被磨破了。上海牌手表在风沙里罢工那天，周家明抹着眼泪说："早晓得应该带块怀表。"这个曾经在南京路永安百货擦玻璃的"小开"，手掌上全都是血泡。

1968年冬至那天，我和林小妹靠在地窝子角落车，在土炉子上烤土豆，她说想吃城隍庙的小笼包。半夜刮起了白毛风，她突然烧得像块火炭，卫生员老张背着药箱检查后，急得直跺脚："需要青霉素，可是没有了怎么办啊！"

指导员老马知道后，带着两个小伙子冲进白毛风时往团部方向走时，地窝子外面的雪有半米深。小赵把药箱贴身捆在背上，这个总把馒头让给女同志的山东兵，回来时军大衣上都是冰碴子，脚趾头的冻坏了一个。林小妹活下来了，可她一看到下雪，就会想起小赵军大衣上的冰碴子。

1972年春，周家明在试验田里鬼哭狼嚎："出苗了！我们开垦的这片盐碱地出苗了！"我们十几个姑娘连滚带爬冲到田埂边，看见嫩绿的棉苗从龟裂的土缝里钻出来，活像弟弟作文里写的"春天的睫毛"。

那天炊事班老刘头难得没往玉米糊里掺沙枣面，还给每人发了半个烤土豆。北京知青李建国掏出口琴吹《南泥湾》，荒腔走板的调子惹得老马直抹眼泪。

返城潮来的时候，老马蹲在支边青年种的白杨林边抽了一宿莫合烟。周家明走的那天，把他擦得锃亮的坎土曼埋在了试验田边上，还立了一块青石板，上面用红色油漆写着“1972年春，盐碱地第一次出苗”。我没敢送他——当年月台上那个哭鼻子的"小开"，如今背着褪色的军用书包，背影已经开始佝偻。

兵团改制时，我和留在新疆的姐妹们，站在即将拆除的土坯房前，记忆回到了30年前，那一幕幕往事仿佛发生在昨天。恍恍惚惚中看见，那些离开还有长眠在地下的，曾经的伙伴们还是以前的样子。

去年开春，周家明的孙子去了趟当年爷爷生活过的地方，带回来白杨林的照片，那些我们亲手栽的树苗，如今枝干虬结如龙，嫩绿的叶子在风里沙沙响，恍惚像是当年姑娘们的碎花裙子的裙摆。

窗外的梧桐叶又黄了，弄堂里飘来糖炒栗子的焦香。我摸着玻璃弹珠上细密的划痕，忽然想起那年暴风雪夜，小赵的棉鞋破洞里露出的旧袜子——上面有林小妹用红头绳给他缝的补丁。

电视机里开始播新疆棉采收的新闻，外孙女忽然问："阿婆，支边苦不苦啊？"我望着浦江对岸的霓虹灯，仿佛听见五十年前的地窝子传来此起彼伏的《草原之夜》。七颗弹珠在掌心轻轻碰撞，叮咚声里混着塔克拉玛干永恒的风声。

来源：酒哥打酱油